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提出了很多理论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需要理论指导。例如，为什么要改革，如何改革，如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都要求理论给予指导。改革的实践也在检验着理论，使我们舍弃一些过时的理论观点，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这些新的理论观点同样要由实践来检验。最近学术界研讨的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和有意义的。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形成发展的历史充分说明理论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我国长时期来实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依据的。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是全盘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些理论观点的。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一些观点提过不同意见，但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理论也是基本上接受了的。斯大林领导下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模式曾被当成唯一正确的模式。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照抄斯大林的做法，还被批评为修正主义。这就是长时期实行这种体制的思想基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进行过几次改革，但大都是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权限的划分上兜圈子，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和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理论上未能突破旧框框的束缚，因而没有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近四年来，我们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计划与市场等问题上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广泛的理论讨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突破了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实践证明，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理论指导，是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的保证。

那么什么是改革的理论依据呢?我想先谈谈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有的同志提出商品经济的理论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依据，也就是主张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主要要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如上所述，这几年在商品生产问题的研究上是有突破的。斯大林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有调节作用。我们突破了这些认识，从而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能过分集中，要给企业必要的自主权，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把商品经济的理论作为体制改革的依据。因为，商品经济的理论不能回答体制改革中的很多问题。例如，不能回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不能回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问题，也不能回答按劳分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改革中是要十分注意的，有的是首先要注意的。再如，把商品经济的理论作为改革的唯一依据，就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经济主要要由或只能由价值规律来调节。这就有可能把改革引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去。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附注中说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资本论》第1卷，第133页）可见， 商品经济的理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能作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唯一依据。

也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企业的理论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依据。我们过去长时期忽视对企业问题的研究，这几年情况有很大改变，很多同志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种种社会主义企业的理论。大家知道，正确处理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是需要社会主义企业理论指导的，过去把企业看成是一个个车间，从而导致忽视企业相对独立性的做法。因此，科学的社会主义企业理论无疑是改革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即使是正确的社会主义企业理论，也不能作为体制改革的唯一依据。因为，企业虽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但很多细胞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后，细胞运动就不能用来概括这个有机整体的运动，所以企业的运动也是不能用来概括国民经济的全部运动的。事实也很明显，有关企业的理论回答不了社会再生产问题，也回答不了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的问题，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则必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因此，企业的理论在这里也是不够用的。还要指出，有些有关企业的理论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例如有的理论否认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可以自负盈亏，理由是企业亏了，自己负不了责任，这样就是把亏损作为国营企业经营的必然因素。这样的企业理论值得商榷。又如有的理论把国营企业看成是和私人企业一样的完全独立的单位，认为国营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完全是外部关系。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国家和企业不也是同一所有制内部的关系吗?把这种关系完全看成外部关系是否妥当呢?在一定意义上，国营企业只能是相对独立的单位，不能是完全独立的单位。把国营企业看成是完全独立的单位，依据这样的理论是难以正确处理好体制改革中的有关问题的。

还有的同志把按劳分配或物质利益原则作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唯一依据，这种看法也值得分析。按劳分配原则无疑是改革的依据之一，改革中必须贯彻这个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不能回答或不能全部回答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等一系列问题，也不能回答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再生产比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事实上，仅仅依据按劳分配也不能正确解决劳动者的报酬问题。比如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就不属于按劳分配问题。现在农业中的级差地租问题，也不属于按劳分配问题。物质利益原则比按劳分配原则涉及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内容，为了使企业有内在动力，应该认真研究和贯彻这个原则。但是体制中有很多问题，也不是仅仅依靠物质利益原则就能解决的。如中央、地方、企业之间的利益问题，仅仅依靠这个原则也难以解决好。

还有的同志认为，社会化大生产问题的理论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依据。在进行改革时，是应遵循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理论的。但是，大家知道，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并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同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仅仅依据社会化大生产的理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难以解决体制改革中的一切问题。

我认为，由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性质，由于它涉及全部经济关系和整个国民经济管理，因此，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作为改革的依据，而不能单单把其中的某一两个理论观点视为改革的全部依据。当然，为了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把这个方面的科学理论作为依据，是可以的。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其他有关的理论。否则，就会导致片面性，就会使改革发生偏差。现在改革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不能说和理论上的片面性完全没有关系。这里包含这样的情况，有些理论本身不一定错，但在应该顾及其他理论和其他情况时却没有顾及，因而导致实践中的片面性和失误。

我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首先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了学习和研究的方便，政治经济学理论当然要分成一些部分，但是一定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部分不能完全脱离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个部分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是，也不能绝对地说哪一部分重要，哪一部分不重要。诸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部分，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物质利益等部分，也都很重要。我们不能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不能在改革体制时忽视和违背其中一些十分重要的原理。更要注意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发展。

现在我们常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确实要防止一种简单化倾向，即把各个规律孤立起来，甚至把某些规律作过分简单的理解。有人曾批评斯大林把社会主义计划性理解得过分简单。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多方面的联系，例如生产和需要的联系，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劳动消耗和价值生产的联系，劳动生产率和使用价值生产的联系等等。而斯大林只把有计划和按比例联系在一起，似乎其他各种联系就不要有计划发展，这就导致计划工作的简单化，导致计划工作中不重视提高经济效益和满足人民的需要。这种批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研究所有制时也有简单化的倾向，有的文章把所有制说成可以离开生产，交换、分配等独自存在。事实上，所有制是不能离开生产，交换、分配等独自存在的。马克思说过： “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1]这个科学论断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也有指导意义。

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改革的依据，还包括这样的意思，就是还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例如，所有制结构的确定，就是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依据的。改革还涉及上层建筑，也需要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

从根本上说，科学社会主义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结果，现在则是总结社会主义各国建设实践的结果。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还没有定论，还要进行探讨。为了使探讨循着正确方向前进，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经济体制是一项具有很大创造性、探索性的工作。由于客观情况复杂和主观认识的限制，改革中难免会犯错误，走弯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谨慎的态度，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就能使我们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和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现在改革中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探索，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关系问题，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使部门管理和地区管理结合起来的问题，国民经济的统一性、计划性与地方、企业活动的独立性、灵活性结合的问题，经济杠杆的作用机制和配套协调问题，党、政府和经济组织在经济管理中的职能与分工问题，职工的劳动权利与打破铁饭碗问题等，总的是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我国的实际，进行理论探讨，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保证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原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983年第3期）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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