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年时家庭人员的影响

胡适在绩溪的老家是以同宗人大集居为基本特征的，因此“家庭人员”的概念是可大可小的，小者，家庭人员仅可指父母兄弟姊妹；大者，则可指整个宗族的近支。把他的家庭人员进行分类，以胡适为中心，那么他的父母是第一层次的人员；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外祖父祖母等可归为第二层次；他父亲的兄弟姊妹、母亲的兄弟姊妹等则可看成第三层次的；而其他的人则归在家庭人员中的最外面的层次。

据《胡适口述自传》记载，胡家从胡适辈往前五代就开始经商，他们跑到上海边的南汇、沙川一带经营茶叶，家业虽不至于无以为继，但似乎也仅处于小康与殷实之间。他们家的主业是经商，但在每一代的子弟中都有读书人，他们希望通过读书走入官场，晋身官宦，但因为科举之路相对较难，最后只能进入商场而已。他们从学做生意开始，慢慢积累经验和才干，然后逐步成长，最后成为“朝奉”，过程虽很艰苦，但可赚得的钱财多多，进而可以改善老家的生活并让自己的后代重复自己同样的过程。徽州人经商的地域虽不受限制，但大多以离徽州较近的上海、浙江、江苏、湖北等地为主，胡适家也不例外，他们在上海郊县的集镇沙川开了商店，另外在武汉设有自家的货栈。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对他的家人及近邻作了很多的介绍，他的文字中隐含着对每一位家人和乡邻的基本看法。对家人来说，似乎除了对他父亲、母亲、外公以及其他的少数几位以外，基本上都是取贬的看法的，且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从他对那些“恨不成器”的家人的描述中，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以他们为戒的一种悲愤的心情，因此那些他引以为戒的家人，从另一个方面来激励他不能堕落，要走出一条新路。下面逐一分析梳理这些在胡适的个人成长中起作用的人物，并由此来概括分析少年胡适的性格、志趣和抱负等特性。

A 父亲的影响

胡适的父亲对胡适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仅在坚定胡适的心志上至关重要，更对胡适谋求成才的个人设计等方法上也有很多的启发，他是贯穿胡适一生思想及行状的一位重要人物，为胡适一生所思念及追随。胡适的父亲名叫胡传，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也被叫作守三。虽生在商贾人家，一度跟着家人学做生意，但他的聪颖被家中长辈所激赏，希望他读书，将来走科举之路，谋得一官半职，以光耀家门。胡传十六岁才开始学习，但很快就进学成为秀才，正当他立志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因为太平天国的军队打到了他的家乡，他帮助族中长者，领着一家老幼妇孺开始艰苦的逃难，所以耽搁了学业，致使在科举之途中受阻，但他并不灰心，是一位乐天派，他决心到上海的“龙门书院”去读书。龙门书院的院长是负有盛名的刘熙载先生，是一位经师。胡传在那里读了三年书后，学到了很多做学问的方法，如：“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些类似于校训的教导，让胡传更成为具有较扎实学问根底并笃行礼仪的理学信徒，他有志于学，并恪守礼仪，是一位有很高威望的乡绅，因此在乡邻中被尊称为三先生（可能因他又叫守三，乡人以三先生尊称他），对于乡邻中的不务正业者多有规劝或教化，是纯化乡风的一个重要因素。

