读明清汤显祖传

一

汤显祖友人屠隆曾为《玉茗堂文集》作序一篇，内有对汤显祖生平的叙述。屠隆，字长卿、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屠隆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比汤显祖年长八岁。《玉茗堂文集》刊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前此一年，屠隆已经逝世。屠隆的这一段文字，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汤显祖小传。其文云：

义仍气节孤峻，由祠部郎抗疏谪南海尉。间关炎徼，涉瘴江，触蛮雾。访子瞻遗迹惠州，寻葛仙翁丹砂朱明洞馆。洒焉自适，忘其谪居。久之，转平昌邑令。邑在万山中，人境僻绝，土风淳美。君乐而安之。为治简易，大得民和。惟日进邑中青衿孝秀，程艺谭道，下上千古，假以练养神明，湛寂灵府。令德日新，而诗道亦且日进。登峰诣极，是天之所以陶冶义仍斯完矣。^注28

屠隆此序文未及汤显祖遂昌之后的生活，估计写作时间比较早。在屠隆之后所出现的汤显祖传记，在记叙汤氏在徐闻、遂昌的行迹时，大都曾参照屠隆的文字。但屠隆此文中的某些内容，后人却很少言及。如所述“访子瞻遗迹惠州，寻葛仙翁丹砂朱明洞馆”之类。

最先为汤显祖专文作传的，是汤氏的同时人邹迪光。迪光字彦吉，号愚谷，无锡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副使，提学湖广。罢官家居后，于无锡惠山之麓筑愚公谷，以度曲自娱。著有《郁仪楼集》《调象庵集》《石语斋集》等。

万历三十六年（1608），邹迪光致函汤显祖，为其文集《调象庵集》求序，函云：

谭者类言，词林百六，诗文道表，牛耳寝微。愚谓：鸷累百不如一鹗，世有义仍，则余可废，乌在其道表也！……义仍既肆力于文，又以其绪余为传奇，丹青栩栩，高出胜国人士，所为《紫箫》《还魂》诸本，不佞率令童子习之，亦因是以见神情，想丰度。诸童搬演曲折，洗去格套，羌亦不俗，义仍有意乎？鄱阳一苇直抵梁溪，公为我浮白，我为公征歌命舞，何如，何如？……而又有所乞：《郁仪》之后，复得《调象》。总之，瓦砾而欲借珠玉为饰以涂天下，不珠玉损而瓦砾受光，此是公家一饶益人事。^注29

汤显祖为其《调象庵集》作序，其中云：“嗟夫！有高才而鲜贵仕，其与能靖者与？折节抵巇，非公所习，则其郁触喷迸而杂出于诗歌文记之间，虽谈世十一，谭趣十九，而终焉英英沄沄，有所不能忘者，盖其情也。……噫而风飞，怒而河奔。世能厄之于彼，而不能不纵之于此。”^注30言语间表示出浓厚的惺惺相惜之意。

邹迪光收到汤公之序文后，即付剞劂，刊于《调象庵稿》卷首。同时复函显祖致谢，附函致上《汤义仍先生传》，云：“小传唐突，无亦众比丘之赞叹如来耳。”^注31

收到邹氏此传，汤显祖致函称谢：

与明公无半面，乃为不佞弟作传，至勤论赞，反复开辨，曲折顾护，若惟恐鄙薄之不传而疵颣之不洗。始而欣然，继之咽泣。弟何修而得此与鸿钜也！汉人未有生而传者，唐有之，次者《种树传》最显，技微而义大。韩、柳二公因而张之，为世著教。弟之阅人不如承福，通物不如橐驼，雅从文行通人游，终以孤介迂蹇，违于大方。槁朽待尽，而明公采菲集榛，收为莞藻。百世珉璆，岂在今日。^注32

