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王孙交游之历史光影

汤显祖在他的时代是个影响很大、文坛交游非常广泛的人，记述他生平事迹的史料中有许多反映，但对他与宁藩后裔的交往，研究者鲜有提及。这也难怪。汤显祖一生经历、思想和著作是如此丰富，值得研究的论题太多。本文拟就汤显祖和宁献王家族后裔的关系作些述说。

这一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这一支王族的生存及延续，与明朝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有着密切关系，他们身上承载着相当份量的历史重负。汤显祖与他们密切交往的事实，折射出了某些历史的光彩和阴影，值得研究；同时也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汤显祖人生的丰富经历和人格的高尚。

一  宁献王时代

汤显祖和宁献王后裔的交往是在明中晚期，但要懂得这种交往的不平常之处，不得不从明初宁献王朱权说起，因为朱权的人生极不平常，从而对其后代有着巨大的影响。

宁献王朱权（1378—1448）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于大宁（在今内蒙赤峰市宁城县境），封号宁王。大宁时期他和燕王朱棣等率领大军与北元作战，保卫大明北方疆土，是一位气宇轩昂年青有为的将领。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建文帝即位后进行削藩。燕王朱棣发动了一场政变——称“靖难之变”，挟持朱权参与其事，曾许以“事成中分天下”。朱棣即位（即明成祖）后，将朱权改封南昌，“事成中分天下”之约却未兑现。朱权在南昌生活了四十余年，直至去世。朱权墓在今南昌市新建县西山之缑岭。

做了皇帝的朱棣及其继位的历代子孙对就藩南昌的朱权怀有强烈的戒心。朝廷和地方官员奉命对朱权进行监视，一有疑点就立即上报。朱权在这种情形下，隐居学道，并以主要精力从事著述，一生出版著作一百一十余种。同时他还以扶持江西地方文化为己任。他经常接见江西社会名流和文人，力所能及地给予提携帮助，这方面的业绩被许多史家笔诸史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以“弘奖风流，增益标胜”^注47来赞扬朱权所做的努力。朱权在这方面无须顾忌，原因是他无论有多少怨愤，都没有反抗报复和与四兄朱棣争夺天下的政治野心。

朱权有五个儿子，除长子磐烒立为世子外，几个庶子被封郡王。分别是临川王磐煇，宜春王磐烑，新昌王磐炷、信丰王磐。他在世时，孙子也已经有好几个，仅世子磐烒就有子奠培（磐烒死后封世孙）、瑞昌王奠墠、乐安王奠垒、石城王奠堵、弋阳王奠五人。除去无子除爵者，后来形成宁王裔族的八支，至今仍在南昌繁衍。

朱权还在世时，他的子孙们在文化领域很少有什么活动和成就被记载下来。现在见于史料文献的只有一位，即世孙朱奠培（1418—1491）。由于世子磐烒早逝，献王去世后，奠培继承了王位，成为第二世宁王。作为藩王的朱奠培也是一个诗书画和音乐（琴）等都有成就的文化人，有多种著作传世。除此以外，其他王子王孙文化踪迹难以寻觅。《明史·诸王传》记载有他们与地方官员的冲突等事件，却没有与地方文人交往和与文化相关的事迹和成就，也没有什么著作传世。如果说是朱权对他们没有文化教育和培养，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当时一般中上层家庭的子弟都要受到相当的教育，诗词文章的写作都是基本技能，何况王府子孙？是朱权因政治处境造成的局面，他不得不尽量缩小自己家族在地方上的影响，所以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给这个家族投下了阴影。

