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人为什么如此忙碌
在教育行业工作的Luke这样描述他曾经在七个城市间轮圈跑的经历。
周一一大早去苏州，晚上回上海飞青岛，周二青岛上午开会，下午培训，晚上飞北京，周三上午北京开会，下午赶成都，周四成都开会、培训，晚上坐火车去重庆，周五重庆开会、培训，周六回上海参加招生宣传活动。15
其实，在城市里，像Luke这样工作的人比比皆是。忙碌是当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特征。我们常能看到那顾不上吃饭，甚至顾不上上厕所的白领，看到那夜以继日的加班者，看到虽然下班了，但仍不由自主或不得不在家里继续做与工作相关的事的人，看到一个个因过度劳累而牺牲的年轻人。那么，城市人的脚步为何这么快？城市生活节奏为什么这么快？
时间就是金钱与一切为了省时
忙碌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干除了工作以外的别的事。所谓忙碌，是指无论将多少时间分配到工作上都不嫌多，而与此同时，用在生活、休息、娱乐、社交等非工作活动上的时间则尽可能地压缩。理解城市生活的忙碌特征就得先从时间说起。
出卖时间的人
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越来越具备时间意识，越来越高效地利用时间的过程，或者说，时间是城市化生活的产物，一方面，城市中一切工作和生活的安排都离不开时间的组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时间具备了价值。
“原始社会没有时间”，对原始人来说，“在那里，时间只是重复式集体活动（劳动、庆祝的仪式）的节奏”16。即使在今天的乡村，我们还能感受到那并不强烈的时间意识，在乡村生活中，时间只有在节庆（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与民俗相关的）、时令（春分、谷雨、小满、芒种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集市（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这些时间点上才有意义。如果家里没有上学的孩子时刻提醒你今天是星期几的话，一般对农民来说，今天是星期几，现在是几点钟，意义不是很大。17当年蒋梦麟就说，在乡村里，“时钟实际上并无需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做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18。漠视时间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一大特征。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也说到时钟对中国人之无用。他说：“对于我们称之为便携计时器的那些东西，中国人就整个民族而言还一无所知，即便是那些拥有钟表的人，也没有几个人会根据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他们最多只是每隔几年把钟表擦洗一下，让它们保持正常的运转。”他说到中西世界对时间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我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意识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在正常的情况下，时间会被充分利用，直到最后一秒钟，而中国人却像大多数东方人那样，显得非常悠闲自在。中国人的一天仅被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时辰的名称并不能清晰地给出各个时辰的分界点，只是含混地表示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么一来，‘晌午’这个概念就可以指从十一点到一点之间这整段时间里的任何一个钟点。”19他特别强调了中国人那种不精确的、模糊的时间观念，这种情形在今天的农村仍然存在。也就是说，精确的时间对传统农村来说并无多大意义。因为时间意识不强，那里的生活是闲散的、迟缓的、诗意的、宁静的，或者说，传统社会农村日常生活的组织似乎无须依赖精确的时间。
这种舒缓的生活状态被认为与中国现代化格格不入，并成为被谴责和改造的对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比学赶帮超”，“赶英超美”，“争分夺秒”，“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些当年的关键词句，无不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急切心态。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越来越能清晰地听到钟表在耳畔嚓嚓走动的声音。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有了时间的概念，或者说，人们意识到了时间的存在。那么，对中国人来说，时间是什么？20世纪80年代，蛇口的微波山上树立的一个口号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传遍全国的著名口号在当时引起“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这一争论由于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而得以平息。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深圳市评选出“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其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名列榜首，足见其影响之大，影响之深。20今天这对我们来说是老生常谈，但是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
在这个口号中，时间意识格外强烈，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现代化的实现靠往昔的“懒散”（不卖力、不拼命地工作）显然是不行的。与此同时，将时间与金钱等同起来，时间就开始有了价格，成了商品，可以买卖。
当然，也可以说，时间向来就凝结在商品中是可以买来卖去的，比如，我们在购买一件商品时，也可以说是在购买凝结在这一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理创造价值的不是时间，而是劳动，但是“劳动的尺度是时间”（比如，八小时工作制就是以时间来度量劳动的），“产品只有作为活动而存在的时候，才作为等同的东西存在。活动是由时间来计量的，因此，时间也成为客体化劳动的尺度”21。因此，劳动的价值往往可以说是时间的价值，同样，时间的价值往往可以说是劳动的价值。《资本论》中所说的“一件上衣等于四小时”即是此理。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说是购买了一件上衣，也可以说是购买了四个小时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可以进行交易，正是针对此一意义而言的。
可是，仔细分析，劳动价值和时间价值并不完全可以等价替换。比如，通常我们在交易某一商品或服务时，我们只知道我们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的本身，而很少会想到我们所交易的是在商品和服务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虽说是劳动与时间不可分割，互为体现，但是劳动的意义显然大于时间的意义，以至于我们甚至都忽略掉了商品和服务中的时间的存在。
然而，还有一种现象我们很少注意到，就是说，在交易某一商品或服务中，虽然劳动与时间不可分割，互相体现，但是时间的意义显然大于劳动的意义，以至于我们甚至都忽略掉了商品和服务中的劳动的存在。这种现象似乎鲜见。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可买寸光阴。”今天，网上开始公开销售一种叫时间的商品。2008年，有名陈潇的女孩在淘宝网上设立“陈潇的剩余人生”网店，她所出售的宝贝（商品）正是她的时间。比如，商品“陈潇的8分钟”的标价是8块钱，该项业务主要内容是“写大字报”，你可以让她在一个小白板上写上诸如祝福、告白、歉意、谴责、鼓励等话语，然后拍成照片，发送到你指定的邮箱里。再如，你也可以购买“陈潇的1小时”，请她去某地方看望一个朋友，你也可以购买“陈潇的1天”让她帮你找一个人，或帮你选购一件服装等。比如，在她的博客里，她说，艾润活力氧的王经理曾“在网上拍下了我两天的时间，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北京的敬老院捐赠活动”。
出售时间者并非陈潇一人。“一寸金时间行”自称是“全国第一个出卖时间、出租时间、出售时间的连锁团队”的公司。其业务看起来似乎有点像快递公司，其收费内容是物品费用+时间费用+交通费用。他们举例说：比如您想送您的朋友一件礼物，礼物的价格大概要100元，您根据我们的地理位置算出我们大概要花一小时的时间来完成您的这个任务，您给我们选择的交通工具为出租车，交通费用20元。那么帮您完成这个任务的费用总共是100元+18元+20元=138元。注意这笔18元一小时的时间费用，这笔时间费用的价格是：6分钟=6元；1小时=18元；1天=120元。
当然，他的时间价值实现最终离不开他的劳动。但与劳动出售者相比，这些时间出售者所付出的劳动价值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了，比如，你坐个出租车，你在白板上写句话可称为劳动吗？
可见，劳动与时间虽不可分割，但也不能轻易等价。今天社会上除我们常见的劳动出售者之外，还有一大群我们没有特别注意和重视的时间出售者。对前者来说，他们有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机会，多是有事做的忙人，其劳动意义大于时间意义，而对后者来说，他们的能力相对低下，机会相对缺乏，他们多是找事做的闲人，其时间意义大于劳动意义。这便是他们的区别。
虽然劳动与时间不能等价替换，但无论对劳动出售者来说，还是对时间出售者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却是真理。前者出卖劳动，时间隐藏其中，后者索性将时间插上草标，公开叫卖。可以说，我们都是出卖时间的人。时间金钱化，是一种转化，一种简化，是一种导向，一种刺激，在这个效率支配的社会里，时间自然就会被最大限度地珍惜和利用。
