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一 “美丽中国”研究动态

（一）早期：散落民间，在文人墨客心中——诗意化

孔子登泰山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心境，面水则有“逝者如斯夫”的感慨，搭建了“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的自然观，这是他与自然山水间的精神对话。在古代，诗人、画家、政客游山玩水，留下了无数歌颂自然山水的文学作品与画作。南北朝谢灵运开山水诗歌之先河，以险峰怪石、灵山秀水作为游览目标，写下了大量诗歌，如游庐山山顶时写下“扪壁窥龙池，攀枝瞰乳穴。积峡忽复启，平途俄已绝”。到了唐朝，李白更是佳作不断，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宋朝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苏东坡的《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也是山水诗歌的代表作。除此之外，还有古代画家的作品，也多是结合自然山水而作。从诗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初期对“美丽中国”的描述多是“碎片化”的，比较零散，以很诗意的手法来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祖国山水的灵气，可以认为这是“美丽中国”的早期自然呈现。另外还有各朝各代留下的大量精美建筑、历史遗迹，如故宫、长城、秦兵马俑、乐山大佛、敦煌莫高窟、明十三陵、江南园林等，都是“美丽中国”的物化呈现。

（二）近期：逐步聚焦，进入学者视野——科学化

2004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邀请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主体的200多位专家，分17个类型，对我国自然山水进行了一次“选美”。整个评选分为二级评审制，首先，组织单项专业委员会对15个单项进行打分、初选、排序；其次，组织总评审委员会进行复审，使评选在公平的基础上体现权威［7］。评选出最美十大名山、峡谷、森林、海岛，最美八大海岸，最美七大丹霞，最美六大瀑布、冰川、沼泽湿地、草原、旅游洞穴、乡村古镇，最美五大湖、峰林、沙漠、城区，最美三大雅丹，共计114处景观，这是较为广泛的一次评比，第一次以较为科学的方式来认识“美丽中国”。这次“选美”集中突出的是“美丽中国”的自然之美，并且比较集中在西部地区，在某些景观的选择上也颠覆了以往的经典认识。

世界遗产被誉为“精品中的精品”，是旅游业中的顶级旅游资源品牌［8］。截至2014年，中国共有世界遗产47项，其中文化遗产33项，自然遗产10项，自然与文化遗产4项，居世界第二位（见表11）。经比较，中国世界遗产种类齐全，遗产中文化遗产占到70.2%，集中体现了“美丽中国”的人文美，区域分布集中在东部地区。

200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联合中央电视台（CCTV）共同拍摄《美丽中国》纪录片，展观“美丽中国”的别样风采。该片荣获第30届“艾美奖新闻与纪录片”最佳自然历史纪录片4项大奖。共有6集，具体为《神奇高原》《风雪塞外》《沃土中原》《锦绣华南》《云翔天边》《潮涌海岸》，以自然山水、飞鸟走兽、民俗风情等为本底，将人与自然的相处哲学以故事为框架进行全新演绎。与2004年的“选美中国”相比，前者是“静态”呈现，《美丽中国》纪录片是“动态”呈现，不仅是对自然风光的特写，还另辟蹊径地将野生动物与自然风光结合起来，辅以人的活动，从而呈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生活的理念与价值取向［9］。不仅动静结合展示了野性之美，也从较为科学的角度对“美丽中国”进行聚焦，使得“美丽中国”的形象更加饱满（见图1-1）。

由上可知，“美丽中国”的美由自然美、人文美、人与自然和谐美三个层次构成，在不同区域聚集，自然美集中在西部，人文美在东部分布较广，人与自然和谐美呈“散状”分布，三者相互融合形成“美丽中国”的外在形象，立体式地构筑起“美丽中国”的整体。三个层次集中科学化地彰显了“美丽中国”具有质感的动态美与静态美。

（三）“美丽中国”理论提升，成为国家战略

“美丽中国”从早期的诗意化呈现，到近期逐步聚焦，进入科学化阶段。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则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进行提炼，从而使“美丽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理念以问题为导向，既针对当前全国生态污染，又着眼于“中国梦”的长远环境发展，使“美丽中国”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营销与柔性宣传口号。