朱权没有反叛朱棣及其后继者的居心，但他的后裔中有些年青人对朱棣挟持宁王并对“中分天下”自食其言，现在又处处妨嫌，是不可能不在意的，只要看后来朱宸濠终于反叛，就可以知道。朱权在世时对此非常警惕，对儿孙进行着严格约束。他知道子孙们的不满一旦失控，会造成严重后果。他自作《宁国仪范》七十四章以教训子孙和王府中的臣下，并且“盟诸山川社稷之神，有弗率教者，俾受显戮”。^注48《宁国仪范》内容必定是以忠于大明江山社稷为首要原则，为此他肯定要限制子孙们与王室以外的人过多交往。因为稍一不慎，就会有地方官员上报朝廷，加以“结党拉派，图谋不轨”等罪名，惹来杀身灭族之祸。诗文是最容易外露情感、内含讥刺的，所以肯定也要加以控制。他的王府有刻书馆，名叫文英馆。朱权在世刻印各类书籍见于记载的有百余种，其中没有一种是自己儿孙的著作，原因不难理解——被严格限制。朱权得以平安终其一生，家族基本无事，不能不说是这种约束起了作用。虽然这方面没有更多的直接记载和评述，但懂得中国政治历史的人，不难由此推论。

当然，明初的江西南昌，文化氛围不能与嘉靖万历时期相比。从地域看，江西自两宋以后，文化气氛之活跃，文人数量之多少，比起江浙一带都有悬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江右俗故质朴，俭于文藻，士人不乐声誉”^注49，说的也是明初的情况。朱权对江西地方文化的扶持，正是与这样的背景有关。但这不会是王府子弟沉寂的主要原因。

二  宸濠之乱与宁王家族的命运

朱权于正统十三年（1448）去世，宁王爵传至四世，他的五世孙朱宸濠于弘治十二年（1499）袭爵。朱宸濠在文化方面的活动见诸记载者不多。明末陈宏绪《江城名迹》^注50中介绍朱宸濠所建“阳春书院”时说：

宁庶人宸濠建以祀高禖（即媒神）祈嗣，广求诗文揄扬。每士子秋捷，设宴邀请，人各一律。得一联云：“光联滕阁文章焕，春透徐亭草木香。”宸濠嘉赏，刻榜悬之，标为绝唱。

可见朱宸濠居王位时还是有提倡风流、推介文士的一些善言嘉行的。

但朱宸濠并不安于做文化事业。他弃献王祖训于不顾，正德初年就开始了造反的准备。他派人在朝廷内外勾结党羽，在地方聚集“死士”做着军事准备。正德十四年（1519）在南昌起兵向南京进军，到达安庆后，旋即又返回江西，不过四十余天，叛军就在樵舍被王阳明组织的地方官员和军队镇压下去了。

这次叛乱性质之严重，损失之惨重——主要的当然还是普通官兵和大量民众，根据记载：被擒斩首三千余人，落水三万余人。这一事件被各种史籍浓墨重彩地加以叙述，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宁王家族更可称灭顶之灾。^注51叙述宸濠败状云：

宸濠与妃泣别，宫人皆赴水死。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将军、仪宾（郡主婿）及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官数百人皆就擒。

虽然正德皇帝降旨对宗族成员要加以甄别，但确属追随叛乱者被诛自不待言，没有参加的各支子孙也难免受到牵连。幸而性命保全者，有的避难他乡，有的变姓名以远祸，一时宗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宁王爵除，始祖朱权也因此蒙受羞辱，庙享废弛。

但这是个不屈服于命运的家族。嘉靖帝即位后，弋阳王朱拱樻几次三番上书，请求恢复献王朱权、惠王磐烒的庙享，说：“献王、惠王，四服子孙所共祀，非宸濠一人所自出。若臣等皆得甄别守职业如故，而二王不获庙享，臣窃痛之。”^注52理由正大，得到了嘉靖帝恩准。据《藩献记》说：

弋阳端惠王朱拱樻……嘉靖初上书请复（宁、惠）二王庙祀，得备礼乐，稍增设审理奉祠典仪，诸宦属藩臬诸司以下岁时皆入谒如大藩礼。嘉靖十九年抚按疏举王忠孝贤良，复修二王寝园。^注53