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劳碌感正是时间商品化的必然结果。吉登斯云：“当我们谈到‘时间就是金钱’、‘花时间’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时，它们无非表这样一种常识：时间对于生命过程有限的人类来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时间商品化潜在地与两种现象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大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商品化。”22无论是对资本家来说，还是劳动者来说，他们都将时间（劳动）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资本家可以购买劳动者的时间（劳动）以赚取利润，劳动者也可以出卖他的时间（劳动）来获得相应的报酬。
对资本家来说，为了将时间效益最大化，实现其更大的价值，或是技术革新，或是加大劳动强度，或是加快工作节奏，或是延长劳动时间（种种加班制度），由此便产生了城市工作生活的忙碌感。
“时间就是金钱”意味着做好一天应做的工作，得到一天应得的报酬，特别对劳动者来说，与其将时间白白浪费，不如将时间换成金钱，“这只能让劳动者接受控制，将他们的眼界局限于微不足道的加薪、工作环境的些微改善”23。对劳动者来说，的确如是，一点点加薪的刺激就足使他们满足，并诱使他们贡献出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大的劳动。马克思就说到这种现象，他说：“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24
在中国，人们宁可把时间变成金钱，也不愿意享受片刻清闲。休闲研究者注意到，一些中间以上的阶层的人，制度性工作时间虽然减少了，但事实上休闲时间反而越来越少，主要是他们把这本该用于休闲的时间变卖成了金钱。“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时间的价值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可以随便打发时间，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时间就是金钱。时间与金钱和地位的等价和转换关系，使向上流动的社会群体开始不断地将制度性休息时间转化为工作，进而转化为更多的金钱或更高的职位，而不是转化为休闲。市场赋予人们发财致富、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市场同时也导致这些人的时间饥荒。”25因此，我们可以说“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闲社会’”。26注意，正是“时间就是金钱”使得我们将时间尽可能多地付诸能产生实际收益的工作之中，不能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的休闲自然就暂放一旁了，人们整天为了赚钱而忙碌着。林语堂曾将“讲求效率”视为美国社会的“恶习”之一，正是“因为讲求效率太费工夫，为了想把事情做得完全，连享受悠闲的乐趣也失去，并且神经也跟着损坏了”27。追求效率挤占了人们的闲暇时间，并将人们的生活工作化了。
虽然以“姓社还是姓资”的眼光来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也许可笑，但是今天如果将这转化为“以人为本还是以钱为本”，或者说“是把人当成享受生活的生命体，还是把人仅仅当成赚钱的工具”这样的问题时，也许就不仅不可笑，而且值得我们深思了。幸运的是，今天，已经开始有人对这一观念有所反思：“在一切物质匮乏、人穷疯了的时代，这个观念有其合理性、进步性。抢时间、抢速度，就是抢金钱。今天，我们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应当在追求金钱和效率的同时，把追求（生活）质量提到日程上来了。”28
在“利润至上”的市场社会里，这一有些赤裸裸的功利性和工具性的口号势必使得压榨劳动、剥夺时间成为时代的必然，人们的时间已被工作几乎全部挤占。城市生活节奏之快，工作之忙，不正是“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和实践所造成的？
“生活快车道”
我们说，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时间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当然也是没有价格的，因为没价值，利用或消磨多余的时间（闲暇）就不能说赚得了多少或损失了多少。然而，在城市社会里，时间不光有意义，而且有价值（“时间就是金钱”），自然也有价格。而且城市越发达、越现代，时间的价格就越昂贵。
比如，对于一些三线城市（地、县级城市）来说，人们早晨上完班后，中午回家吃个午饭，夏天甚至还可以睡个午觉，下午接着上班。而对当下中国二线城市（省会城市）来说，时间可能意味着朝九晚五的日常工作，至于八小时之外侃大山、搓麻将，各随自便。可是，对于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时间的开发和利用已不限于朝九晚五的八小时工作时间，非工作时间被最大限度地挤压，工作时间被最大限度地拉长。
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以工作为中心的“城市工作中心主义”下的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对传统中国来说有着庇护（城者，盛也）和贸易（市者，恃也）之意29，今天，城市的这些功能仍在，但城市对我们更大的意义却在于工作。“城市工作中心主义”包括以下几项内容：（1）工作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型车间，各行各业的人们无不是这个巨型车间里日夜劳作的工人。（2）一切非工作时间（包括维持正常生理需求的睡觉、吃饭等）都被尽可能压缩，而工作时间则尽可能延长；（3）城市里的一切设施和活动（如交通、饮食、通信、物流等）无不围绕着如何压缩，甚至消灭非工作时间，并将节省出的时间腾挪到工作之中而展开的。（4）忙碌的工作严重地损害着城市人的身心健康，亚健康、疾病，甚至过劳死在城市里越来越司空见惯。
自现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呼吁着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蔡元培先生曾称20世纪是“快的时代”，“快”正是一个时间概念。他说：“青年们呀！现在已经是20世纪的新时代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快’。你看布满了各国大陆的铁道，浮满了各国海洋的船舰，肉眼可看见的有线电的电线，不可见的无线电的电浪，可以横渡大西洋而远征南北极的飞机，城市地面上驰骋着的街车与汽车，地面下隧道中通行的火车与电车，以及工厂、农场、公事房，家庭中所有的一切机器，那一件不是为要想达到‘快’的目的而设的。”3020世纪50年代，华东工业部上海唱片厂生产的第一张唱片里面就有《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走向工业化的革命大道。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掀起伟大的建设高潮。”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在呼吁：“加快生活节奏，减少无谓的时间、精力耗费，提高自身活动的效率，是当务之急。”“快节奏的生活，意味着繁忙，也意味着欢乐。”31可见，呼吁了几十年，直到80年代人们还在慢腾腾地生活着，也可见，正是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才真正驶上了快车道。
的确，在城市生活快车道铺修完成前，我们想快也很难。今天，城市生活快车道已经铺修完成，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即使不踩油门，也会不由自主地被挟裹而去。我们分别看看城市交通、饮食、物流等生活快车道是如何加速着人们生活的，又是怎样为人们节省更多的时间以承担更多工作。
1925年，法国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曾对城市里的曲道加以诟病，并将之称之“驴行之道”，因为“驴子曲折而行，思想散漫，心不在焉，它曲折而行以躲避巨石，或便于攀登，或得以庇荫；它采取一种阻力最小的路线”。他认为：“当代的城市必须仰赖直线：房屋的修建、管道和隧道的铺设、公路和人行道的修建等，一切均需要直线。交通的通畅同样需要直线；对城市精神而言，直线是正当之选择。曲线昂贵、难以建设且滋生危险；曲线将使城市陷入瘫痪。”32显然，在他看来，城市弯道不适宜汽车快速通行，浪费时间，而时间对城市人来说又格外宝贵。现在看来，也许城市更需要的是弯弯曲曲、歪歪扭扭，可供人行走的“驴行之道”，而不只是那宽阔平坦，供车辆奔驰的快速车道。
我们今天的城市规划，其实和勒·柯布西耶当年的思想如出一辙，那就是速度优先。这就得要求道路要更宽、更直，交通更畅、更快。“城市道路网规划应适应城市用地扩展，并有利于向机动化和快速交通的方向发展。”这是建设部对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的指导性方针之一。城市的快速公交系统（Bus Rapid Transit）、地铁网络、高架环线、绕城高速、城市主干道等的建设无不是着眼于交通的速度。建设部对城市交通的规划有这样的规定，“规划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长度超过30公里的带形城市应设置快速路”。而且，“快速路两侧不应设置公共建筑出入口。快速路穿过人流集中的地区，应设置人行天桥或地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切都要保障大城市快速道路的畅通无阻，而那些慢速交通（非机动车、步行者）在大城市里就显得不合明宜、不受鼓励，甚至受到限制，“快速路上的机动车道两侧不应设置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应设置中央隔离带”。