关于“美丽中国”的研究，集中在如何理解、认识“美丽中国”。有学者指出，“美丽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美好家园［10］。也有学者认为，“美丽中国”的含义是在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中国，也是人与社会关系达到和谐完美状态的中国［11］。万俊人认为，“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文学隐喻，显然不只是表达我们对“天更蓝、水更美、空气更加洁净、山河更加美丽”的期待，同时也形象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视镜［12］。有学者从“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点出发，回望一个更高的层面。王晓广从生态文明基本立足点出发，指出“美丽中国”首先指称的是一种优美宜居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又表征了一种和谐有序的发展环境，体现了自然之美与社会之美的有机统一［13］。李建华等则从三个层次理解“美丽中国”的科学内涵：第一个层次是生态文明的自然之美；第二个层次是融入生态文明理念后物质文明的科学发展之美、精神文明的人文化成之美、政治文明的民主法制之美；第三个层次是社会生活的和谐幸福之美［14］。还有学者认为，“美丽中国”就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都必须达到和谐之美的崭新境界，是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总和［15］。对“美丽中国”的认识逐层递进，已有包罗万象之意。

在理解、认识“美丽中国”的同时，也在探讨“美丽中国”建设路径。一是从生态文明、环境保护角度给出建议。有学者认为要以生态文明体制机制促“美丽中国”建设［16］；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注重国土开发中的生态文明导向、谋划空间战略等［17］；还包括发展发达的生态农业、注重优美的生态环境与舒适生态人居的打造、提倡绿色的消费模式与永续的资源保障等［18］。贺铿等进一步指出，要从生态环境秀美与安全两个方面来加强建设，既能保住“美丽中国”之美，又能突出其美；从美学原理、美的观念体系出发去建设现实世界，关照现实生活。总之，建设是一个多方面协同的事情，“美丽中国”建设不能单打独斗［19］。丁仲礼等认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环境保护尤为重要［20］。还有学者指出，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发展循环经济［21］。二是从城镇建设角度给出建议。蔡尚伟等依据“五位一体”思想，选取指标、量化测评，对我国30多个省会、副省级城市进行“美丽”比较，再依据评价结果进行类型区分，对四种类型采取四种不同的建设路径［22］，在“美丽中国”建设中，是较为科学的一种思想。其他学者认为，未来城镇化、自主创新、第三产业、生态城市建设、“城镇绿地”建设等都能对建设“美丽中国”发挥积极作用［23］［24］［25］。另有其他学者的研究角度与以上两个角度相异，认为建设“美丽中国”要从人类、生态、文化、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六个维度入手［26］；要从法制上加以保障，落实责任［27］。更有学者拔高认识，认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新创举［28］。

二 城市旅游的研究

对比国内外城市旅游研究，国外研究比国内早很多，最早重视城市旅游研究的学者是Stansfield,1964年在其著作《美国旅游研究中的城乡不平衡》中提到城市旅游的研究作为旅游业中一个领域，地位不可忽视。这一提醒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研究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是停留在对国际旅游现象的描述上，很少深入地进行理论架构。城市旅游因其自身内在系统及其外部关联的复杂性，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内外关于城市旅游的理论研究，既有重合交叉部分，也各有自身特色，并随关注热点的转移出现不断交替的现象。城市旅游研究领域也较为宽泛，主要集中在城市吸引物研究、空间结构、形象定位、发展影响及竞争力研究等方面。

在城市吸引物研究方面，Bob McKercher以香港为例，从供给角度研究文化吸引物，指出影响吸引力的主要因素是产品本身、管理经验和市场促销［29］。Anna Chiesura研究发现城市美好的自然环境能激发人们工作的热情，可以满足人们精神性的需求［30］。Stephen W.Litvin研究了城市历史街区改造与城市旅游发展的互动关系［31］。

旅游空间结构是指旅游经济客体在空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聚集程度及聚集状态，它体现了旅游活动的空间属性与相互关系，是旅游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反映，是区域旅游发展状态的“指示器”［32］。空间结构在城市旅游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备受学者的青睐。道格拉斯·伯尔斯以巴黎城市旅游为例，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地标建筑、排水系统等具有代表性的旅游空间分布，并结合旅游者的需求对其功能进行研究，以利于城市旅游空间结构最大化［33］。