嘉靖时，宁献王地位的恢复和彰显，是家族命运改变的关键一步。接着嘉靖帝还下旨弋阳、建安、乐安三王分治宗族八支，整顿宗族事务，改变了混乱状态。但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并没有很容易地得到缓和。弋阳王朱拱樻因事上书请旨，屡遭朝臣疑忌与诋毁。他们此时知道，保全家族，最重要的是放弃积怨，改善和朝廷的关系。于是，皇帝寿辰或皇子诞生等吉庆，立即撰颂词奉上。如瑞昌王孙朱拱枘给嘉靖皇帝上《大礼颂》，朱拱榣上《天启圣德中兴颂》《颂九庙皇嗣》等。另一方面则加强对家族成员的管理和修德习文、自立自强的提倡和教育。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出现了一批“孝友秉礼”、“谨约好学”的人。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他们可以吟诗作文，比较轻松地参加地方的一些文化活动，相对自由地与文人们交往。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年间，便出现了文化繁荣学人辈出的高潮。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年间宁献王后裔中出现的文化繁荣，可称之为宗族的“文化自强”。自强精神，有时候就来自灾难，这是被人类生活中无数事例证实了的。

虽然一定程度上他们被“甄别”了，但他们毕竟是叛乱者的族人，朝廷官员和社会的歧视仍然存在，他们心理上也仍然存在浓厚的阴影。汤显祖诗中提到的“瀑泉”（朱多炡）、图南（朱谋堚）父子，双双改名来相如、来鲲出游，就是压力存在的证明。否则，大明皇帝朱氏子孙，为什么要更名改姓？有许多人改名换姓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如著有医书《尚论》《医门法律》《寓意草》（合称《喻氏三种》）的清初名医喻昌（字嘉言），就是将“朱”改成字形相近的“余”，又改同音字“俞”，再加上“口”旁为“喻”。他以后再也没有恢复“朱”姓。可以说宁王后裔在明代，从来没有摆脱过“叛乱家族后裔”的阴影。

或许有人以为我在穿凿附会，过去我也会这样想。但后来我在南昌，发现南昌年纪稍大的人，对宁王印象不佳，只是说不出所以然。后来知道，原来他们心目中的宁王就是朱宸濠，记忆恶劣而深刻，对献王的记忆早已被叛乱的历史冲淡，甚至朱氏后裔也讳言自己的先祖，他们莫名其妙地将自己祖宗的“罪孽”背负了五百年。

所以无论汤显祖是否有明确的历史意识，他高调地与朱氏后裔交往，应该给予特别关注和评价。

三  万历前后宁王裔族之文风昌盛

朱元璋二十几个皇子大都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但其后裔中文化卓有成就者不多。公认突出的是周王朱橚和宁王朱权两支；两支比较，仍以宁藩为胜。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收明亲王以外宗室十人，其中周藩一人，唐藩二人、沈藩二人，而宁藩有五人（另附见二人）。清末陈田辑《明诗纪事》收明十七朝藩府后人诗三十六家，其中属太祖诸王后者二十三家，包括周藩二家，楚藩一家，齐藩三家，辽藩二家，而宁藩朱权后裔有一十五家，超过其余诸家的总和。各种书目和南昌地方志，载宁王后裔著作刻版刊行者六十余人，如果算上有诗文书画作品流传者有达百余人，可谓盛焉。

对此前人也早有定论。《明史·宁献王权传》称嘉靖以后，“诸王子孙好学敦行”。《（乾隆）南昌县志》编纂者按：“明宗室在江西者多好学。”明万历时人罗治为朱谋（1553—？）所撰《朱君美诗集序》说：

以不佞而观今天下诸侯王子词赋，莫胜吾豫章。自余燥发时所善诸王孙，十殆二三。^注54

同时代的徐《笔精》说：“国朝宗藩之诗，宁府为盛。”^注55清朱彝尊称南昌宗室参加诗社活动为一时之盛：

南昌郭外有龙光寺，万历乙卯二月，豫章诗人结社于斯，宗子与者十人，知白朱多之外，则宜春王孙谋文翰，瑞昌王孙谋雅彦叔，石城王孙谋郁仪，谋圭禹锡，谋臶诚父，谋堡藩甫，谋垦辟疆，建安王孙谋榖更生，谋垔禹卿，谋辑其诗曰《龙光社草》。^注56