胡传在科举入仕的道路上受阻后，一时难以实现由乡绅之家到官宦之家的转变，他审时度势，开始了别出心裁的人生道路的设计，他虽名义上说是有志于远游，但实际上就是外出寻找机会，希望通过走不同的道路来达到入仕的目的。首先，睿智的胡传敏锐地看到，在江、浙、湖北及北京等地，必是人才济济，让他一展身手的机会很可能是寥若晨星般的稀少，但在边陲，因人才相对匮乏，凭着他的真才实学和坚毅卓绝的实干精神，他是很有机会晋身士林的。其次，他统筹各种学问，发现时人对地理学不够重视，而很多地方，尤其是边陲之地，需要很多懂地理的人才。因此，他苦学地理等知识，做了这些准备后，就远走万里，先凭着两份推介信，在北京盘桓一段时间后，然后去东北碰运气了，到了吴大澂钦差的驻地宁古塔。他求见钦差大人吴大澂，这个过程中充满胡传的心机和智慧，相信胡传到宁古塔前，一定先了解了吴大澂的大致情况，甚至为什么要远走到东北去，而不是西北或西南之类的，也应该与东北由吴大澂在做钦差有关系。胡传面见钦差公，肯定有一番言语交流，当他以不卑不亢的姿态向钦差说明不是谋求职位的，而是希望吴大澂能给他护照和通行证，好让他遍游东北，并考察边疆的地理时，身为钦差的吴大澂必定与他大谈特谈东北的边疆事宜，相信胡传的侃侃而谈，必给吴大澂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句不为谋职而来的话，真是非常的讨巧，这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套话，反而似在提醒吴钦差是否可用这位人才，而以自修而成名的大学者、考古家和政治家的吴钦差此时正苦于没有懂地理的助手，必定对胡传大为赏识，就一定热心延揽胡铁花为自己所用。果不其然，其后吴氏巡行阅边，总是偕胡传同行；尤其在中俄勘定疆界的1882年（光绪八年），他们曾一同会晤俄方的勘界专员，由此可见一斑，胡传因深受吴钦差的信任而做了他的幕僚，然后由吴钦差推荐保举，正式进入了仕林。

胡传的心机及智慧谋略，在这件事上表现无遗。与此类似的，在民国的时候，据说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蒋廷黼等人，在深夜之时还站在那时的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家的门口，等着接见，而他们也是以“不是来谋职的”为说辞。当然，蒋廷黼们后来不光是做了官，更是做了大官，相比较于胡传先生，那正是后来居上的了，但是，所用的方法和路数与胡传的是如出一辙的。胡传通过这样别出心裁的方法，实现了需从科举等道路才能实现的进入仕林的目的，这件事情对胡家来说意义非凡，一是实现了胡家由一般的商绅之家向官宦之家的转变，胡家的身价和地位也相应地得以提升，这不仅为胡传的续弦埋下了伏笔，而且为胡适的自我身份认定，在处于濒临自我堕落的边缘的时候，能决然地改过自新，埋下了伏笔。二是胡传的成功，也给胡家开了一个好头，树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即如何通过个人发展途径的设计，来实现抱负和目标，胡传的后代，想有所作为的，包括胡适在内，都很在意使用这个胡家的法宝，而胡适把这个方法用得更加出神入化。胡传的时代，晋身入仕的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是科举的途径，应该是一条正途，多数人大多通过它谋得一官半职；另一条是凭借军功，许多湘军、淮军以及著名人物如袁世凯等都是通过军功进入官场的，而胡传通过精心的设计，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传统的新路，确实是智虑过人。

胡传成为下层官吏以后，以吴钦差为靠山，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是跟随吴大澂到了广东，以地理方面的专才，勘探海南岛的地理风貌，报告全岛土著状况，并做可能开发的筹划，留下了很多的详细日记等资料。二是郑州一带黄河决口，他又跟随河道总督吴大澂到郑州，监督堤工进行构料、修堤等工作；由于襄赞治河的业绩，他受吴大澂保举，以直隶州候补知州分发各省候缺任用。三是在治理黄河的间隙，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间返籍探亲，与胡适母亲结婚，婚后胡传携眷回郑州继续治河，并记录了很多有关治理黄河的资料。四是在第二年，胡传离开河南任所，前往北京等候签派新职，获得江苏省候补后，在1890年和1891年间，携妻子等住在江苏省会所在地的苏州；随后他又被派往上海，担任“松沪厘卡总巡”，并于1891年12月在上海生下他最小的儿子——胡适，就在这一段时期里，胡传已经有“能吏”之名，成为很多省份当局竞相延揽的对象了。 最后，于1892年间，胡传受新任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请，到台湾任职，以襄赞省政。胡传奉命之后，先是一人赴任，然后把胡适母子及另一个儿子等接到台湾，于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先期遣返胡适母子等返绩溪老家，而本人直到1895年的8月18日才离岛，于四天后的8月22日病逝于厦门。

从胡传颠沛流离的一生行止来看，他是一位不服输的男子汉，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坚毅卓绝和智谋机巧确实令人感佩。他与胡适相处的时间虽不长，但他作为父亲的影响，作为一种内化的精神实际上是与胡适的生命相等长的，它们可归结为如下的各个方面：