卞显红指出，旅游空间结构及其空间布局模式有单节点、多节点及链接节点三种，并论述了构成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的六大基本要素：城市旅游客源市场、旅游节点、城市旅游区、城市旅游目的地区域、城市区域内旅游循环路线及城市旅游入（出）口通道［34］。陶伟等以世界遗产地苏州为研究对象，发现城市旅游空间整合的特有规律，指出整体整合、核心整合两条整合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的途径［35］。吴承照认为城市旅游是指城市的旅游功能和旅游产业，如同城市农业、工业一样，并进一步指出观光游憩点、游憩中心地、旅游基本线路与旅游通道、旅游集散中心、主题街、公园道路是城市旅游空间的基本单元，这些基本单元有单核、多核、带状、网络、综合五种组合模式［36］。汪德根研究指出，城市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变形态与特征及模式均不同［37］。在城市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游憩商业区也是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有许多学者都研究了商业区在城市旅游发展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城市旅游形象研究也备受关注，成为热点领域。Judd认为，城市旅游形象要反映城市独特的一面，在宣传方式上应借鉴广告，同时还应重视建造与城市形象相匹配的城市景观［38］。结合案例进行城市旅游形象研究的学者多能提出具体的塑造策略，如以英国曼彻斯特、荷兰邓博契、中国香港为例进行的研究［39］。金卫东指出，城市旅游形象是旅游者在游览城市的过程中通过对城市环境形体（硬件）的观赏游览和对市民素质、民俗民风、服务态度等（软件）的体验所产生的对于城市的总体印象。要立足影响城市旅游形象的因素去打造，并注意形象的独特性［40］。李蕾蕾在对城市旅游形象认知的基础上，提出形象定位的方法与原则［41］。崔凤军通过研究电视广告在城市形象营销中的作用，提出提升形象的六条营销策略，即借用强势电视媒体，注意投放的针对性，注重媒体的人气指数、播放频次、自身品牌，根据旅游业发展阶段与城市文脉制作不同的宣传片等［42］。程金龙从城市旅游形象的概念与内涵、制约及影响因素、结构层次、构成要素、关系模式、功能定位、运作机制等多个方面研究其内在机理［43］。李娟文等［44］、周玲强等［45］、徐菲菲等［46］、马晓龙［47］分别以武汉、杭州、南京、西安为案例地，思考如何进行形象的定位，并提供对策建设。

在城市旅游研究中，对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居民影响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国外对该领域关注较早，研究比较系统；国内研究略微逊色。Parletg等以历史名城英国爱丁堡为例，构建模型来研究旅游业对其经济影响［48］。Adam Finn研究了大型购物广场对城市旅游的经济贡献［49］。Steven C.Deller研究了度假区为地方财政做出的贡献［50］。Carol M.Eastman指出，旅游发展对肯尼亚的斯瓦西里语边缘化产生了影响［51］。T.C.Chang研究发现，旅游在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中架起沟通的桥梁，赋予本土文化新的含义［52］。Antonio P.Russo认为，要从旅游者角度出发考虑历史区域的保护问题［53］。Hughe研究发现，伦敦旅游业的发展，游客的大量涌入，对当地戏剧产生了消极影响［54］。Lukashina等以俄罗斯索契为例研究旅游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出既要注重从生态角度规划景区，还要制定配套的制度、法规来强化管理［55］。Stuart等以洪都拉斯的伯利兹城为例，研究旅游者对目的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56］。David Gilbert研究居民对吉尔福德和坎特伯雷两个城市的旅游发展的感知差异［57］。Tim Snaith从人口学角度研究认为不同人群对旅游开发有着显著的态度差异［58］。Tim Coles以德国东部和莱比锡为例，探讨后社会主义国家城市旅游的开发，以区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发模式［59］。

国内对城市旅游业影响的研究多以定性为主。张文以阳朔为案例地，采用田野调查、统计分析、文献分析法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对社会文化影响进行评估［60］。宣国富等站在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立场，研究海滨旅游地海口、三亚居民对旅游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的感知［61］。杨兴柱等对城市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及其差异进行详细分析，并系统总结影响居民旅游感知的主要因素［62］。

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也是受关注较多的一个领域，影响竞争力的因素从吸引力层面着手探讨。Leiper认为影响旅游吸引力的因素是人的需要、有吸引的地方、相关信息的推介，三者可以使潜在的旅游行为变为现实，共同构成吸引力系统；并进一步强调旅游者的需求、旅游企业的行为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63］。Enright指出对潜在旅游者产生吸引力是旅游目的地有无竞争力的重要指标［64］。