柯布西耶当年就提出建设城市快速干道的思想，他提到在城市里建设一种适合高速汽车行驶的高架道路，“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两条城市轴线，置快速单向车道，建于40—60米宽的混凝土高架桥上，每隔800—1200米有坡道相连至普通道路平面上。我们能够在其中的任一坡道处进入快速干道并驶过城市、抵达郊区，以最快的速度，且不需要忍受任何十字路口的阻扰”33。如今上海的重庆路南北高架和延安路东西高架几乎就是当年他所设想的实现！
城市道路建设的最高指导方针是什么？答曰：速度。我们可以看到，当城市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对城市交通的速度要求就越来越高，对慢速交通（自行车、行人）就越来越不鼓励，越来越限制。论理，大城市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压力自然大，道路网密度、道路中机动车车道条数、道路宽度等各项指标比中、小城市相应高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当的。同样，照理城市越大，居民越多，车辆越多，交通越慢也是正常的。然而，我们在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的指标中可以看到，城市越大，其机动车的设计速度往往越高。对于中、小城市来说，最高设计速度达到40公里1小时就足够了，但对大城市来说，最高设计速度则要达到80公里1小时。34这个设计速度指标无形地制约于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大城市里人们的时间是珍贵的、值钱的、浪费不起的，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而对中小城市来说，时间并不那么重要，时间的节约和浪费并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城市规划、设计无形中都是围绕着速度而转的，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和节约时间而服务的。
至于相对低碳、环保，无论对城市生态环境来说，还是对居民身体健康来说都不无裨益的自行车出行，由于其有碍于机动化和快速交通，实际上在我们现有的道路系统中是受到限制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口大于100万的大城市中，自行车出行量和公共交通出行量比例被控制在1∶1—3∶1之间，在人口少于100万的大城市中，这一比例控制在3∶1—9∶1，而在中等城市中这一比例是9∶1—16∶1，在小城市里，自行车出行不受控制。35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城市规模越大，自行车出行就越受到控制，与此同时，城市规模越大，机动车出行就越受鼓励。而且，我们的道路也是为了机动车而修建，有人这样说北京的道路：“北京的马路宽得能停飞机，新修的路像一条条车河，行人得小跑着才能过马路，孩子和老人非常危险，自行车和人行道上停滞了小汽车！”36
可见，目前城市以车为本的道路交通基础建设情形，其实是我们当初的精心设计。今天，88.2%的人认为，无论从环保还是健康角度，公众应尽量采用公交、自行车、徒步等方式出行。37但是“等我们再缓过劲来时，再想骑车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可以骑车的路了，我们的路全被汽车占了”38。当2010年上海世博会挪威馆里人们大秀自行车，当2013年初全国出现与机动车尾气相关的长时间大面积的雾霾，我们想到了该是少开私车多骑自行车的时候了，可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自行车出行在确保速度的城市交通系统中实际上是受到控制和限制的，而且这样的交通规划标准是强制性标准，也就是说，当很多人真的选择自行车出行时，就会发现如此狭窄而有限的自行车道根本就不够用，而城市很多道路根本就是严禁自行车骑行的。39
至于在德国出现的那些不挤公交、不骑车、既环保又健身的“走班族”（walking commuters），倘若行走在上海，恐怕就困难。且不说上下班距离，空气质量允不允许我们走班，实际上供步行的路很少。首先机动车、公交车占据了绝大部分道路，其次电动车、自行车占据了有限的道路，能为步行者留下的空间就相当可怜了，更不用说，对有些道路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步行道。因为速度优先是我们交通设计的一条核心原则，速度的快慢决定了资源的多少。至于城市里的盲道因其更慢，很大程度上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40
只是事与愿违的是，城市对速度的追求往往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地区内，例如在半径0.5英里内，运送10万人，最快方法是让大家步行，最慢的方法是把这10万人都用小汽车来运送。在历史性城市波士顿，如果街上没有汽车的话，它的全部白天人口可以靠步行在也许不到1小时的时间内集中到波士顿广场（Boston Common）。假如用小汽车运送这些人，也许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除非这些人放弃他们难以停放的车辆，否则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41对北京来说同样如此，“还在几年前，80%的北京人是靠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上下班，那时候很少有堵车和上班迟到的事。再看现在的北京，我们放弃了以前骑车的出行方式，以开车为时尚”42。堵车成了北京的常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欲速则不达”。
更严重的是，“提供给汽车的空间越大，对汽车的需求就会越大”，道路修得越多，修得越宽，其交通将越堵。而正因为越堵，就更要想方设法为汽车的便利通行改造道路。“因为车辆所造成的堵塞，街道要么是被拓宽，要么是被改成直道；宽阔的大道被改成单行线，交叉信号系统被安装在街道上，为的是能让车辆行驶更快。桥梁被改成了双层，因为单层桥梁已到了饱和程度；快速干道先是在一头被拦腰切断，而后是整个系统被分成东一块，西一块。越来越多的土地改成了停车场，为的是让那些数量急剧增加的车辆在空闲时有地方停车。”这种情形就是雅各布斯所说的“肯定反馈”。“‘肯定反馈’是指，一个作用力会产生反作用力，而反作用力则会反过来加剧产生作用力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作用力又会重新发生作用，其结果是又加剧了反作用力，于是这个过程循环反复，以致无穷。”43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城市被汽车蚕食正是城市交通设计者所当初未曾预想到的。
道路越多越宽，车辆越多，速度越慢，这种现象在上海就存在。2004年以来，上海中心城道路面积增长大约25%的同时，上海汽车注册量较2004年增长了近一倍，内环内主干道在上下班高峰时段的平均行程车速分别为16公里/小时和15公里/小时，较2004年分别下降9％和3％。44不只是上海，堵车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甚至是中小城市的常态，当初每小时80公里的快速设计也越来越成为纸上谈兵。
最大限度地压缩非工作时间不光体现在城市交通上，还体现在城市里的吃饭问题上。吃饭本来对一个人来说并不纯粹是为了填饱肚皮，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可能在享受食物的色香味，他可能利用吃饭的时候缓冲和调整一下工作节奏，他甚至可能和朋友一起吹牛皮。可是，今天的城市吃饭几乎纯粹变成了填饱肚皮，以来补充维持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和能量。
为了吃饭而工作，为了工作而吃饭，这是两者的关系。自然，吃饭要费时间，然而，城市人的时间又是珍贵的，我们要把饭碗边上挤出的时间留给工作，于是，吃饭时间就被尽可能压缩。
对城市上班族来说，吃早餐几乎是件可以在路途上顺便解决的事情，早点的时间已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很多人会选择在路边买上包子、豆浆之类可携带的便捷早餐，在上班的公交上、地铁上顺便解决。于是，我们会看到，愈是能够节省人们的食用时间，方便人们在行走中便捷食用的包装，便越受人青睐。比如，有硬吸嘴的袋装“芭比”豆浆，与一次性塑料杯密封包装，需要使用插管吸食的“老磨房”豆浆相比，食用起来会更加随意和自如。对一个需要在路途上吸食的上班族来说，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前者。总之，对城市里的人来说，吃早点几乎是可以不用花费时间的。
早餐可以不花费时间，午餐却不能不花费时间。这就要使我们尽可能快地解决午餐，实际上，在城市里一个工作午餐一般在半个小时内就基本可以解决了。比如上海陆家嘴工作的白领的午餐时间，人均就小于28分钟45，这是成千上万的人的进餐情形。本来吃一顿午饭也就半个小时，无论怎么说时间都不算长，可是，世上有没有免时的午餐呢？
在超市、便利店里，我们能看到一种外形像香肠，但比普遍香肠要粗的袋装饭团，这种食品，在便利店的微波炉加热一下，随时随处便可挤食。我们不能不赞叹挤食的发明者对城市人那种最大限度地压缩非工作时间的心理的准确把握。人当然不可能不吃饭，可是对那些无暇吃饭，或者不便吃饭，甚至错过吃饭时间的人来说，这种挤食的饭团倒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可以断言，在城市里，谁能为大家提供更方便、更省时的食品，谁便可能在将来城市餐饮业的竞争中获得更大优势。
从城市吃饭中可以看出，在现实中，人们大大地简化了吃饭的程序，压缩了吃饭的时间，甚至完全消灭了吃饭的时间，这节省出的吃饭时间哪儿去了？它们被分配给了工作。“从容享受午餐的传统，惨遭现代工作伦理的打击。从此，三明治作为最不费事、最有效率的疗饥手段开始大行其道；从此‘一流’三明治供应商Pret A Manger在英国赚得钵满盆盈——这家三明治店试图通过法文店名、机敏店员和管乐爵士乐假装‘对食物充满热情’，其实它更感兴趣的是怎样更快填饱办公室职员，尽快打发他/她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去。这家店真正充满热情的对象，当然是利润，为了赚钱，才努力迎合时间紧张的工作者。”46今天的中国城市，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店点餐立等可取，甚至推出外卖、送货上门的快餐店在全国各地二十年来攻城略地、遍地开花。47“三角地火锅搭档”、“新雅大厨半制成品菜肴”等配菜应运而生，备受欢迎。何故？身处工作中心主义的都市人们没有时间做饭、吃饭而已。与80年代人们吃个饭动辄就要花“半天”时间相比，真是恍若隔世。