汤显祖此后在致友人汤宾尹（号霍林）函中亦言及此事：“邹愚公未有半面，而以所闻为传以寄，感勒良深，奉览。弟未敢当此也。弟更当累积功行，为异日大笔里子。临风喟然。”^注33由以上通信中可以看出，汤、邹二氏虽“未有半面”之晤，却神交已久。邹氏为汤氏所作的传，亦已得到汤显祖的认可。

从经眼的明清两代所有汤显祖传世传记中，邹迪光的《汤义仍先生传》最为具体全面。此传记录了汤显祖的身世、行迹的许多信息，主要有如下数项。一、汤显祖“生而颖异不群”，五岁能属对，十三岁补邑弟子员，“已能为古文词”，且已遍读五经及诸史百家、汲冢《连山》诸书。庚午（1570，二十一岁）中举，“彼其时于古文词而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故而“名蔽天壤，海内人以得见汤义仍为幸”。二、参加会试，江陵公（张居正）曾两度属人来结纳并“啖以巍甲”，均不应。他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于是“名益鹊起”。张居正死后，乃中进士。三，时相蒲州（张四维）、苏州（申时行）想结纳显祖，以“酬以选”为诱，“而公率不应，安如其所以拒江陵时者”。后在南京任太常博士期间，有师友劝其“通政府”，可谋上京入吏部为官，“而公亦不应，安如其所以拒馆选时者”。于是转任南祠部郎。四，因上疏论辅臣科臣，而“谪粤之徐闻尉”。“居久之，转遂昌令”，因施行仁政，“用得民和”，“一时醇吏之声为两浙冠”。嗣因厌烦官场恶习，“又以矿税事多所盭”，遂于计偕之日，向吏部毅然“告归”。后于辛丑（1601）大计时被免职。五，居家贫困，有人劝其“请托”，他说：“吾不能以面皮口舌博钱刀，为所不知何人计。”尝指床上书示人，而曰：“有此不贫矣。”朝夕与古人居，评骘人物，“雌黄上下，不遗余力，千载如对”；与乡之人居，“则于于逌逌，屏城府，去崖略，黜形骸，而一饮之以醇”。对于年老父母，“以一人而兼兄弟五人以事其亲，故两尊人老而致足乐”。又喜任侠，“急人之难甚于己”。六，关于创作成就，“于诗文无所不比拟，而尤精西京、六朝、青莲、少陵氏。然为西京而非西京，为六朝而非六朝，为青莲、少陵而非青莲、少陵。……不可以为物类求，不可以人间语论矣”。“公又以其绪余为传奇，若《紫箫》《二梦》《还魂》诸剧，实驾元人而上。每谱一曲，令小吏当歌，而自为之和，声振寥廓，识者谓神仙中人云”。

邹迪光于此传之最后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称赞汤显祖是一位全才：

世言才士无学，故戴逵、王弼之不为徐广、殷亮，而公有其学矣；又言学士无才，故士安、康成之不为机、云，而公有其才矣；又言文人学士无用亦无行，而公为邑吏有声，志操完洁，洗濯束服，有用与行矣。公盖其全哉！^注34

邹迪光所作的汤显祖传，篇幅最长，内容最全。沈际飞编《玉茗堂选集》，即以此传置于卷首。后来的传记，大都采用邹氏文章中的一部分。略晚于邹迪光的过庭训，于《本朝京省人物考》卷六十一有《汤显祖传》，可以看做是邹迪光传记的简本，内容无出于邹传之外，却也面面俱到，只是文字只有邹传的四分之一。过庭训，字尔韬，号成山，浙江平湖人。万历甲辰（1604）进士。《本朝京省人物考》刊于天启二年（1622）。