可见南昌王孙文风之炽盛超常，在当时已为社会普遍注意。

见于记载的优秀王孙文人，绝大部分出自朱氏八支谱系中“宸”字辈以下的拱、多、谋、统几辈。其中堪称大家，已经进入史册的不少，最著者如：

朱谋，《明史·宁献王权传》突出介绍他：“尤贯串群集，通晓朝廷典故。诸王子孙好学敦行，自周藩中尉睦而外，莫及谋者。”^注57有著作一百一十余种。

朱议霶，又名林时益，是清初著名散文家，以“易堂九子”之一与魏禧等宁都三魏等一齐进入了中国文学史。

朱氏后裔中书画家也不少，有作品流传至今的有朱拱樋、朱多炡、朱容重等，其书画被上海、无锡、北京等地的博物馆收藏。而成就最高的当然是大家熟知的朱耷（八大山人），是我国画史上杰出的大画家，久已闻名世界。

弋阳王府还继承了宁王府刻书事业。《古今书刻》等书目著录许多书的刻本出自弋阳王府，如朱权的《通鉴博论》，胡俨《胡祭酒集》三十卷等。江西藩府刻本也是中国出版史上优良刻本之一。

四  汤显祖与宁王后裔交往中的历史光影

徐朔方先生编辑的《汤显祖诗文集·玉茗堂诗》中与宁王朱氏后裔相关的作品集中起来，竟然有二十余题三十余首（有的一题数首）之多。诗中反映与汤显祖有过交往的都是朱氏后裔中的佼佼者，包括：朱多炡（瀑泉）、朱多炤（孔阳、嘿庵）、朱多（贞湖、宗良）、朱多煃（用晦）、朱谋（郁仪）、朱谋堚（图南），以及建安王朱谋垅。

现在看到最早的一首《平昌怀余生棐中州并怀朱用晦》^注58，是汤显祖还在遂昌时（1593—1598）写的，既是怀念用晦，当然是早有交谊。其他都写在万历三十五年他五十八岁之后。有年代可考最晚的一首《郁仪从龙寄示禊诗怀旧张丁二公作二首》，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作。这一年他六十四岁，两年后就去世了，可以说宁王后裔是汤显祖家居之后交往最多的一个群体。其交往方式也很多样，除宴集、唱酬之外，还有探访、问疾、祝寿，以及别后的怀念。

下面从汤显祖诗歌里摘取一些片断进行考察。也许只是笔者个人的蠡窥，仅供参考。

1. 对一个家族的尊敬。

汤显祖交往的是这个家族中具体的个人，但他心中有一个朱氏家族，虽然他从没有这样宣称。在汤显祖诗中，他很突出他们的王族身份。例如《建安王夜宴即事二首》中就有：“龙沙正自拥名藩，秀骨凌霄帝子孙”之句。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他的诗题和诗句中常常出现“王孙”、“宗侯”等字样。诗题如《过贞湖王孙问疾》、《同孔阳宗侯陈伯达陈仲容小饮闲云楼》等，诗句中如：

王孙良可游，交情及生死。（《澹台祠下别翰卿有怀余德父用晦王孙》）^注59

簪裾藉朝宰，履舄延宗侯。（《丁未上巳同丁右武参知王孙孔阳郁仪图南侍张师相》）^注60

对贵族的尊重是普通的事，甚至还可以是一种谦卑、攀附，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汤显祖面对的不是个一般的群体，历史与现实的光芒和阴影同时闪现在汤显祖眼前。汤显祖与他们交往，必然包含对无辜受祸者的同情，对他们自强精神的感佩和对宁献王朱权的崇敬。这些无须汤显祖来表白，也无须后来者来论证。

