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著作认为，翻译研究派的集大成者、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  ）的翻译思想是在融汇众多理论家的理论基础上创生的，其目的在于为译者、译作及翻译研究鸣不平，从而走向一种翻译文化。

韦努蒂在比较文学、文化以及翻译等领域都有着广泛兴趣和深入研究，是一位著述丰厚的学者。他的翻译研究，以其跨学科的理论创新和对社会翻译实践的深刻洞察，以及对译者群体与翻译学科深切的人文关怀等特点，成为继奈达之后的翻译研究具有借鉴价值的翻译理论的典范。

韦努蒂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术背景下，研究英美翻译史，提出了“归化异化翻译”的主题，并以此为新视角，重新审视英美翻译史，体现出他深刻的历史意识。他对翻译史的研究，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不但建立起颇具建设性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建构思想，而且为当代译者的新形象及其生存状态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这为欧美翻译理论界——甚至整个国际翻译理论界——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给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发译论家译家对翻译问题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从而加速翻译研究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的步伐。

韦努蒂从德国重异质的思想传统以及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延异策略）中汲取养分，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研究及翻译体系。本书认为韦努蒂的翻译研究系统分为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由于韦努蒂使用的是解构主义的“延异”策略，因而其内部系统的翻译理论话语互相关联，并在内部产生出强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向外蔓延，从而生成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外部系统。这就是韦努蒂用来考察翻译所产生社会效果（激发语言文化的变革）的理论话语。本书从韦努蒂的理论论著中提取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话语作为脉络，力图揭示其话语系统的生成过程及其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的重大推动意义。

韦努蒂融汇了各种思想资源，是站在古往今来巨人们的肩上进行思考、进行学术创新的学者。悠久深厚的西方翻译传统成为他思想求异的基础和理论反思的参照。哪里有深厚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理论积淀，哪里有绚丽的思想火花。韦努蒂酣畅地遨游于他人的作品中，是一个典型的“寄生型”思想家。他几乎所有的翻译概念都是借鉴别人而提出的，如阿尔都塞、施莱尔马赫、本雅明、奈达、刘易斯、庞德、莱瑟科尔、德勒兹、贝尔曼、勒菲维尔……要把握韦努蒂的思想，就必须跟随他一道游走于不同的理论家的诸多文本之间，沿着他的“踪迹”去“拼凑”、去“整合”，但这却并不影响他构筑的话语体系的原创性和完整性。

基于以上认识，福柯倡导的“谱系学”研究方法，是本书作者深入研究韦努蒂翻译理论的方法。韦努蒂本人也深谙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深受其影响。

吊诡的是，韦努蒂以“隐身”（invisibility）为其著作的标题，但其发出的呼声却毫无出世色彩，全是在为译者“疾呼”，是让译者积极入世而积极“现身”的宣言。这一特色传统上承续了本雅明1923年所作的《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的意趣。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明给予译作以原作“来生”（afterlife）的崇高地位：原作由于译作而生。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得到了完美的展开，并由此在译文中得以升华。译者的任务就是要表达译语的意图，让译作与原作产生共鸣。译者根本不必计较翻译中的忠实与否。因而，译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所使用的全人类都能沟通与融通的语言——纯语言（pure language）。就这样，译者的任务与神相通，充满了神圣。上帝变成了翻译的本体，烛照着译者与翻译活动。

在这样思想的关照下，韦努蒂1995年出版了《译者的隐身》，运用历史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了从17世纪至今的英美翻译史，发现“通顺”（fluency）的译法超过了其他翻译策略，进而塑型了英语外国文学经典。站在英美语言及文化的立场上，韦努蒂拷问在翻译行为发生的过程中，诸种本土价值观念被潜移默化地“铭刻”进了异域文本之中，并遮蔽了异域文本。在追溯英美翻译史时，韦努蒂拈出一种能对抗“通顺译”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旨在倡导在异域文本中传达出原作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韦努蒂选取英美欧的各种翻译文本作为实例，详细阐释了翻译可以被视为研究和实践差异的场所，可以恢复并修正已被遗忘的翻译，从而建立起另外一种异化翻译的传统。

1998年的《翻译之耻》是他的另一部代表作。韦努蒂延续了《译者的隐身》对翻译的考察。在该书中，韦努蒂为翻译工作大鸣不平：什么使得翻译这个需要译者付出巨大劳动并对社会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的智力工作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韦努蒂开宗明义地说，翻译作为一种书写形式受尽了耻辱：翻译遭到版权法的排挤，为学术界所轻视，并被出版商、政府、宗教组织所剥削利用。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耻辱，或者说窘境呢？韦努蒂站在社会文化这个更加宏大的立场上来审视翻译问题，就上述问题给出了独特的答案：第一是翻译界内部认识的不一致造成了被边缘化；第二是译界以外各学科和社会力量的排斥与打压，造成了译者的无名地位。

