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外语言复兴与复兴语言学研究概述

第一节简要介绍了保护语言文化权利的国际共识。事实上，在达成这些共识之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语言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政治家希特勒曾说过：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文化的语言。因此历史上的语言消亡通常与民族征服相伴，而语言复兴与民族独立为伍。纳尔逊·曼德拉曾说过，如果你用他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之交谈，那么你的话只能说到他的脑子里；但是如果你用他人的本族语言与之交谈，那么你的话就能说到他的心坎里。从这些言论足以看出语言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

近代语言保护与语言复兴的历史中，较著名的是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等人推动的希伯来语复兴运动。在经过近1750年的“休眠”后，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古典希伯来语逐渐复兴，变为现代希伯来语，成为当代以色列人的日常交际语。这成为人类语言史的奇迹。

一 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语言复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民族获得了独立。获得独立的民族几乎都希望复兴和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并把民族语言定为国家通用语。苏联解体以后，原加盟共和国迎来了语言复兴的高潮。

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它们都根据历史、人口等特征，推出本国的语言复兴政策。总体来看，各国的语言政策都包括以下两项：第一，把本国主体民族的语言确立为国家官方语言。目前除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各自把本国主体民族的语言和俄语共同定为官方语言外，其他独立后的原加盟共和国都把自己主体民族的语言定为本国唯一的官方语言；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仅使用本国主体民族的语言颁布和发行官方文本。第二，增加以本国主体民族语言为教学用语的学校数量，减少俄语教学的学校数量；在其他语言教学的学校增开本国主体民族语言的课程。以爱沙尼亚共和国为例，爱沙尼亚族占全国人口的68.7%，但采用爱沙尼亚语授课的中学高达82.3%；同时国家规定以其他语言授课的中学必须开设爱沙尼亚语课程；在高等教育中，所有学校必须采用爱沙尼亚语授课（Aneta Pavlenko，2008）。^[7]

这些语言政策确保了在新独立的国家中，主体民族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和机会，同时也增加了其他民族使用本国主体民族语言的人数。根据2002年针对拉脱维亚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族的一项统计，拉脱维亚语在该国的俄罗斯族中正在逐渐推广。3%—8%的俄罗斯族与父辈或祖父辈交流时使用拉脱维亚语，与同辈交流时12%使用拉脱维亚语，与儿女辈或孙子辈交流时这一数字分别骤升为27%和33%（Hogan-Brun & Ramoniene，2005）。^[8]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通过语言复兴政策，拉脱维亚共和国境内使用拉脱维亚语的人数逐渐增加。

二 爱尔兰语复兴简介

在已经发生的语言复兴运动中，有一些复兴结果并不理想，爱尔兰语复兴就是其中一例。爱尔兰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族，和威尔士语、苏格兰盖尔语等关系密切。在公元1172年盎格鲁—诺曼人（Anglo-Norman）入侵前，爱尔兰语是爱尔兰人的唯一语言，他们用爱尔兰语创造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张学谦，1998）。^[9]随着盎格鲁人对爱尔兰人的统治不断加深，在政治上英语首先取代了爱尔兰语，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1367年英格兰人通过了《基尔肯尼法案》（Statutes of Kilkenny），限制爱尔兰人学习爱尔兰语。1831年英国政府在爱尔兰推行《国民教育体系》，规定学校教育只能采用英语，爱尔兰语被禁止出现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如果学生用爱尔兰语交谈，不但会被老师和同学嘲笑，还会被在脖子上挂上“从此不说爱尔兰语”的警示牌（施正锋，2002）。^[10]在这样的语言政策下，讲爱尔兰语的人越来越少。到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语单语总人数低于全部爱尔兰人口的5%，双语人数低于总人数的23%。1851年和1861年的语言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会讲爱尔兰语的人口不足爱尔兰总人口的25%（Hudson-Edwards，1990）。^[11]

随着爱尔兰语不断被英语同化，一些爱尔兰人开始组织起来反抗英国当局的爱尔兰语灭绝计划。海德（Hyde）博士是这次反抗运动的主要人物。他是第一位爱尔兰语教授，也是爱尔兰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1893年海德创办了盖尔语联盟（Gaelic League），确定了联盟的两项终极目标：第一，使爱尔兰语成为国家用语和爱尔兰人的生活用语；第二，用爱尔兰语整理和出版爱尔兰文学作品（Riona Nic Congaif，2012）。^[12]