2. 交往亲密，情感深笃。

文人之间广泛交往，有着千年的传统。交往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宴集、游赏、唱酬等等。汤显祖与当时朱氏后人交往同样有这些方式和内容，而他们之间关系更加亲密，感情更加深笃。请看下面这些情境：

万历三十五年上巳聚会

万历三十五年三月初，汤显祖到南昌，这一年汤显祖已经五十八岁。这次来南昌最重要的活动是参加退休相国张位在别墅杏花楼举办的上巳禊游。汤显祖诗有五首与这次聚集有关。参加聚会的宗侯有朱谋、朱谋堚，还有朱多炤，同时在座的还有参知邓太素，后来福建的蓝翰卿也来了。虽然这一日风雨交加，但他们观赏美景，分韵吟诗，联想到王羲之等兰亭之集的曲水流觞，其乐融融。汤显祖当场作的五绝《丁未上巳同丁右武参知王孙孔阳郁仪图南侍张师相杏花楼小集莆中蓝翰卿适至分韵得楼字》^注61诗意虽含蓄，情调感伤却是明显的，有“零落在兹辰，留连及芳齿”，“物感阴晴候，人疑盛衰理。龙沙往犹滞，箫峰上难拟”，“且就声闻醉，将妨语言绮”，“萧条随曲终，局促非愿始”等，都给人以情绪压抑、欲言又止之感，似乎当时他们有过难以为外人道的内心深层交流。这种交流往往只有知己之间才会出现。

上巳聚会后，朱谋有诗寄给汤显祖，汤显祖又写了《郁仪从龙寄示禊诗怀旧张丁二公作二首》，^注62诗中有“折取杏花楼畔醉，人愁绪祓除难”之句，似乎愉快的禊游并未消除他们的愁绪。愁绪内容难以揣测，但似乎并不是普通的离愁，且彼此心会。

问疾、馈赠、祝寿、怀念

朱多（贞湖）在当时宗族文人中年龄较大，威信很高，诗歌写作成绩卓著，人称“朱邸之隽”。朱多后来不幸罹患偏瘫，但居家仍然不废吟咏著述，受到广泛尊重。汤显祖登门探访问候，并写下了《过贞湖王孙问疾》^注63，诗中评价多：

宗良一生称长者，古色峨峨澹潇洒。朝论几回择宗正，名流是处酬风雅。十数年中余一人，七十老翁余半身。尚有天机出文赋，深堂见客随车轮。

温情的慰问以外，还说到自己分别之后对他的想念和担心：

语气坦率，关怀真切。特别是分别之后还以物寄赠，《沉角寄宗良王孙王孙肢节并废而韵思转清》^注64：

好逐王孙桂苑风，水盘烟烬博山红。由来一叶天香传，总在枯心断节中。

所赠“沉角”当是沉香，他希望博山炉中的香烟在宗良的桂苑中飘香，更相信宗良的身心飘出的天香流播。以“枯心”、“断节”这样的词语指宗良的疾患，只有略无芥蒂的友朋之间才会说出。

汤显祖还有七律《同相国为嘿庵王孙寿》，是汤显祖与张位同参加朱谋堚（嘿庵）六十初度寿宴后作。除想象寿宴热情与风雅外，也含有宽慰之意。

有一些诗是为送别而写，如《夕佳楼留别海岳太素图南叔虞得八齐》；还有一些是抒发别后怀念之情，如《平昌怀余生棐中州并怀朱用晦》、《澹台祠下别翰卿有怀余德父用晦王孙》等，都表现了他们之间的情谊不是一时之兴，而是常在心中念念不忘。