清初查继佐《罪惟录》卷十八有《汤显祖传》，文字更为简略，只有过庭训所作传的一半。因文字不长，兹录于下：

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江西临川人。万历丁丑会试，江陵以其才，一再啖巍甲，不应。癸未成进士。时同门中式蒲州、苏州两相公子，啖以馆选，复不应。自请南博士。览胜寄毫末。转南礼部郎，以建言谪徐闻尉。久之，令遂昌。哺乳其民；日进儒生，论贯古义。性简易，不能睨长吏颜色。入计，辄告部堂归，留不得。抚按复荐起，不赴。忌者犹于辛丑大计夺其官。筑小室藏其书史，尝指客：“有此不贫矣。”喜任侠，好急人。博洽，尤耽汉、魏、《文选》。以其余绪为传奇。每制一令，使小史歌之，和不工，沨沨乐也。以不慕东林，终身宦不达。^注35

查继佐，字伊璜，号方舟，又号与斋，浙江海宁人。崇祯癸酉（1633）举人。《罪惟录》中的这一篇《汤显祖传》，文字简洁而内容全面，是一篇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介绍。其内容虽并未超出邹氏汤先生传，但其文末“论”语却自出机杼：

论曰：海若为文，大率工于纤丽，无关实务，然其遣思入神，往往破古。相传谱四剧时，坐舆中谒客，得一奇句，辄下舆索市廛秃笔，书片楮，黏舆顶盖，数步一书，不自知其劳也。余评其所为《牡丹亭》一词，谓慧精而稍不择。海若初见徐山阴《四声猿》，谩骂“此牛有千夫之力”，遂为之作传。^注36

这里记录了汤显祖作戏曲史的一则传闻，颇为生动。而所论之徐渭事，原见明末王思任之《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王《叙》云：

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妒语，大觉心。而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注37

徐渭读汤显祖早期诗集时对汤诗的评语，查《传》此处却作为汤显祖读徐渭《四声猿》后的极致之语。未知孰是。但此两位文坛巨匠之相互推重，确是文学史上的美谈。徐渭比汤显祖年长二十九岁，但他对汤显祖的诗风十分赏识。他曾仿汤显祖《芳树》诗的写作方法而作《渔乐图》古诗一首，自注云：“都不证创于谁，近见汤君显祖，慕而学之。”^注38徐渭读了汤显祖的《问棘邮草》诗集后，即作《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海若）》七律一首，予以盛评^注39。还曾写信致显祖，托人带到临川。信中说：“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尝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问棘》之外，别物多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注40徐渭对汤显祖的文艺创作一直有影响，而汤显祖对徐渭的感怀，亦终生未忘。晚年家居时，汤氏还曾函寄山阴知县余瑶圃，嘱咐他关照徐渭后人：“徐天池后必零落，门下弦歌清暇，倘一问之，林下人闲心及此，不尽。”^注41

二

与邹迪光《汤义仍先生传》大异其趣的是《明史》的《汤显祖传》。《明史》之汤传一共只有五百多字，其中引述汤氏《论辅臣科臣疏》内容即有三百多字。可以说，《明史》汤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汤氏的这一篇疏。《明史》传介绍汤氏生平的却只有二百多字如下：

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少善属文，有时名。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汤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显祖上言曰：……帝怒，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李维桢为监司，力争不得，竟夺官。家居二十年卒。显祖意气慷慨，善李仕龙、李三才、梅国桢，后皆通显有建竖，而显祖蹭蹬穷老。三才督漕淮上，遣书迎之，谢不往。

《明史》汤传与邹迪光汤传，详略不同，邹文数千言，《明史》只五百字，不惟篇幅大异，且其着力点更不同。关于汤显祖上疏言政，邹文中只有一句话：“谓两政府进私人而塞言者路，抗疏论之，谪粤之徐闻尉。”而《明史》文中洋洋数百字。而邹文中赞赏显祖文学创作，特别是赞显祖戏曲成就之类，《明史》中则只字未提。可见两者志趣之不同。