盖尔语联盟把爱尔兰语复兴运动的地点最先选定在爱尔兰语保留较好的阿伦岛（Aran Island）。他们在岛上推广爱尔兰语，在岛内中小学校开设爱尔兰语言课程和历史课程；大力培训爱尔兰语教师，为把爱尔兰语推广到整个爱尔兰地区做准备；在岛内的居民社区推广爱尔兰语，形成爱尔兰语社区；把女性看作学习爱尔兰语的主要群体，期望母亲在家中与下一代讲爱尔兰语。阿伦岛上的爱尔兰语复兴取得一定成就以后，盖尔语联盟又把复兴计划推广到整个爱尔兰岛，并试图建立一所爱尔兰语“大学”。在盖尔语联盟的推动下，开设爱尔兰语的学校在1900年达到88所，1904年达到1983所（H.M. Stationery Office，1905）。^[13]在盖尔语联盟以及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下，1922年爱尔兰获得独立。独立后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就确立了爱尔兰语在爱尔兰的官方地位。宪法的第四条规定，“爱尔兰的第一官方语言为爱尔兰语，第二官方语言为英语”（It was provided that Irish w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but English was “equally recognised as an official language”）。^[14]

独立后到1997年，爱尔兰境内的爱尔兰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22—1950年的爱尔兰语复兴时期；1950—1970年的复兴停滞时期；1970—1997年的自由放任时期（O. Riagain，1997）。^[15]随着爱尔兰调整国家语言政策，爱尔兰国内开设爱尔兰语课程的学校以及会讲爱尔兰语的人数也相应变化，具体见表1-1和表1-2。

表1-1 爱尔兰语小学数量变化情况

表1-2 会讲爱尔兰语的比例

虽然获得了第一官方语言的政治地位，并且几乎所有学校都教授爱尔兰语课程，但爱尔兰语却始终没有成为爱尔兰人主要的日常交际语。一项调查结果显示（Fasold，1984），9%的被访者自报能流利使用爱尔兰语；63%的被访者自报仅会一点点爱尔兰语；27%的被访者自报完全不会爱尔兰语。^[16]

没有成为人们的日常交际语，这被看作爱尔兰语复兴不成功的主要表现。为改善这一状况，2010年12月21日爱尔兰政府颁布《爱尔兰语20年复兴策略2010—2030》（20-year strategy for the Irish language 2010—2030），确定到2030年爱尔兰语复兴的目标：第一，日常生活中讲爱尔兰语的人数由83000人增加到250000人；第二，在爱尔兰语区，讲爱尔兰语的人数增加25%；第三，在公共领域（政府服务、电视、广播、印刷品等）增加爱尔兰语服务。同时规定在教育、家庭、媒体、立法等八个方面加强爱尔兰语复兴。^[17]究竟新的政策能否真正复兴爱尔兰语，我们拭目以待。

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语言复兴运动中，除了这些与民族独立一道、借助国家语言规划得以推广的个案以外（如前面所说的爱尔兰语复兴和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原住民复兴，如乌克兰语复兴、拉脱维亚语复兴、乌兹别克语复兴、柯尔克孜语复兴等），更多的是原住民自发或由非政府机构倡导的语言复兴，如威尔士语复兴（Welsh Assembly Government，2011），^[18]日本的阿依努语（Ainu）复兴（Martin，2011），^[19]美国的Mutsun语复兴（Natasha Warner，Quirina Luna & Lynnika Butler，2007） ^[20]和 Chochenyo语复兴（Blevins，J. & Monica，A.，2004），^[21]英国的康瓦尔语（Cornish）复兴（Mercator-education，2001），^[22]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Kaurna语，Gumbaynggirr语，Ngarrindjeri语，Walmajarri语以及Kamilaroi / Gamilaraay语等）复兴（Christina Eira & Vicki Couzens，2010；诸葛漫、姚春林、徐佳，2012）^[23][24]等。

通过研究这些语言复兴活动，语言复兴者及语言学家初步总结出测量语言活力的标准以及指导语言复兴的一些原则。Fishman（1991）语言复兴的八个阶段（GIDS）理论认为，语言的活力主要体现为语言的代际传承，其活力等级可分为八级；^[25]Lewis 和 Simons（2010）扩展了Fishman的语言活力指标，将其分为十三个阶段（EGIDS）；^[2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部濒危语言特设专家组（2003）依据语言应用活力、语言态度、记录该种语言的紧迫性三方面的指标，制定了语言活力与语言多样性标准，认为语言的濒危程度可以通过语言的代际传承、相对使用人口和绝对使用人口、使用领域、政府和语言使用者对该语言的态度、记录该种语言的材料数量等因素进行测量；^[27]Crystal（2000）曾提出语言复兴时可以使用的六个策略；^[28]诸葛漫、姚春林、徐佳（2012）在总结希伯来语复兴和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复兴的基础上，提出了看待语言复兴的三个观点。^[29]这些语言复兴理论是对目前从事的语言复兴活动的总结和理论升华，对指导今后的语言复兴和语言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些理论还只是初步性的，大多建立在单一语言复兴的基础之上，其普遍适用性还需进一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