汤显祖还有部分诗作，是怀念已经过世的故友朱多炡的。朱多炡（1541—1589）字贞吉，号瀑泉。弋阳王支，封奉国将军，卒后私谥清敏先生。他曾变姓名曰“来相如”，遍游各地，广交各地名流。回到南昌后，有诗集《倦游篇》（亦作《四游集》。《藩献记》录有《五游集》，则其后或有增补）。他是宁献王后裔中成就非常突出的一位。汤显祖和朱多炡交谊深厚，但没有二人当时交往相关的诗作留下来。万历十七年（1589）多炡去世。数年后汤显祖到南昌，其子谋堚（图南）邀宴汤显祖于朱多炡隐居之所，《图南邀宴其先公瀑泉旧隐偶作》即咏其事。当时（或以后）汤显祖读了朱多炡的《四游诗》，百感交集，又写下了《讽瀑泉王孙四游诗》，用“好诗清浅世人留”之句赞美朱多炡的诗。朱多炡或有题诗或题字刻于石上，故汤显祖诗中有“石架题名烟月里，海风吹尽瀑泉秋”之句^注65，称赞朱多炡的美名与人格精神与大自然永传。

与建安王的密切交往

由于当时（宁）王爵已废，南昌宗藩中最高爵位就是郡王了。在当时几位郡王中，汤显祖与建安王朱谋垅交往密切。他为与建安王的交游写了六组含十首诗，他们多在王府饮宴、观赏歌舞，“日暮留客”，有时通宵达旦，有时可能留宿。这位王爷性情风雅开朗，平易近人。汤显祖与郡王的相处十分愉快和轻松，从未因尊卑之别而拘束，更毫无阿谀之态。有一次建安王派人将王府的香茶“蔷薇露”送到临川玉茗堂。汤显祖为此写了《建安王驰贶蔷薇露天池茗却谢》四首^注66，除了赞美蔷薇露之美和收到茶叶心情之愉快外，还有句：“便作王侯何所慕，吾家真有建安茶。”心中的感激与感动以轻松风趣的语调传达，平等友好而富有人情味。《建安王夜宴即事二首》^注67中有“似是建安逢七子，盈盈飞盖旧西园”之句，以魏晋时“建安七子”比拟他们的关系，巧妙的调侃中透露出亲近和无拘束。他们的交往是非世俗也非贵族化，而是文人化的。

在王府观赏演出

汤显祖是剧作家，观赏戏剧歌舞是经常和必须的。而王府不仅有家班，也常请外来艺人演出。据陈宏绪《江城名迹》“匡吾王府”记：

建安镇国将军朱多某之居，家有女优可十四五人，歌板舞衫，缠绵婉转。生曰顺妹，旦曰金凤，皆善海盐腔。而小旦彩鸾尤有花枝颤颤之态。万历戊子，予初试棘闱。场事竣，招十三郡名流大合乐于其第，演《绣襦记》至斗转河斜。满座二十余人，皆沾醉灯前，拈韵属和。^注68

这里所记就是建安王裔家中戏班和演出的盛况。汤显祖在南昌时一定经常应邀到王府与王孙们共同观赏，汤显祖诗也有记载，如《王孙家踏歌偶同黄太次时粤姬初唱夜难禁之曲四首》^注69以这样的诗句开头：

帝子阁中宁献王，神仙开国多文章。龙孙斗西实宗老，一时贞吉还宗良。

称宁献王为“神仙”是因为朱权曾学道求仙，“神仙”一词也包含着汤显祖的尊崇。还有这些诗句：

龙沙正自拥名藩，秀骨凌霄帝子孙。^注70

“名藩”，只有献王才当之无愧，“北藩”更是指宁王初封之北疆大宁。

汤显祖在与这些王孙宗侯交往时，从未忘记他们的始祖献王。宸濠之乱后，朝廷和社会不少人将其与献王朱权当年与朱棣的矛盾联系起来，虽然朱权无可指摘，他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献王的存在讳莫如深。朱权的一百余种著作大半散佚，有的被人遗忘，有的被误解为他人之作。而汤显祖看到王孙中文风的昌盛，追思到了宁献王，特别提到他“多文章”，即文化上的建树；认为他的儿孙后代在暴风雨之后没有消沉沦落，还出现了大批有成就的文人，是继承了始祖所开风气，他们身上闪烁着宁献王的光彩。汤显祖的这一独到之处值得汤显祖研究者予以重视。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