若将《明史》汤传与查继佐相对照，其相同处是文字均极其简略。但相异处亦是明显的。查文言汤氏上疏，只几个字：“以建言谪徐闻尉。”而对于汤氏之个性及文学、戏曲创作，则均一一言及。查文最后记录汤氏作四剧时的传闻，则多不惜笔墨而深入细节之处。

《明史》汤显祖传的文字与万斯同著《明史稿》的汤显祖传则如出一辙。所言内容的详略安排一致无异，有多处文字完全相同。万斯同的汤传亦是大量抄录汤显祖《论辅臣科臣疏》的文字。万氏亦基本不谈汤显祖的文艺成就，不过不像《明史》只字不谈如此极端，而只是略下几笔。其一曰：“显祖一发不中，蹭蹬穷老。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俯仰啸歌，萧然意得。”其又一曰：“（显祖）少以文章自命。其论古文，则谓本朝以宋濂为宗，李梦阳、王世贞辈，虽气力强弱不同，等赝文尔。识者韪之。”这里话虽不多，却能生动地写出汤显祖的特色。不过万斯同的汤传中，无一字言及戏曲创作。可见，在当时，戏曲小道仍是不入史家的巨眼的。

由于王廷玉等人修纂《明史》，大抵是在万斯同《明史稿》的基础上减损而成，《明史》的汤显祖传，亦基本上是抄录万斯同的汤显祖传。只是将万氏的几句有关汤氏文事的生动描叙删去了，颇为可惜。

三

万斯同笔下的汤显祖文事，应是由钱谦益的《汤遂昌显祖小传》中得来。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他是明末清初影响极大的著名文士。他所编撰的《历朝诗集》，选录了明朝二百余年间约两千个诗人的代表作，并为他们一一作传。后人根据《列朝诗集》中小传辑成《列朝诗集小传》一书。由于钱谦益是将笔下人物作为诗人来介绍的，因而他所作的“小传”，着意最多的，自然是对他们的文学成就的评述。钱氏的《汤遂昌显祖小传》亦是如此。此“小传”中有关汤显祖的生平，与前人所诉大略相似，只是笔下增加了一些细节描写，使文字更具文学性。此“小传”对于汤显祖辞官归家后的生活以及对汤氏文学（特别是诗歌）生涯的描述最有独到之处。其曰：

义仍一发不中，穷老蹭蹬。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道甫开府淮上，念其穷，遗书相迓，义仍谢曰：“身与公等比肩事主，老而为客，所不能也。”为郎时，击排执政，祸且不测，诒书友人曰：“乘兴偶发一疏，不知当事何以处我？”晚年师盱江而友紫柏，翛然有度世之志。胸中魁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四梦”之书，虽复流连风怀，感激物态，要于洗荡情尘，销归空有，则义仍之存略可见矣。尝谓：“我朝文字，以宋学士为宗，李梦阳至琅玡，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膺文尔。”……自王、李之兴，百有余岁，义仍当雾雺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驳。归太仆之后，一人而已。义仍少熟《文选》，中攻声律，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尝自叙其诗三变而力穷。又尝以其文寓余，以谓：“不蕲其知吾之所已就，而蕲其知吾之所未就也。”于诗曰变而力穷，于文曰知所未就。义仍之通怀嗜学，不自以为能事如此。而世但赏其词曲而已。不能知其所已就，而又安能知其所未就，可不为三叹哉!

万斯同所言显祖晚年“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以及所言显祖论古文“本朝以宋濂为宗”云云，实均先见于钱谦益的“小传”。