其一，胡传的身体力行，为胡适做了榜样。胡传是笃行的理学之徒，强调坚毅卓绝，实际是“徽骆驼”和“绩溪牛”的化身，他的孜孜以求的实干精神，一直激励着胡适努力读书。

其二，他给了这个小儿子无尽的爱，不仅在共处时，为小儿子的学习选编教材，并进行卓有成效的早教，选编有韵的早教教材，让小胡适在朗朗上口中，感受声韵之美，进而喜欢上颂咏阅读，确实是一位用心而有智虑的父亲；他在公务之余，教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识字，这样的场景一定是温馨而富有天伦之乐的，这不仅让年幼的稚子感受至深，更让年轻的妻子感受夫君之爱的同时，必生发那出自内心的仰慕之情，并成为日后思念夫君的一个具体内容，胡适先生在《四十自述》中写道，他的母亲终身保存着这些见证他们之间融和挚爱的方片字的纸张，它们成为睹物思人的最好的物件了。所以，虽只是短暂的父爱，但它已经升华为一种精神的力量，陪伴着小胡适成长。

其三，胡传的遗言，虽只有寥寥几句，但似乎成为他们家的圣旨，为胡适的将来做了具体的规划。胡传这一点做得非常高明，他不仅顾及了小儿子的将来，更是顾及到了未亡人的将来，当然也顾及到了整个家族的将来。胡传不可能不知道，他长子的不才和双胞胎儿子各自的缺陷，如三子的肺病等，因为这些儿子大多已经二十岁出头了，品行之类已经基本成形，唯有那最小的儿子，前途如何尚难以确定，他处心积虑地教他，对他以天资聪颖为评议，让他努力读书，希望将来也能晋身仕林，光耀家庭门楣，这样既实现了对小儿子的督促和保护，同时也让年轻的妻子生活在指望之中，更是将来老有所依靠；胡传的遗言不光成为小儿子努力读书的鞭策力量，也成为胡适母亲要求儿子努力读书的依据，更应成为抵制不让胡适读书的力量的一面盾牌。所以，胡适从小就知道需要努力读书，让读书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慢慢就不以读书为苦而是为乐了，这就实现了要他读书到他要读书和他乐于读书的境界转化，正如孔子之言“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幼年和少年的胡适在读书中找到了乐趣，为他的将来打下了好的基础。

其四，胡传留下来的大量资料，包含了胡传的思想、智巧及事功，成为胡适立志向学的物质鞭策力量，无形之中成为胡适需要承袭父亲之学的一种责任。胡传的这些遗留下来的稿子等资料，由胡适母子保管，这是非常有深意的，它们不仅仅是寡母稚子对已故亲人的思念的信物，相信胡适之母不止一次告诫儿子要好好读书，将来有一天能有条件来整理这些资料，这成为促使胡适读书成才的一种力量。胡传过世三十多年后，胡适找了罗尔纲，让他对胡传的书稿进行整理编纂，可见这些资料在胡适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而在多年后，胡适自己也写日记，他所期望的也是要把这些日记留给孩子^[2]，这多少也说明他父亲留下来的日记等资料在他成长中的重要性。

其五，胡传的文字所记述的相关具体内容等对胡适的影响。这些都是具体而细微的，可通过例证的方式加以说明，胡适母子带着胡传的手稿，相信胡适年少时，尤其在他的母亲指着这些资料来劝导儿子努力读书的时候，胡适一定也会翻翻这些资料，这些资料的相关内容对于胡适的影响也会在看似偶然中慢慢产生。比如，胡适翻到胡传在龙门书院读书时记录下来的“日程”和“日记”，那里印着宋朝学者张载的名言，就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当他看到龙门书院的院长刘熙载老先生劝导学生“真博必约，真约必博”的文字，相信在少年胡适的心中也会留下印痕的；又如，胡传对于治理黄河的感想，对于台湾兵备的看法等润浸在这些文字中的思想都影响着胡适，甚至胡适在1919年发表一系列有关实验主义的讲演之时，还举他父亲在东北森林中迷路后，通过循着山涧找出路的例子，来诠释约翰·杜威的《思维术》里所阐明的理论，由此可见，胡传文字中的内容对胡适的影响。此外，胡传在龙门书院中的同学对胡适的影响，这些也可认为间接地受胡传的影响，如在《四十自述》中所涉及的在上海一带很有名的张焕纶先生，不光为胡传写了《胡铁花先生家传》，胡适还在他所创办的学校里念过书，张焕纶对这位故人的稚子，想来也必定大加栽培的；其他的还有袁爽秋、童米孙等著名人物，也是胡传的同学，虽未曾见到他们如何对胡适施加影响，但因他们的名气及与胡传的同学关系，胡适是否因他们更仰慕自己的父亲，进而在求知上更加上心，这多少带来一些影响的吧。