屈海林等认为，城市要拥有好的旅游形象、对不同的游客市场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二者结合是保持城市持续竞争力的关键［65］。保继刚研究认为，城市旅游吸引力可归为8个动力因子，从城市发展水平、对外经济联系到城市文化氛围、旅游景点、区位特性、基础设施、环境质量与服务水平，囊括了作为旅游城市应具备的大多因素［66］。苏伟忠等认为，城市旅游竞争力通过旅游产业素质与环境的综合作用以及旅游企业的销售情况，反映竞争力的大小以及可持续壮大的能力［67］。郭舒等认为影响城市旅游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核心吸引物、基础性因素、支持性因素、发展性因素、管理创新性因素等［68］。董锁成等将城市群及其内部城市单体结合起来构建旅游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旅游业发展动力、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影响、旅游经济联系、不同城市区域旅游贡献度等5方面指标［69］。傅云新等认为，旅游竞争力由旅游现实竞争力与潜在竞争力两个方面构成［70］。王琪延等指出，我国城市旅游竞争力总体有所提高，影响城市旅游竞争力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收益［71］。

三 宜游城市的研究

对宜游城市的研究需从宜居城市的研究起头。宜居城市思想的萌芽，始于霍华德的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他认为，城市是“功能完整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不仅功能完备，而且相互协调，城市与乡村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体，如能这样，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与良好的自然环境就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72］。按照这一构思，当城市空间变大、环境优化、城乡互动等形成后，已出现的城市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欧洲正处在复苏阶段，各国为恢复经济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各种与工业化、城市化有关的问题如人地矛盾、资源紧张比以前更为严重，这一时期为学者研究提供了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素材与样本。如David L.Smith在其著作《宜居与城市规划》中，提出宜居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学术界还陆续提出“livable city”和“best place to live”等，在学界与实践中产生较大的反响，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1985年亨利·列那德组织的“让城市成为宜居之地的国家会议”。到80年代后，不同学科的渗透，为宜居城市研究注入许多新的思想，诸如新都市主义思想、健康城市的概念、建设园林城市等［73］。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相继提速，助推了整个世界的城市化浪潮。“宜居城市”的理念逐步进入我国学者视野，研究大多以国外理论为源头来解读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最早进行人居环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是吴良镛院士，其著作《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提出以“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的融合”为核心来建构城市，并将系统论融入到人居环境建设理论中［74］。随后，国内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宜居城市的理念、建设因素等。任致远认为，宜居城市就是适宜人们生活居住的城市，要有充足的就业岗位，是社会和谐、环境优美、文化有个性、基础设施完备配套的城市，并用五大方面26个小指标探讨衡量宜居城市的标准［75］。李杨认为宜居城市需要具备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条件［76］；张文忠等分别从5个方面考量宜居城市，主要包括城市的安全性、环境的健康性、出行的便利性、生活的方便性、居住的舒适性，并进一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来认识城市的宜居性，以数据分析为基础提出建设对策［77］；李丽萍等认为，宜居城市要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协调，突出良好的人居环境，同时还能够满足居民的精神与物质需求，对工作、生活、居住三者均适宜，并从分析中延伸出多种衡量指标［78］；顾文选等提出，宜居城市突出其“居”的功能，围绕居住环境、人文氛围、生态安全、空间面积等方面来思考与定位，以“居”为中心，将宜居概括为“易居、逸居、康居、安居”八个字［79］；董晓峰等运用文献分析法、专家意见法等方法，确定城市宜居性评价系统［80］；邓海骏在系统总结国内外宜居城市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了高品质宜居城市——创新型宜居城市，并构建了创新型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81］；朱晓清等、张明斗等均以“慢城”的理念来理解宜居城市建设，提出较为宏观的建议［82］［83］。

在传统定居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辈大多居住在一个地方，很少流动到更远的地方，一般也只接待少量来自远方的客人。而到了宜游时代，接待的客人呈几何倍数增长，而且主人外出的次数与频率也不断提高，这使原有的主客关系彻底发生变化，由原来的“我为他人”关系演化为“人人互为”的局面。