谦益小传中提到汤显祖“尝以文寓余”。汤显祖曾让许子洽将其古文集携归，而请钱谦益作序。汤显祖曾对许子洽说：“吾少学为文，已知訾謷王、李，搰搰然骈枝俪叶，从事于六朝，久而厌之，是亦王、李之朋徒耳。泛滥词曲，荡涤放志者数年，始读乡先正之书，有志于曾、王之学，而吾年已往，学之而未就也。子归以吾文眎受之，不蕲其知吾之所就，而蕲其知吾所未就也。知吾之所就，所谓王、李之朋徒耳；知吾之所未就，精思而深造之。古文之道，其有兴乎?”^注42显祖的话，是说自己学习古文，由厌王（世贞）、李（攀龙）转而学“乡先正”曾（巩）、王（安石）。这也就是钱“小传”中所说的，汤显祖四十以后，“文变而之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汤显祖试图通过学曾、王，使自己的文章达到“精思而深造”的境界。汤显然很谦虚地说，这是自己向往而未及的境界，即“吾之所未就”境界。所以钱谦益在“小传”中称赞他：“于诗曰变而力穷，于文曰知所未就，义仍之通怀嗜学，不自以为能事如此。”

汤显祖获得此序文后，致函言谢，并对钱谦益的文章大为赞叹：“捧读大制，弘郁之文，深微之旨，丰美者如群凤菶萋，而朝阳溢其采；简妙者如高鸿嶻嵲，而灵露发其音。渴者饮其情澜，倦者惊其神岳。翰天飞而不穷，卮日出以无尽。粲矣备矣。”

显祖在此函中，亦不免要自谦自叹：“不佞壮莫犹人，衰当复甚。世途瞆瞆，妄驰王霸之思；神理绵绵，长负师友之愧。赋学羞乎壮夫，曲度夸其下里。诸如零星小作，移时辄用投捐。盖亦寸心所知，匪烦人定者也。”^注43

钱谦益在《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中记了一件佚事：

义仍官留都，王弇州艳其名，先往造门，义仍不与相见，尽出其所评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繙阅，掩卷而去。

谦益录此趣闻，目的亦只是为了说明显祖对王、李文章之不屑。所以他接着说：“弇州没，义仍之名益高。海内訾謷王、李者，无不望走临川，而义仍自守泊如也。”

钱谦益在《汤遂昌显祖小传》后还附载了《李生至清》传。李至清，字超无，江阴人，系一有侠气的游民，后冤死于昏官狱中。谦益说“超无有《问世集》，临川为序，载《玉茗堂集》中”。汤显祖文集中有一篇《李超无问剑集序》，真是一篇奇文，寥寥数语，活化出一个少年奇士的游侠形象。^注44显祖另有诗《问李生至清》云：“麻姑山水蔚蓝天，醉墨横飞倚少年。却被倒城人笑煞，太平桥畔野僧眠。”^注45钱谦益于《列朝诗集》中引录此诗，并于小传中云：“（李至清）谒义仍于玉茗堂，髡发鬖鬖，然时时醉眠伎馆。义仍作诗讽之。所谓‘倒城’、‘太平桥’者，皆临川构栏地也。”又云：“录临川赠诗，遂牵连及之，无使其无闻也。”对于此一奇人，谦益文章着重言其“怪”，显祖文章则着重言其“侠”。

四

清初朱彝尊对汤显祖的评论值得注意。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由姚祖恩所编的《静志居诗话》系朱氏专记有明一代诗人的篇章。除评论诗歌外，兼及遗闻，为后来诗家多所取材。《静志居诗话》在为每名诗人作评论前，都先对作者作一简介。他的汤显祖简介文字谓：

汤显祖，字义仍，临川人。万历癸未进士。除南太常博士，迁南礼部主事，谪徐闻典史，量移知遂昌县。有《玉茗堂集》。

《诗话》按其书体例，介绍作者时，均只言其科名及仕途简历，尔后列出作者的主要诗集（或诗文集）名。《诗话》主要用力在对作者的诗作加以评论。在评论文字中，间有言及作者之经历或佚闻。朱彝尊对显祖的诗评价并不高，认为“诗终牵率，非其所长”。他认为显祖之长在戏曲。故云：