除交通、饮食以外，城市里快递公司的出现普遍也是一切为了省时的结果，心急火燎的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快递公司。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城市快递业务剧增使得一些有中转职能的快递公司网点，常常因堆积货件太多而导致爆仓。48中国的快递速度也是惊人，比如今天我们在一些网站上购物，当晚10点前下单，第二天快递员就能将货送到你家门口。可是，在19世纪70年代，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这样说中国的邮递速度，他说：“要在一个中国人身上培养出对迅捷和速度之重要性的赞赏，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听说，一个装满外国邮件的邮包在两个相距十二英里的城市之间被耽搁了数日，因为邮差的那匹毛驴病了，需要休息！中国的电报系统的管理也十分混乱，经常把电报弄得驴唇不对马嘴。”49今天，中国快递速度之快，连明恩溥的母国美国也望尘莫及了。我们今天看美国的快递，就如140多年前，美国人看中国的快递。
快生活火了快递公司，也促生了跑腿服务有限公司的出现。温州出现的跑腿公司经营业务比快递公司更加广泛，“从代办汽车年检、上保险、交水电费、处理罚单，到代买菜、送饭以及送包裹、物件、礼物、请帖，甚至是代排队，只要大家想得出来需要出门去跑的事，几乎都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内”50。所有这些业务的膨胀和发达无不着眼于节约出更多的时间，而那些快递公司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来迎合客户，提速人们的生活，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这些公司的出现加快着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大着我们的工作强度。
论理，现代科技和生活方式（汽车、电话、洗衣机、微波炉、洗碗机、计算机、网上银行、快餐、速溶咖啡等）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从烦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工作效率应当说已大大提高，劳动强度应当说已大大降低，人们本该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以洗衣机为例，现在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几乎完全不需要人的任何劳动就可以将衣服洗好烘干，这显然就能节省下之前人们不得不在洗衣服这件事上花费的时间和劳动，人们理当更加悠闲，更加轻松。
然而，现实与我们的想当然恰恰相反，在现实生活中，现代科技和生活设施的出现，似乎并没有为我们节约出更多的闲暇时间，反而适得其反。它们的出现延长了工作时间，加大了工作的强度，也就是说，那些节约出来的时间已经被挪移到日常工作之中，其结果是人们比没有洗衣机之前显得更加忙碌。
计算机的使用同样如此，本来计算机的使用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革命性的变革，然而，人们闲暇时间并没有因之增加，反而越来越少。“早在20世纪70年代，林德（Linder，1970年）就提出了‘休闲被掠夺一族’的观点，它所指的是中产阶级人群。这一人群工作时间很长，且有迹象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的这种状态并没有得到改善，有的甚至更糟。电脑时代被认为把人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为休闲创造了时间条件，但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人们的工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明特勒（Mintel，1999年）的研究表明：“51%的成年人认为闲暇时间比五年前更少了，44%的人认为他们愿意在休闲上花费更多的钱。对于社会上一部分重要人群来说，休闲增加只是一种虚幻，而所谓‘休闲被掠夺一族’或‘时间贫穷、金钱富余’的群体可能正在增加。”51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个本着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发明和政策，都可以在当下的现实中看到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也就是说，在城市生活中人们，一切的制度安排（VIP、快速通道、绿色通道等）、科技发明无不是着眼于节约时间，只是可惜的是，这节约出来的时间又无不被慷慨地奉送给了无穷的工作。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有如行驶在由诸如交通、通信、网络、快递、餐饮等构筑成的快车道上的车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快速行驶。有人谈到上海的城市经验时说：“平时出门到徐家汇、人民广场、陆家嘴之类的地方，不论着急与否，走路的脚步真是不自觉地在加快，一来是因为周围人群的脚步都飞快，自己想不快都很难；二来是因为还没出地铁口就看到被高楼挤满的天空，会让人不自觉地低下头，做行色匆匆状。”52“脚步真是不自觉地在加快”，这个“不自觉”说的正是人们是如何被速度挟裹的。
快节奏生活带来精神上的浮躁和焦虑。“现代社会，人们对效率和速度的要求在无形之中给自身带来了诸多焦虑，作为生活在水泥都市里的现代人，更多时候是学会了奋力向前，而忘记了如何减速、如何环顾周围，去欣赏生活的本原。”53一些人已经失去应有的、必要的耐心，时时抱持着一种浮躁和操切。诸如“快速致富”、“一夜成名”、“一炮打响”、“闪婚”、“秒杀”、“赌博”、“炒作”、“考研速成班”、“过劳死”等现象无不是这种浮躁和操切的心理的产物。
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捷克有一句谚语用来比喻他们甜蜜的悠闲生活：他们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是不会厌倦的；他幸福。54
在我们置身于快速运转的城市生活中无法自拔的时候，国外人们开始对工作中心主义，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方式有所反省，并有所行动。人们开始思考“怎样通过城市本身的作用来‘限制’车辆”，比如为人行道提供足够的空间，在人行道上种植一些双排树，以此来“缩小车辆行驶的马路空间”，或者在“学校和剧院以及商店的门前可以增加一些行人过路的空间，这些空间会向车辆行驶的马路空间延伸，这样就会产生‘限制’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会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暂的。一些小的公园可以横跨街道，这样就可以截断某些街道的车辆通行”55。人们希望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降低城市的速度，阻碍小汽车对城市的吞噬。在欧洲的一些慢城中，“实施一系列城市规划，修缮公园、修复旧建筑；降低交通流量，行人多徒步或使用自行车。另外，城内不能卖快餐，包括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店和超市都应禁止”56。徒步或自行车行走，显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不现实，至于禁卖快餐，更是不可思议。这主要是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今天我们正在将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型车间的现实。
欧洲人开始起来抵抗快餐文化。1986年，在欧洲就兴起“维护人类享乐权利国际运动”的慢食运动，“慢食运动的计划是将快乐、品质、多样性、人文因素重新纳入食物的制作和享用”。在他们的《慢食宣言》中，他们这样宣称：
人类成了速度的奴隶，全体屈从于同样难以觉察、暗中作坏的病毒：快速生活。这种生活毁掉我们的习惯，渗透我们的家庭隐私，迫使我们吃快餐。
为了无愧于自己的名字，智人应当在沦为灭绝物种之前，摆脱速度。57
这只是欧洲人的尝试性反抗，然而，要摆脱速度的挟裹，在以工作为中心的当代中国城市里，又有怎样的可能性呢？
不过，中国城市似乎也出现了追求慢节奏的慢生活的迹象。2009年，北京798社区的熊猫慢递可谓大唱快递的反调，顾客可以通过慢递公司投递一封写给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后才能送到的信。随后，慢递公司在各大城市纷纷出现，甚至邮政局也参与到慢递行列之中。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广州邮政曾设立了一个可容纳500万张明信片的中国最大的邮筒，并开展了“写给30年后的自己”的明信片邮寄活动。
当然，慢递公司的出现并不像人们所乐观的那样能为都市人寻找缓慢与宁静，也不能为当代城市生活减速，它的意义只在商机。58就是说，它的引人注目在于它准确把脉到了城市生活的快的弊端，人们误以为这快所带来的烦躁和焦急能通过一个所谓的慢递公司来缓释，于是给它带来了关注和商机。在这个功利社会里，除了将慢产品、慢服务开发成商品之外，我们就找不到抵制快节奏、快生活的良方了吗？
“慢性杀人”与压力“山大”
“活活累死”
从上可知，在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是以工作为中心来组织的，在这个巨型车间中，人们的非工作事务尽最大可能简化，其耗用时间亦尽最大可能压缩，工作则尽最大可能强化，工作时间则尽最大可能扩充。
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车间中的市民来说，自然就时时处于一种高速运转的忙碌状态。网上流行的打油诗《疯油经》就形象地告诉了我们现代城市人的工作生活状态：“急事快快做，缓事当天出。大事优先办，小事要兼顾。忙得眼发直，累得屁股木。喝茶看报纸，哪有闲工夫。”在路上，我们也常会看到这样一些有意思的车贴，诸如：“我慢，我排量小；你快，你飞过去”，“越催越慢，再催熄火”。在超市、银行、邮局、医院里，我们常对漫长的排队皱眉与无奈。上海的土方车闯红灯压死人59，快递员拔刀捅伤保安员60，无不是赶时间造成的血案。