胡传为他的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虽不能看着胡适长大，但他的言语、他留下来的资料、他在乡邻间的声望和影响，等等，都与胡适母子相关联，陪伴着胡适慢慢成长。

此外，生活在晚清的胡传，他的人生过程同样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可作为一般商贾或耕读人家子弟的成长标本。他在理学道统的影响下，十六岁才开始学习，到实足四十岁还没有实现晋身仕林的宏愿；他从皖南的乡下走出来，历经千辛万苦，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通过智巧的过程设计，得以入仕，在人生的最后十五年间，通过切实的笃行实干，一步一个脚印的，在官场上慢慢地脱颖而出，成为“能吏”，虽然他至死时，位阶还只是知州，但这是何等的不易，至少他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让人深为叹服的。唐德刚先生也有同感，他说：“胡传以一个四十岁落第的江南士子，亲老家贫，妻亡子幼，竟然离乡撇井，负债投边，出塞四十余日，去充当一名三品小官吴大澂的幕僚！这种精神，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胡传亲力亲为勘探边陲地理，考察海南岛的土著情况，这些事功及所留下的资料，让他成为近代中国边疆开发史上垂名青史的人物，堪称不朽。胡传在行将病逝之际，总结了自己一生飘零起落的过程，这些文字可谓是字字是血，从中可窥探到他九死一生的人生经历和与“命”抗争的不屈个性。根据《胡适口述自传》的记载，把遗嘱附录在下面：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咸同之间，粤寇蹂躏吾乡，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疠疫、饥饿三者交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历老松岭赴珲春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窝棘者译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抚民同知，八月廿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粤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亦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派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廷已弃台湾，诏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报不通，又陷于绝地，将死矣！嗟呼，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将来能免与否，亦命也。书此付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0日）书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秬儿（秬儿是指他的第二个儿子，名叫嗣秬，那时他留在胡传身边）。

B 母亲的影响

胡适的母亲十七岁时嫁给胡传，到二十三岁时成为胡传的未亡人，她生活中的主心骨就顿时消失于无有，当她接到丈夫亡故的家信的时候，完全可用天崩地裂来形容她的心情，身子往后一倒就昏厥了过去，但当她从昏倒中慢慢醒来后，就毅然决然地挑起当家的重担，怀揣着对稚子的厚望和亡夫对稚子及自己的遗命，开始了既为慈母又为严父的教子生涯，这个过程大约维持了九年，这就是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所说的九年的家乡生活。这九年中，一个幼年的胡适成长为将要独立闯荡世界的胡适，他从这绩溪八都的上庄出发，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九年的时间，是他性格、个性、学问的底蕴的形成期；这九年也让他看到了世道人心，知晓了如何处世为人。这一段时间，胡适的母亲是绝对地具有第一影响力的人，她殚精竭虑地维护他，因为他是她唯一的“骨血”，是她能成为这个复杂之家的虚位的大家长的一个重要证信；她一心一意地教导他，因为他是她的希望所依托，她不会不知道亡夫的个人奋斗史，她因为亡夫的奋斗，成为了官太太，她当然更希望通过儿子的奋斗，使她成为诰命夫人，望子成龙虽然是普通母亲的普遍愿望，但对于胡母来说，那更是最最现实的追求。这九年的家乡生活，虽谈不上母子孤贫无依相依为命，但从精神的层面来说，那是在痛苦中互相守望和容忍度过的，她既要实现切实的保护稚子的愿望，又要在这个小官宦家庭中与各式人等周旋，她成了胡适学习处世为人的最直接的榜样，以胡适的聪明，他一定能分辨出来其中的好与坏。实际上，这些在《四十自述》中就有很多的记叙，他不仅写了自己的家人，还写到他家的族人等，从他的描述中，可见到胡适母亲外应门户、内秉家政的不容易。