显祖填词，妙绝一时，语虽斩新，源实出于关、马、郑、白，其《牡丹亭》曲本，尤极情挚。

关于诗，《诗话》所抄示的两首亦与戏曲有关。一首是哀悼娄江女子俞二娘的：“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另一首是《七夕答友诗》：“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前者写俞二娘读《牡丹亭》的传闻，后者写作者亲自教唱《牡丹亭》的情形。朱彝尊在《诗话》“汤显祖”条一开始就写道：“义仍填词，妙绝一时，语虽斩新，源实出于关、马、郑、白。其《牡丹亭》曲本，尤极情挚。”说明朱氏十分看重汤显祖的戏曲创作，特别欣赏的正是《牡丹亭》。由于《诗话》引述汤氏的这两首诗，遂使此两首诗广为人知，诗中所描述的事迹亦由此而广为流传。

朱彝尊在《诗话》中评汤显祖创作事迹时，有两例常为后人所引述。其一是：

人或劝之讲学，笑答曰：“诸公所讲者‘性’，仆所言者‘情’也。”

其二是：

太仓相君，实先令家乐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

关于汤显祖“言情”一说，先见于陈继儒的《王季重批点牡丹亭题词》：

张新建相国尝语汤临川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临川曰：“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公无以应。

陈继儒这篇题词登载在明天启四年（1624）刻《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由于陈继儒的《题词》，再由朱彝尊的提点，于是，把汤显祖称为“言情”派的说法便流行于世。

陈继儒《题词》中的一些观点是对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的承续。如以《易》来解《牡丹亭》之情。王思任《叙》云：

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况其感应相与，得《易》之咸；从一而终，得《易》之恒。则不第情之深，而又为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即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无知之性，不本于一时之情也？则杜丽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独也，宜乎若士有取尔也。

陈继儒《题词》则谓：

夫乾坤首载乎《易》，郑卫不删于《诗》，非情也乎哉？不若临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于梦。梦觉索梦，梦不可得，则至人与愚人同矣；情觉索情，情不可得，则太上与吾辈同矣。化梦还觉，化情归性，虽善谈名理者，其孰能与于斯？

陈继儒以《易》首载“乾坤”，《诗》不删“郑卫”为由，说明《牡丹亭》梦中“男女之思”的合理性。这种观点以后为许多研究者所阐释。不过有人把“男女之思”着重解为“情”，也有人把“男女之思”着重解为“欲”。清初吴人的阐说具有代表性。他在《还魂记或问》中写道：“而后之言情者，大率以男女爱恋当之矣。夫孔圣尝以好色比德，《诗》道性情，《国风》好色，儿女情长之说，未可非也。若士言情，以为情见于人伦，伦始于夫妇。丽娘一梦所感，而矢以为夫，之死靡忒，则亦情之正也。”吴人是在夫人面前谈“情”，故不避“儿女情长”。陈继儒则是与张相国谈“性情”，故大谈“化情归性”。“化情归性”是对汤显祖原意的曲解。汤氏所谓“师讲性，某讲情”，很明显，是将“性”、“情”明确分开。他在《牡丹亭题词》中，着重强调“情之至”。朱彝尊《诗话》中只列述汤显祖的话，而不再说“化情归性”、“情之正”之类的话，是理智的。

《静志居诗话》中关于王相国一语，实首见于汤显祖本人的记录。见于《哭娄江女子二首》的诗序：

吴士张元长、许子洽前后来言，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十七惋愤而终。元长得其别本寄谢耳伯，来示伤之。因忆周明行中丞言，向娄江王相国家劝驾，出家乐演此。相国曰：“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王宇泰亦云。乃至俞家女子好之至死，情之于人甚哉！