韦努蒂的翻译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有关翻译学科的构建。他引进了诸多理论家的术语，搭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如：改变阅读译文方式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凸显译者主体性的“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话语策略与翻译伦理合一的异化归化翻译（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作为异化翻译策略的“反常式忠实”（abusive translation）与“对抗式翻译”（resistancy）、让翻译蒙难的“翻译之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抵抗译入语文化的“少数化的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与“语言剩余”（remainder）、“文化身份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考察翻译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存异与化同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 and sameness）以及“因地制宜伦理”（ethics of location）、批判工具型（instrumental model）的阐释型（Hermeneutic model）以及定于一尊的建构适合译者以及翻译研究的一种翻译文化（a translation culture）等。二是他把这些术语当作“标准”，并以此来衡量翻译产生的影响。在韦努蒂看来，翻译无论好坏，以能促进语言、文化的变革与更新为指归。这两条线索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共同成就了韦努蒂的理论“大业”。通过这些不断延异、演进与提升的言说，韦努蒂引领着追寻语言文化差异、翻译伦理以及一股直逼翻译终极价值的思想取向。

纵观韦努蒂从异化翻译到因地制宜伦理的翻译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他思考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问题以及如何衡量藉由这些差异性所带来的社会、语言及文化变革的问题。韦努蒂认为，翻译首先是文化问题，然后是社会问题，最后是伦理问题。他以此告诉人们，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容忽视的。韦努蒂的翻译伦理预设了当下世界的不平等，并刻意去揭示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性，所以要通过对差异的张扬来伸张正义。他一直思考着译者、译作的地位及身份、翻译在学术界的地位以及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文化、翻译与伦理的关系等诸多问题。韦努蒂以自己的翻译研究告诉人们，翻译带来了巨大的语言、文化，甚至社会的变化，这就是翻译所烛照出的神韵。韦努蒂以此彰显自己对英美主流文化的抵抗。在韦努蒂为翻译及翻译学科鸣不平的声音之外，我们也感受到了韦努蒂在诚恳地期许一个没有翻译之耻、没有翻译悲情的乌托邦。从他的翻译研究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摆在翻译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不是对“能不能翻译”这一问题的反复追问，也不是对“如何翻译”进行应用型的研究，而是“应该”通过对已有的翻译事实可能如何展开充分的研究，以考察翻译影响甚至决定既成翻译事实产生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变革。这样，译者与译论者将会从隐身的后台走向显身的前台。我们从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来审视，翻译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确一再促进着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本著作从以下方面展开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研究：

第一章探讨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的可能性。首先论述韦努蒂其人其学，认为韦努蒂从英美翻译史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并给出了既是刺猬抑是狐狸式的回答。

第二章论述韦努蒂翻译理论产生的背景，论及翻译语言学派对翻译的研究以及翻译研究派的翻译研究。翻译语言学派以原作中心论展开对翻译的静态研究，这在翻译研究派看来是在真空中研究翻译。翻译研究派对翻译的研究是动态的，注意到了翻译是多元系统的，且将后殖民、女性主义、权力以及伦理纳入翻译的探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翻译的文化转向。

第三章论述韦努蒂翻译思想的资源及其翻译思想之根。在考察韦努蒂翻译思想资源之后，本文提出“归化中心主义”的概念。认为韦努蒂的“一以贯之”之“道”，就是对归化中心主义的解构，并将其运用在翻译所产生的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的变革上，以翻译伦理来进行衡量，成就了其翻译研究派集大成者的地位。

第四章研究韦努蒂在西方的研究现状，认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在西方是在多层次的论争（如各种学术会议以及与诸多学者的辩论）中实现了理论层面上的突围而异军突起的。韦努蒂之所以能发出自己的呼声，是其关注的问题使然。本章还探讨了西方有关韦努蒂流派归属的论争及其翻译伦理思想的反思。

第五章从“理论旅行”、“格义”视角研究韦努蒂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认为在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被引介到国内后，置换了本土固有的佛经文质论、直译意译论。本章还研究了国内翻译理论界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讨论。

第六章研究韦努蒂翻译理论话语（术语链）的内部系统，以揭示其对“归化中心主义”的解构。基于对“译者的隐身”、“症候阅读”的认识，韦努蒂从施莱尔马赫那里借来“异化归化翻译”，其后，韦努蒂通过梳理英美翻译史上典型的例子展开对“归化”翻译的批评，从而提倡异化翻译，并提出实施异化翻译的具体策略，即反常式忠实与对抗式翻译。

第七章研究韦努蒂翻译理论话语（术语链）的外部系统，也即韦努蒂以更大的视角考察翻译所起到的社会作用时构筑的一系列话语。韦努蒂在认识到翻译遭受到种种来自社会的耻辱之后，推出抵抗译入语文化的“少数化的翻译”，主张在译文中释放“语言剩余”。实行这种策略的翻译产生塑形“文化身份”的作用。翻译起到巨大的社会效应。应该怎样衡量这种社会效果呢？韦努蒂继而构筑新的二元对立：存异伦理与化同伦理。并通过解构法将这一对二元对立解构，推出定于一尊的“因地制宜”伦理，即一种促进文化变化与更新的因地制宜的翻译伦理。

本著作认为，韦努蒂不仅以“异化”翻译这种独特的视角为翻译鸣不平，而且也以他独特的方式促进学术界正视并重视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价值，并加速了翻译研究由学术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步伐。这就是异化翻译、翻译伦理转向以及走向一种翻译文化所烛照的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