我们还能发现，在城市里，无论是底层打工者、白领，还是老板、教授，无论何种职业，何种身份，他们总都逃脱不了劳碌的命运。可以说，我们身处在是一个普遍忙碌，而不是普遍有闲的时代。
在城市里，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工作，工作几乎成为生活的全部。于是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工作像黑洞一样吞噬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睡眠、娱乐、进餐、郊游、朋友聚会、亲人交流等，使得城市人终日劳碌不息。“上半辈子用身体赚钱，下半辈子用钱养身体”，人人都在透支自己精力、健康，乃至生命。
今天，在城市生活的人们的吃饭、睡眠时间已经很难得到保障。据《华东区白领生活形态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近五成白领基本没有早餐概念，吃不吃区别不大，56%的白领无法保证午餐正常，下午1点后进餐的白领约占10%，超过31%的人认为公司现有的午餐福利及待遇非常差强人意。42%的白领无法在正常晚餐时间进餐。10点前睡觉的受访者仅占总数的12%。” 61另一项针对上海市民的睡眠调查发现，人们的睡眠时间不足，“56%的市民为7—8小时，32%的市民为5—6小时，8小时以上则为9%，而不到5小时的占了3%。总体上看，市民睡眠时间并不多，有38%的受调查市民明确表示自己睡眠不够”。人们通常会晚睡，“在工作日晚间，有近四成的市民在23时以后才上床睡觉。而在休息日晚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50%”62。
吃饭、睡觉等这类维持基本生理的需要尚得不到保障，身体健康的受损也便毫不足怪了。焦虑、抑郁、自杀、过劳死等心理与健康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过度工作正在普遍地损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亚健康、疾病对我们来说可谓司空见惯。“5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谈何锻炼休闲或看病。68%的被调查者时不时会生病，其中4%的白领‘生过大病’，到了住院开刀的程度。”63再如，受职场压力、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九成以上的职业女性都存在着身体健康问题，“据卫生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25岁到55岁的中青年职业女性中面临着职场、家庭、婚育等诸多问题，当前，这个人群中有九成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妇科疾病尤为突出”64。在身体招架不住工作重压的情形下，我们就能看到与养生保健相关的书籍、讲座、“气功大师”一哄而上，能舒筋健体的SPA、健身会所、足浴店遍地开花。
在全球人均寿命普遍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人均寿命增长排名仍居后列。据联合国数据显示，自1990年到2008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5.1岁，达到73.1岁，但有些经济发展比中国慢的国家，人均寿命增长却明显比中国高，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尼、伊朗。和那些起点更高的欧洲国家、澳大利亚、以色列相比，中国人均寿命增幅依旧落后”65。这种情形与中国GDP上升为全球第二的骄傲正好形成对照。
马克思曾称利润追逐导致的“慢性杀人”与“贩卖奴隶”的恶行更为可恶。他反问道：“我们抨击弗吉尼亚和加罗林的种植园主。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贩卖人肉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纱和硬领的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更可恶吗？”66事实上，工作的“慢性杀人”更不易为人察觉和警惕。
过度的工作损害着健康，甚至威胁着生命，马克思举了一个女时装工被活活累死的例子来说明利润追逐的残酷性。
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活活累死》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受一位芳名爱利莎的老板娘的剥削。这里又碰到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类老故事了。店里的女工平均每天劳动16.5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30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波尔图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当时正是忙季的最高潮。为了迎贺刚从国外进口的威尔士亲王夫人，女工们要为高贵的夫人小姐在转眼之间就变出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来。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60个少女一起连续干了26小时，每30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1/3，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67
资本家的贪婪本能、恶劣的工作环境，连续不断的高强度工作，使得时装女工活活地被她的工作所吞噬，一个普通工人“活活累死”让19世纪的英国人深感震惊，在150多年后的今天，像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那样“活活累死”的情形应当不会再发生了吧，然而，事实上，今天，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此却没有震惊，相反，越来越习以为常。
如果说19世纪工业化发动后的欧洲“活活累死的”多是无产阶级、底层工人的话，而21世纪的中国，因过度工作导致健康问题恶化而死的不光是挣扎在社会底层农民工、打工者68，而且包括那些公司白领、成功人士、节目主持人、敬业官员、中产阶级、艺术家、学者，甚至一些企业家等。69这说明，这个社会上几乎每个人，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都无一例外地卷入到这部巨大的工作机器之中。
2006年5月28日，深圳华为公司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仅一年，就因加班劳累过度，患病毒性脑炎而死。据其女友所说，“30多天里，他只回家了4次”，“除此之外，每天工作到凌晨3点，睡在实验室的床垫上，早上9点又开始工作”70。这样的工作强度把一个“常常连踢五六小时足球”的年轻人轻松放倒。据说其在临死昏睡时所说的胡话也全是与工作相关的专业术语。2011年4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门入职仅半年的25岁女硕士潘洁由于过度劳累引发急性脑膜炎，不治身亡。据其生前微博可以了解，吃饭没规律、熬夜、加班，终于让她碰到她之所谓的bottom line（底线）了。而据说，“毕马威、普华永道等公司办公室半夜经常‘灯火通明’。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很正常，公司楼下凌晨都是等加班族的出租车”71。2012年，红袖添香网站四钻签约（最高级别）作者，25岁写手青鋆（包青春）患肺癌去世，据说她“为了赶稿赚钱养家糊口，一年没有晒过几天太阳”72。
被工作累死的不光是那些职场新人，而且包括那些事业有成之士。2009年，28岁的浙江卫视新闻主播“铁人”梁薇，在“在无休止的加班熬夜、日益加重的压力负担中”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732011年，年仅32岁的复旦大学青年教师于娟患乳腺癌病逝，在她处于“生死临界点”的时候，她对自己年纪轻轻患乳腺癌百思难解，她说：“第一，我没有遗传；第二，我的体质很好；第三，我刚生完孩子喂了一年的母乳；第四，乳腺癌患者都是45岁以上人群，我那时只有31岁。”她找到的原因在于：熬夜。她说：“回想10年来，基本没有12点之前睡过，学习、考GT（GRE和托福考试合称）、考研，同时，网聊、BBS灌水、蹦迪、吃饭、K歌、保龄球，厉害的时候通宵熬夜。”74于老师觉得她有义务“告诫世间男女”这样的生活方式导致这样的死是“无异于鸿毛”的。因为“神马都是浮云”，“活着才是王道”，可是，今天有多少人听得进她的临终告诫呢？
在中国，像于娟、潘洁那样工作致死的到底有多少？据央视《新闻1+1》报道，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即每天至少有1000多人猝死。在北京，1998年120转运救治中猝死的青年有80多名，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为270多名。75可见，“青年之死”明显增加。有统计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76
这样的数据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叫人触目惊心。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说：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加害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致人以死命，那末我们就把他的行为叫做谋杀。但是，如果社会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害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上万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迫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成千上万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社会还让这些条件存在下去，那么，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这种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表面上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死亡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国工人报刊合情合理地称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要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77