宜游城市最先出现在胡小武研究文献里，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五有”社会的观点出发，对当今城市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进行探讨，提出“五宜”城市社会发展愿景即“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宜养”，并提出以从五个方面着力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科教文化内涵、商务环境、旅游设施、健康医疗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发展理念。具体论述“五宜之城”的主要战略路径，其中“宜游”指城市因其具有良好的人文历史与生态资源、基础设施能够成为良好的旅游目的地［84］。骆高远从“宜居”城市的出发，分析其与“宜游”城市关系，指出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宜居”是“宜游”的前提；“宜游”是“宜居”的提升。提出建设一个宜居的城市，应依靠其潜在的丰富旅游资源与优美的生态环境，通过产业发展将优势变成旅游产业发展的优势，从而延伸产业链，培育经济增长点［85］。关于“宜居”与“宜游”关系，张红对此也有自己的见解，指出宜居是宜游的基础，宜游是宜居的扩展，二者的发展相辅相成，但立足点有所不同，并结合公布的宜居宜游指标进一步思考了城市建设［86］。2012年，中国城市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提出：宜居、宜游、休闲化是城市功能演化的新方向；培育市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是旅游发展对城市的要求；包容、共享与创新是城市旅游发展的战略导向［87］。

最先运用指标体系对“宜游”城市进行定量评价的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以“GN中国宜游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评选出宜游城市，进一步指出宜游城市均具有旅游资源特色鲜明、旅游业发展较好、旅游功能设施完备、城市环境好、游客满意度高、城市旅游产品丰富等特征［88］。2010年又发布了“中国老年人宜居宜游城市评价指标体系”［89］。孙明菲构建了“滨海旅游城市宜游度评价指标体系”［90］。从概念讨论到测评体系，学者对宜居、宜游进行了积极探索，达成部分共识。政府在对外形象宣传时也用到“宜游”城市这一概念，诸如成都、秦皇岛、西宁、张掖、丽水、上饶、汝城等。理论与实践的双轨推动，使对宜游城市的研究快速发展。再结合旅游业发展势头来看，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旅游市场的持续增长，使得我国旅游业已步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城市是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的旁观者、参与者、从业者、管理者，都应以积极的姿态包容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四种身份会时常互换，理应直面旅游发展对城市管理、规划、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摒弃成见，学习与借鉴新理念、新思想、新发展观，推动城市旅游问题的解决，将城市打造成市民与游客都比较满意的生活空间。

四 问题与述评

从文献研究来看，主要聚焦于“美丽中国”、宜游城市以及城市旅游研究三个问题，这三者之间是何种关系、相互作用的机制以及内在逻辑如何是本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文献中关于“美丽中国”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理解、认识“美丽中国”，大多以生态文明为其基本出发点，但这一层次未能完全认识到“美丽中国”的内层含义，尤其未能触及“美丽”层面；其次是有关“美丽中国”建设路径，主要是从生态文明、城镇建设、制度、法制等方面给予建议，虽各有侧重，但仍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二是关于宜游城市的研究则是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对宜游城市的定义与理解，虽抓住了宜游城市的部分特征，但未能对其外延与内涵做更为详尽的阐释；其次是从宜居角度出发去探讨宜游，主要是结合宜居、宜游指标中的重合部分去剖析，宏观上对二者内在关系进行思考，微观层面的评价与内部比较分析有待深化；最后是依据宜游指标体系来测度城市，指标体系没有与概念的深入探讨结合起来，从结果来看，说服力不够，且带有一定片面性。三是关于城市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结构、形象定位、发展影响及竞争力研究方面。总体而言，上述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与方法借鉴，但将“美丽中国”、宜游城市放在一起来探讨城市旅游在某些方面还有很大空间。本书以陕西为“美丽中国”宜游城市测评与建设路径研究的典型区域，在界定宜游城市概念和内涵、外延及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宜游城市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和城市定位，进而提出建设路径，试图解决以下问题：①从旅游视角来认识“美丽中国”，构建“美丽中国”旅游学的理论架构；②在“美丽中国”理念下，将宜游城市结合起来，以陕西为样本思考其在推动大美陕西建设中的作用，并进行评价比较、形象定位，通过建设来彰显“美”; ③从宜游城市角度出发来审视大美陕西建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