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老师看画有独门神功。1979年我陪同他去杭州，在浙江博物馆鉴定字画，卷轴打开半尺，只要见到露出的二笔三画，即可报出是哪位大画家的作品，且报必中的，语无虚发。所以我一直不赞成“笔墨等于零”的过激言辞，犹如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指纹一样。在中国画里，高明的鉴赏家能穿皮肉而识骨髓。往往只需看一根线条，就可以敏锐精确地品评和鉴定出因人而异、千差万别的个人性格和艺术风貌来。一根线条足以看透、判定一个画家，这就是老师作为顶级鉴定家的洞察力。由此，我认为，除了在纸上做算术题有一减一等于零，古往今来，世间万事，非福则祸、非进则退，非优则劣、非高则低，非文则野、非正则负，是绝无“等于零”的结局和答案的。

诚然，以往也听到过书画鉴定界私下有一种议论，说老师鉴定较宽松，而徐邦达先生极严格。对此我曾请教过老师，他说：不是宽严的尺度问题，对古书画的鉴定，一定要采取科学而极其谨慎的态度。对历史上流传有绪的书画珍品，不必采取过分的苛求；对一些程度很好的古书画，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和发现“硬伤”之前，也不应武断而轻率地下结论说“假”。他还举例，“要枪毙一个人容易，但死而复生是不可能的。鉴定虽是‘真’或‘假’一个字，却得谨慎复谨慎”。

那时，经常晚饭以后陪老人家逛西湖。老师总是语重心长地讲：“印章你搞得差不多了，别搞了，该往大的方向发展了。”而那时候我始终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有待继续做：“老师啊，印学这门学问也很深噢，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对篆刻史的研究、对边款艺术的探讨、对印谱史的梳理，当时我深感任重道远。但我知道，其情殷殷，老师总还对我寄予着一腔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