虽然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只要把恩格斯这段话中的无产者、工人换成底层者、青年白领、成功人士，似乎又是在说今天我们整个社会面临的真实处境。我们不也正在目睹着一例例“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吗？而且那种置人于死地，隐蔽的，阴险的谋杀今天还在继续着。然而，“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
城市生活的压力
那么，我们要问的不是在城市里为什么要工作，而是在城市里为什么要如此拼命（是真的在拼命）地工作？这又与日益增大的城市生活压力相关。城市中日趋加重的生活压力无非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实际收入越来越少；二是必要支出越来越多。
从收入来看，个人收入的绝对值是越来越大的，但城市生活成本的全面上升使得人们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小。
我们且将1999年与2010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海的收入与支出情形做一对比便可看出。2010年上海大学生招聘会上，一个本科生的起薪是3000元，3000元的起薪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低，可是每月看似并不算低的3000元收入其实只能在上海勉强维持生活。一毕业生说：“如果起薪3000元，扣除税和三金，剩下2500元；自己是外地人，扣除房租1000元，就只有1500元了；另外，在上海吃饭、坐车，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78
一项对全国7个城市“蚁族”的调查显示，他们月平均收入1903.9元。在支出方面，“‘蚁族’每月平均总支出1867元，支出最多的项目是三餐，每月616元，其次房租411元，社交342元，交通107元，通讯102元”。调查显示，“46%的‘蚁族’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八成‘蚁族’没有结余。79.7%的‘蚁族’参加工作后没有给过家人钱，其中一部分靠家里接济维持日常开销”79。这便是今天大学毕业生在城市里拮据的生活窘境。
我们可以与十年前上海的毕业生收入支出做一比较。对一个1999年本科毕业，曾在一家建材超市的电脑中心从事普通技术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调查中可知，当年他每月可拿1500元工资，当时，与同学合租二室一厅70多平方米的房子，共500元，每人出250元，其他吃、行消费每月大约250元也就足够了，就是说，一个月有500元就能满足吃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如果没其他特别消费的话每月还能有1000元的积蓄。
今天月薪3000元收入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月下来包里所剩无几，十年前月薪1500元收入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月下来尚有1000元积蓄，更不用说1999年的1000元的购买力与2010年1000元的购买力不可同日而语。
十年时间，绝对工资增加了，购买能力下降了。也就是说“钱不值钱”了。2001年，对一个月薪4000多元收入的人来说，每天上下班可以打的，买衣服起码要去伊势丹，甚至还可以在徐家汇附近买房子！可是，十年后的2011年，一个年薪十万元的人，却发现“比以前拿一两千元月薪时更舍不得花钱”80。
尤其近几年，物价指数（CPI）全面上涨，恩格尔系数明显上升81，今天光一个午餐就要将近20元钱，一个月光吃饭就要花2000元。82迫于吃饭的压力，有的上班族甚至不敢到外面吃饭，而是自带午饭以图省钱。83物价上涨使得普通居民的实际收入相对减少。
从支出来看，今天城市中的“必要支出”越来越大。
在城市里，且不谈那些与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关系不大，甚至无关的消费（诸如听音乐会、买化妆品、穿名牌、用iPad等），光是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须臾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领域（诸如居住、医疗、教育、养老等）的消费已经变得越来越昂贵，人们越来越负担不起。为了维持在城市中高质量的生活，人们便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赚钱。
实际收入的减少，必要支出的增加，使得城市居民生活压力“山大”（像山一样沉重的压力）。有调查显示，像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里，9000元左右的月薪才能使你生活不惶恐。84以此收入而论，上海有多少人能“淡定”呢？正是这样的生活压力迫使城市居民不得不卖力地、拼命地工作。
中间阶层与财富分配的新变化
“文明大体说来，等于是寻觅食物的问题，而进步便是使食物更加难于获得一种进展。”85与以往相比，今天经济如此发达的社会里，人们论理可以轻松生存，可是我们的城市生存却感到越来越吃力，何故？这与城市生活的普遍压力感与今天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新变化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
社会阶层发生了新的变化
近年来，我们社会结构正在经历着一个新的变化，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间阶层的下滑。昔日曾被看好发展壮大，并被寄予厚望，成为社会压舱石的中间阶层，逐渐下滑；一是财富的少数人占有，即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快地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富贵者（有钱人与有权人）手中。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在政治、经济上相对平等（“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分化不大的话，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理所当然的分化。大致能形成先富起来的“富贵阶层”（权贵阶层和富人阶层），一批工作安逸、生活无忧的“中间阶层”（如公务员、IT工程师、大学教师、私企老板等）和被抛向贫困之中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弱势阶层”（如下岗工人、农民、失业青年、农民工等）。
我们曾指望这个中间阶层发展壮大，并成为社会的主要阶层，进而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被寄希望发展壮大的中间阶层近年来却越来越滑向社会的底层86，于是出现了中产阶级的下滑，甚至消失的现象，与此同时，社会财富也越来越快地流向越来越少的“富贵者”手中，今天的社会中“富贵者”和“贫困者”分化越来越大（基尼系数越来越大），前者人数越来越少，财富越来越多，后者人数越来越多，财富越来越少。
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发布的《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调查报告》显示，在调查涉及的1000余名受访者中，个人年收入平均值为5.31万元，“但有73.9%的人填写收入在5万元及以下，3万元及以下的则有53.8%。这意味着，是样本总数两成多的高收入者拉高了整体收入平均线”。同时，“20%高收入组的个人年收入均值为156207元，20%低收入组的为9193元，高收入组年收入是低收入组的17倍”87。这个调查正说明了我们以上的两个判断，一是中间阶层逐渐下滑（多达七成以上的人处于平均收入水平以下，已经滑入相对贫困的阶层），二是贫富差距逐渐加大。88我们分别看这两种现象。
“小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失着”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观察19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状况时说：“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失着。小资产阶级，这个过去最稳定的阶级，现在成了最不稳定的阶级；他们是旧时代的少数残余和一些渴望发财的人，十足的实业投机家和投机商，其中或许有一个人可以致富，但同时会有99个人破产，而这99个人中一多半只是靠破产生存。”89“小资产阶级”这个在过去“最稳定的阶级”，“现在成了最不稳定的阶级”，除极为个别仍能“致富”以外，绝大部分正在“一天天地消失着”。马克思也说道，资本家之间激烈的竞争，就会出现“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就沦为工人阶级”90的情形。
21世纪初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中间阶层的下移的现象。显然，要相对严谨地得出并论证这样的结论，需要社会学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在这里可以从人们对小资、白领、大学生的印象，感受一下中间阶层每况愈下的处境。
在2000年前后，小资、白领，这些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本就能获得比较安逸幸福的城市生活，曾经是时尚媒体竞相献媚，也是普通大众羡慕的对象。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服装、化妆、餐饮、交友、娱乐、休闲等）几乎引导着这个社会的潮流，显然，这是一个新出现的重要群体。