胡适的母亲名叫冯顺弟，是家中的长女，她在勤劳、良善和充满温情的家庭中长大，具有徽州人勤劳、忍耐、刚毅和阳光乐观的品质，更具有自我奉献的徽州女人的品性。据胡适《四十自述》所记载，她常常因自己不是男儿，不能为父亲分更多的忧、解更多的难而自责。而她情愿做填房，嫁给了大她三十二岁的老中年，也是出于自我牺牲，唯有如此，她的娘家才可以得到更多的聘礼，从而可改善娘家的生存状态；而又因与官宦人家结亲，多少还可以获得一定的保护。婚后，她随丈夫到了任所，然后生下胡适，她相夫教子，是一位贤惠的妻子和慈祥的母亲，他们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她既做丈夫的学生，又做儿子的助教，学得了一千个左右的方块字，也可算是一位初懂文墨的人士了；在丈夫过世后，她带着稚子及丈夫留下的千来个方块字，以及丈夫的遗嘱，开始了艰难的另一种生活，借用胡适的话，“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生活了二十三年”。正因为这个稚子还有尚不可知的将来，她还有希望，她还有把希望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所以她的含辛茹苦还是值得的；若对于那些已经定型了的不是己出的“儿子”，纵使她再加千百倍的辛苦，那还是无望的了，从这一点来看，胡母不是最苦的，她尚可活在希望中，正可谓“有梦最美，希望相随”。

胡适总结说，身兼严父的慈母，是他人生中的导师，他写道：“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可见，胡适的成才，他的母亲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下面进行具体的梳理。

如果说胡适的父亲的遗命是圣旨的话，那么，胡母就是具体执行圣旨的顾命大臣，她是亡夫遗命的忠实执行者，那些让穈儿读书的遗命，就是告诫家人，这个小儿子要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同时也向家人说明，胡适将不走经商的道路。所以，胡母就一心要胡适读书，乡间私塾虽非常简陋，包括胡适在内，总的学生人数也仅有两个，在这样的环境中，胡适还是认真地读起书来。这虽然有胡适的天分使然，因为这个小孩是“文曲星”，但是，要使“文曲星”成为文魁，这就需要不断地下功夫和花银子才成。胡母通过夫君老师的教导，知道读古文一定要讲书，所以她就花更多的银子来央求私塾先生为儿子讲书，虽然村野的冬烘先生未必把每一处的书都讲得明白，但总可以以此来获得更多的理解，日积月累，有些以前不曾懂的地方，也可随着懂的东西的增多而自然而然地获得理解。这一点本人也有深刻的体会，迄今还记忆犹新：在小时候，读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时，不能明白“明夷”的意思，那冬烘先生说了一些所谓的解释，当然不得要领，过了若干年，当读到易经的“明夷”卦象时，就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了。所以，相信类似的情况很多读书人应该都有体会。胡母的这种做法，使得胡适不仅在读书中找到了乐趣，更重要的是，他在私塾的同学中也赢得了会读书的好名声，他帮助同学认字，俨然成了小老师，他的这种表现，应该是使得他获得“穈先生”美誉的主要原因之一。慢慢地，四邻八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一位会读书的人，这个名声让小胡适更加注重读书上进，这多少有些舆论影响的意思。

胡母舍得花钱，让儿子读书，让他以“穈先生”闻名乡里，这里就有胡母很大的功劳，从一件具体的实例中可见端倪。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他的讲江西九江口音的同学因与徽州的乡音不同而常常吃戒方，由此而成为宁愿赖学挨饿也不愿去读书的赖学胚；同样生在外地（上海）、长在外地的胡适，相信也一定具有其他地方的口音的，且不必由此而吃戒方等，虽有胡传的余威在，但更多的原因，应该是胡母的很重的学金在起着作用吧（他也有过唯一的一次戒方，但原因是他对尚书中的《盘庚》读得不熟，而不是其他）。