俞二娘因读《牡丹亭》，由杜丽娘的悲剧而引起感情共鸣，“幽思苦韵”，十七岁而“惋愤而终”。那么，王相国这位老年人为什么为《牡丹亭》而惆怅？我想，这或许是由于王相国由杜丽娘之死而联想起他那个年青而逝的女儿。王锡爵有一女，十七岁许配给徐景昭。景昭于当年即死去，王女从此就孤守在家，长斋奉佛，自号“昙阳子”。她在二十三岁时也悄然而逝。王锡爵为什么要选《牡丹亭》来家中演出？演后又为什么伤心“惆怅”？这应该是他思念逝去的爱女的一种表现。因为《牡丹亭》是演一个青年女子“生而死”、“死而复生”的故事，整个故事充溢着“忆女”的情绪。这就导致王锡爵观演后深感“惆怅”。

其实，汤显祖写《牡丹亭》，正是他死去了两个女儿之后。相传，汤显祖在写到《忆女》一出时，“乃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可以说，汤氏写《忆女》，其中杜母忆女儿，丫环春香思小姐的心情，实际上深深地寄寓了汤氏本人对爱女的忆念。

由于王相国与俞二娘，都是娄江（太仓）人。故汤氏诗中云：“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朱彝尊《诗话》亦引了此诗作为汤氏的代表作。由这一首诗可以看出《牡丹亭》的传播与影响。《诗话》另一诗《七夕答友》则表现汤显祖在排演《牡丹亭》。两首诗都与戏曲有关。由此可知，朱彝尊《诗话》中的《汤显祖》一条，亦可以看作是“曲话”。充分说明，朱氏十分看重汤显祖的戏曲创作。

至乾隆年间，蒋士铨创作传奇剧本《临川梦》，特作《玉茗堂先生传》附于卷末。蒋士铨字心余，号藏园，江西铅山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是当时的著名诗人，与袁枚、赵翼并称“三大家”。又是著名的戏曲家，作有《藏园九种曲》，《临川梦》是其中之一。蒋士铨的《玉茗传》亦是一篇文字简约的传记，前人传记中已写到的汤氏行迹，士铨均能择其要者摘录。但士铨亦有新的内容，特别在一些关节处，他会加几笔具体的描述。如写到汤显祖上疏事，即有交代事件始末：“十九年闰三月，以彗星变，诏责谏官欺蔽，大开言路。显祖抗疏，论劾政府信私人，阴扼台谏。语伉直数千言。谪徐闻典史。”显祖任徐闻、遂昌官职期间事，亦有一二言突出事迹：“至（徐闻）任日，立贵生书院讲学，士习顿移。升遂昌知县，灭虎放囚，诚信及物，翕然称循吏。”

蒋士铨之所以能要言不烦地写出汤显祖的一些事迹，这同他对汤氏生平的深入了解有关。因为它要以汤显祖为主角写一部戏曲，自然首先会全面深入地研究汤显祖。这一部《临川梦》亦可看成是一部传记戏。戏中有许多情节都是有史实根据的。士铨他非常敬仰汤氏，这在《临川梦》中有充分表现。其《临川梦自序》写道：

呜呼！临川一生大节，不迩权贵，递为执政所抑。一官潦倒，里居二十年，白首事亲，哀毁而卒，是忠孝完人也。……然则何以作此四梦也？曷观临川之言乎？题《牡丹亭》曰：“梦中之情，何必非真？”题《紫钗》曰：“人生荣困，生死何常，为欢苦不足，奈何？”题《邯郸》曰：“岸谷沧桑，亦岂常醒之物耶？概云如梦，醒复何存。”题《南柯》曰：“人处六道中，颦笑不可失也。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境有广狭，力有强劣而已。”呜呼！其视古今四海，一枕窍蚁穴耳。在梦言梦，他何计焉。^注46

通篇文字，写尽了心中无限感叹。蒋氏生平与汤氏相似，都是“怀才不遇”，因而这篇《自序》，即是为汤氏抒悲愤，亦是为自己抒悲愤。在这篇《自序》中，作者对汤氏的景仰之情更是溢于言表。所以，这篇文章正是作者对汤显祖的礼赞，亦是对《临川四梦》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