论理，小资、白领们能够凭借他们的知识、学历、文凭、能力、创意，而不是血统（“官二代”）、父辈遗传下的财富（“富二代”）等，在这个社会里充分发展，成就自我，一跃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成功人士。91他们的创意、智慧和知识虽然不同资本那样靠遗传可以得到，但是，资本可以雇佣创意。
才十年左右的工夫，这个人群已经沦为城市的弱势群体了。生活乃至生存压力，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驱走了昔日的潇洒、优雅、情调和品味。在大城市里一套住房就足以消灭一个中产阶级92，更不用说人们还面临着子女上学、老人看病等沉重的生活负担，这些压力早已将昔日风光无限的小资、白领们在新天地、星巴克里悠然地品味咖啡的情调一扫而光。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白领感到，他们已很难成为‘中产阶级’。高昂的房价、快速上涨的生活成本和黯淡的工作前景，让许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心情灰暗。”93
“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劳动、在写字楼里办公、衣着讲究的年轻职员”就可以称得上是白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白领标准也开始水涨船高，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今天的白领？网友们给出了这样的标准：月薪2万元，有15万元左右的车子，至少有两居室，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工作不局限于在办公室完成……这是大家心目中的新白领标准。94对照这一标准，我们有多少人能说自己还是白领？一个对163位网友的小调查显示，“只有17人认为自己还是白领，146人则认为自己已不是白领”95。
中间阶层日渐衰落，甚至重新陷入贫困，是今天社会一个显著的、值得关注的现象。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今天的中国，中间阶层不断下滑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快地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据北京大学夏业良教授的研究显示，在中国，1%的富人占有40.4%的社会财富。96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教授的研究显示：“我国最低收入的10%人群与最高收入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超过了60倍。”97
列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中说到“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工人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现象。对于“绝对贫困化”，他观察到“食品、衣服、燃料和住房的费用都涨了。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确实愈来愈穷，不得不生活得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多的人栖身在地窖里和阁楼上”。这种情形在今天社会有时也能看到。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使得人们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出现绝对贫困的同时，社会还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相对贫困化现象（两极分化），对此，列宁说：“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重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98这种相对贫困化现象也常能看到。
过去，我们的蛋糕很小，嗷嗷待哺的人很多，人们面临着普遍贫困带来的温饱问题，当务之急是做大蛋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发展，可以说，我们的蛋糕做的并不算小了，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甚至沿海发达地区一些省份的经济总量，更是“富可敌他国”99。这自然令人振奋，但是，超级蛋糕虽然做成功了，但在蛋糕分配上却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少数人占有着绝大部分蛋糕，而多数人争抢着剩余的极少部分蛋糕的现象。我们以前常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实这只是一穷二白，大家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
今天，我们的生产力不能说不发达，物质文化也不能说不丰富，只是这种财富被极少数手握资本和权力的人所控制和享用，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但人民却很难普遍享用这份物质文化财富。因此，在社会生产力发达和物质文化丰富的当代社会里，极少数人占据大部分社会财富和绝大多数人分享小部分社会财富的矛盾，成为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
劳动的贬值与富余的“市民工”
造成中间阶层的下滑与财富的少数人占有这一现象原因很多，但有一条重要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资本的升值和劳动的贬值。
2011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上海地铁八号线陆家浜路站上悬挂出“劳动最光荣”的大幅画报，明亮的红黄色调，昂首、挺胸、振臂的工农兵形象在光鲜的地铁站很是抢眼。100其实，与其说抢眼，不如说刺眼。一方面，传统的工农兵已经在这个城市里消失殆尽，或者说工农兵几乎与这个城市没有多大关系；另一方面，在体力劳动不受重视的时代中，挂出工农兵形象的海报，与其说是宣传，不如说是反思。
过去我们讲劳动致富，今天如果一个真正从事劳动的人，他劳动所得最多只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更谈不上发财致富了。这种现象体现在数据上，就是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与此同时，资本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急剧上升。
据全国总工会的有关分析：“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3%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赢利占GDP的比重在27年间上升了20个百分点。”101另有学者说：“2002年之前，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2003年下降到49.6%，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很有限的这一块,还有相当部分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的。”1022008年再进一步下降到39.4%。103从这些数据中可见，自2003年到2007年，仅4年的时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就下降了将近10%，而此前9年（1983年到2002年）时间这一比例只下降了6%，这说明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也就是说劳动贬值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就意味着，我们从一个劳动可以致富的年代发展到了一个光凭劳动几乎是仅仅维持，甚至是难以维持生活的年代。劳动的贬值使得越来越多不得不靠劳动维持生计的人自然陷入了一种普遍贫困之中。劳动的贬值与劳动创造价值显然是矛盾的，针对此，有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应当发展成为资本市场，而不是商品市场，也就是说“劳动者的收入除了工资，还有利润，即劳动者制造的剩余价值经过分割后，一部分也成为劳动者所得”，而不全为资本所有。104
劳动的贬值与劳动力的富余相关。今天我们提起劳动力富余，常常是指农村劳动力的富余，其实，劳动力的富余还应当包括城市劳动力的富余。注意，在今天的城市里，我们能看到两类劳动者，一类是农民工，一类是市民工，特别是后者常为人们所忽视。而当代中国迅速的城市化为劳动力市场制造了源源不断的市民工。
与拥有土地的农民相比，今天的城市市民更像那些只有劳动可出卖的“无产者”。我们所说的“城市无产者”并不是说在城市工作的人们就不名分文，不是说他们的生活条件有多恶劣，也不是说他们就一定从事一种纯体力劳动，而是很大程度上是指他们是一种手停口就停式的出卖劳动者。因此，一个人也许是毕马威的金领，也许是必胜客的地区主管，但他仍可能是城市无产者。因为他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也不得不出卖，如果不出卖的话，他马上就会面临生存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方便可以凭借其强大的资本的力量使市民工不得不接受那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
“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在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105市民工的富余显然有利于怀揣资金的资方（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106）。对他们来说，只要拥有相当的资本，就可以高枕无忧。
“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在某汽车4S店的墙壁上着粉刷着这样的标语，这样的标语是对员工的一种提醒，也是一种警告，工人们必须清楚，他们只有勤勉工作才有饭吃。然而，亚当·斯密“从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状况与劳动者的处境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历史的考察中发现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情，而劳动者职业竞争的过分激烈则是一国经济退步、衰败的征象”107。亚当·斯密悟出的规律值得我们深思。
抗争与干预
马克思说：“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过度劳动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108他给我们提醒了资本对劳动者的破坏力。面临越来越强势的资方 ，劳动者（特别是城市劳动者）的出路何在？我们难道对资本增值，劳动贬值的情形就束手无策？事实上，有两种措施可以遏制这种现象：一是劳动者联合抗争，一是政府积极干预。只是我们这两者做得都不够，所以暂时还难以遏制资本的强势劲头。
“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
“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109论理，既然劳动被商品化，买卖就当是互相的，你有买的权利，我也有卖的权利，资本家以压得极低的价格购买劳动，劳动者论理也可以不卖与他，那么，即使资本家怀抱金山，但如果没有甘受奴役、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力，他也只有活活饿死的命运了。“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110论理资本家与劳动者是互相依存的，谁都离不开谁，可是，我们看到是强势的资方、弱势的劳方的现实。
事实上，劳动者只要联合起来进行抗争，资方就无所谓优势可言。这也是历史的经验，只是这样的经验已为我们所遗忘。比如，我们在1946年的上海就能看到劳动者对抗资本家的事情。是年，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就有参议员黄炳权竟向上海社会局官员发出这样的质询：“本市工商业因十个月的劳资纠纷，形成劳方日以肥，资方日以瘦，不资何劳，不劳何获，深虑劳资双方，行将同归于尽，其责任究竟谁属，贵局长曾否注意及此，有何善策？”事实上，“每于劳资纠纷开始之初，即以怠工罢工为要挟”，“怠工罢工”成为工人们对待资本家的杀手锏。“劳方日以肥，资方日以瘦”，资本家在劳动者面前示弱，这岂是今天做梦能想到的事？而且怠工罢工就算了，甚至竟还有参议员范锡品提出“依法之怠工罢工，似应仍予保障，其怠工罢工期间之工资，似亦应照发”111的要求。这里我们也听到了站在劳动者一方的政府的声音。
“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112虽然力量悬殊，但团结就是力量，如果工人们都团结起来向资本家谈条件，争权益，资本家便不能不有所忌惮。事实上，这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在今天中国也是存在的。2009年东莞出现用工荒便是一例，用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资标准太低，2009年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是770元/月。113市民工抗争的资本相对薄弱，除了他们自己要克服那高不成、低不就的习性之外，还要寻求其他的支持。
政府的“错位”
针对资本跋扈，劳动贬值的情形，除了劳动者自己组织起来抗争之外，政府还要站在弱势者（现实中的弱势者往往是劳动者）一方并为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形往往相反，某些地方政府非但没有站在弱势者的一方，反而坚定地站在资方，向资方献媚，为资方撑腰。
比如，某地的宣传标语上赫然地写道：“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得罪投资者是罪人。”114有的地区的领导干部甚至公开声称：“我这个地区要加快发展，提升量级，就要打造成为富人的聚居区和高档的商务区。”而有的干部在小范围公开说：“‘以人为本’。也要看以什么人为本，在我们这个外向型的高档的开发区，首先要以‘洋人为本’。外资充裕了，经济发展了，政府的税收增加了，为老百姓改善生活才有可能。”115从中可见，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完全沦为投资者这尊上帝的保护神和家仆，不光为资方喝道撑腰，而且对人民示威恫吓。一个本应主持公道、缓和矛盾、化解危机的第三方政府不仅没有尽到它应尽的义务，反而同资方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劳方，劳动者的合法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护。
今天，某些地方政府在劳资两方中所应担当的角色，所应站立的立场，所应担当的责任并没有缺位，而是错位。也就是说，它不仅没有做它所应当做的，而且做了它所不应当做的，在这种情形下，广大劳动者在强大的资方面前只有甘为牛马的份了。
本来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工会也可以有所作为，然而工会亦无作为。按《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职责》，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权益的代表”。这是中国工会的性质和职责。按照我国劳动法规定，每个企业都应当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然而在现实中，有些企业要么没有工会，有工会的要么流于形式，很难起到代表和维护会员和职工权益的实际作用。
在这种的情形下，种种不签劳动合同、义务加班、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等违反劳动法的劳动争议就满谷满坑、层出不穷。“深圳市总工会等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4%的人签订了三年以上的固定劳动合同。威海市总工会调查发现，一些企业经营者收入是职工的上百倍，有的企业职工月加班竟达100小时以上，拖欠社会保险或压低缴费基数等现象更普遍。”116
2010年国庆节和中秋节被捏合在一起，就有了八天的长假。北京市人保部门对北京市宾馆（饭店）、商业服务、公共交通运输等行业的723家用人单位加班费支付情况进行抽查发现：“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的420家，占58%；未按标准支付加班工资的213家，占29.5%；未支付加班工资的90家，占12.4%。”也就是说有四成多的企业没有按劳动法规定给加班者付适当的加班费用，这次北京市人保部门向首批72家用人单位下达了调查询问通知书，为1028名职工追回加班费20万元。117与那些追回加班费的职工相比，在江苏无锡新区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周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因公司不支付加班费，竟坚持和公司一口气打了14场官司，当走投无路的他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实名举报时，劳保监察队负责人称：“从劳动的相关法律法规来看，劳动部门解决此事很难。”无奈的他又向当地法院起诉劳动部门的不作为时，法院根本不立案。无望的周力给劳动监察部门送上了一面“不为人民服务”锦旗，是无奈？是讽刺？是愤怒？是揶揄？118
更有不幸的劳动者从事着对身体健康有损的职业。有机溶剂的慢性中毒、重金属中毒、开采业中的矽肺都或显或隐地损害着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目前深圳共有工厂2.24万家，而涉及职业病致病因素的工厂有1.103万家，直接接触这些致病因素的工人有30万，约占到工人总数的10%，2010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深圳的职业病病例共有97例，比去年69例略有增加。而这个数字也许还是冰山一角，专家表示，由于职业病具有迟发性和隐匿性，实际发生的职业病人数远远大于报告数。”119问题是，面对这些“杀人工厂”，我们并没有专门的职业病鉴定部门，这自然使得他们维权无门，以致发生了“开胸验肺”的悲剧。部分地方政府的缺位和不负责也由此可见一斑。
再看我们的带薪休假制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网友没有享受过带薪年假”，“在就业压力大的现实之下，有工作总比失业强，因而许多人更为珍惜岗位，甚至于年休假的权益也不敢主张”。对这些没法休假的人来说，“‘被全勤’是个幸福的烦恼”120。带薪休假被剥夺也就罢了，对一部分人来说，法定假日能否保得住也都还是个问题。2009年，某女大学生在应聘时列出这样的要求：“甲方（必须）无条件让乙方（本人）享受法定假日，不得以任何名义剥夺其休假的权利；不允许甲方安排工作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如陪酒等；必须开除对乙方进行性骚扰的领导。”121这一正当的、合理的、合法的最低要求，竟然让应聘者特别提出，也多少反映出企业用工中的病态现实。
于是，就积压了无数的劳资争议案件，“2008年累计未结的劳动争议案有10.4万件。谁都知道，一件劳资纠纷所涉及的人数一般不是一两个人，常常是几十、几百甚至上万人”122。劳动争议案件如此之多，这一方面固然与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但另一方面与劳动执法部门的“不给力”相关。123
至此，我们大约可以明白“城市工作为什么这么忙”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城市工作之忙碌的表象，也要深入分析造成此种现象后的种种症结所在。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通过劳动者联合抗争，一方面通过政府积极干预，双管齐下，方可遏制住“资方日益肥，劳方日以瘦”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