除此之外，胡母教导儿子不能与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虽然胡适的解释是因为自身的身体弱，但最主要的还是胡母对儿子的身份的认定。她让他知道自己是官宦之后，要有读书人文绉绉的气质，同时有意无意地营造胡适就是读书人，他们鼓励胡适装成先生的样子，这个“装”字，包含了很多的刻意为之的含义。是所谓“装的时间长了，也就成为习惯了”的含义。这一点对胡适是有终身影响的，在他成年后，被人称为“胡圣潘仙”（胡圣即胡适，潘仙即潘光旦），这个“胡圣”是不是也有装的成分？胡适通过“装先生”，给他产生一种要成为先生的动力，以至于把外在的压力内化为自强的动力，这一点，胡母是高明的。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当他与其他孩子一起玩游戏时，就被老辈的人说笑了一下，他就羞愧得面红耳热了，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一方面可见这样的舆论对胡适起了很大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也可看到胡适的自省能力，这一点在胡适的一生的关键时刻，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少年胡适的自省能力的养成，胡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每一天天刚亮，胡母就叫醒胡适，等胡适完全清醒后，就告诉儿子，昨日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并要求儿子认错，进而要求儿子用功读书，这样日复一日的训练，让胡适“日三省吾身”的做法，是一种深刻的内省功夫，所以胡适的自省能力的养成，包含了胡母的苦心。胡适成名后，他曾经写文章反对冯玉祥把溥仪驱逐出故宫的做法，但若干年后，胡适就有勇气承认那时的错误，这种自省的并勇于承认错误的品质，应该来自他母亲的训导。

胡母教导儿子要效法他老子胡传，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应该是当时当地的习语，有丢脸和出丑等含义。）这些日常的话，在幼小的胡适的心灵中产生的作用也是难以估计的，一方面，她要求儿子学习老子，步老子之后尘，所以小胡适对老子的英雄事迹是耳熟能详的，他也慢慢地把父亲当作了榜样，产生一种荣誉和使命感，立志要成为“胡完人”一样发奋读书、力求上进的新的完全人；另一层意思当然更有胡母自己的深意在，因为他们是官宦之家，而他丈夫其他儿子的状况相对不济，更让她有要把这个儿子培养成才的责任感，她还常常说得掉下眼泪，而这样每天的早课，是否可看成少年胡适的修养课，它对少年胡适的“思想境界”的提高应该起着很好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在家乡受教育的胡适，实际上读了两个私塾，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私塾外，他还在每日的清晨，上了由母亲是教师的“德育私塾”。胡适在乡间的九年中，学得了读书和写字两件事，在每日读书写字的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名实相符的“穈先生”了。

胡适的母亲对于儿子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他的家乡的九年被有些人说成是“拧肉的岁月”，她教训儿子不是用来出气给别人听的或看的，而是确实要儿子有长进，这体现了她的刚毅；但也间接折射出她的痛苦生活的影子，她是真心实意要儿子好，容不得他犯下一点点的错，因为在她的心里，要小胡适不能在外头出丑，长期下来，自觉地爱惜自己的声誉成为了胡适的一种习惯。让他能自觉地产生自我约束的力量，成为构成胡适理性稳健的个性的一个成因。相信少年胡适没有少受母亲的“拧肉”，但这些“拧肉”的过程，也深深包含了母亲对他的爱和殷切的期望，它看似激烈，但化作了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让胡适勇于自我反省，进而养成闻过则喜的品质和努力“装”的个性，并以“不在人前出丑”为最低条件的自尊和自我保护，这些也构成胡适成功的原因。

胡母除了言教外，还有具体的身教，她自己的品行，对胡适个性品质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胡适的宽容、体谅和大度，待人接物的和气、温和、不说伤人感情的话，以及自强刚毅等品行大多受胡母的影响。胡适在他母亲身边，所遇、所见的各样事情，让他时时感受到他母亲的为难的同时，在他内心也激发出努力上进的心愿和动力。

少年胡适随着母亲生活在大家庭里，他们的处境是非常微妙的。胡母虽贵为当家人，但因财权不在自己手中，外加胡传其他的儿子都已成家，她不仅要面对家中的其他男丁（比如长子长孙之类的，这些人在家庭中都有相当的特权），还要面对很多女人，而且这些朝夕相处的女人，有些是非常难相处的，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既不失为面上的一家之长的尊严，但又尽可能不被僭越者钻空子，这就需要处处小心，时时谨慎，除了这些以外，确实需要一种好脾性，尤其需要仁慈、忍耐和宽容等特性，只有这样才能一天天地把日子过下去。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到他大哥的不才，在他九年的家乡生活中，大致有六七次都是在过年时，他大哥的债主们堵住他家的门，到了万不得已，由他母亲做好做歹地央告这些债主高抬贵手，直到半夜三更才打发掉债主。这种经历，未必不是刺痛胡适幼小心灵的毒刺，但胡母从不骂这位败子一句，而且脸上还不露出一点怒色，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不在人前献丑的行为，除了胡母的好涵养外，当然是否也有很多“装”的成分，这一点唯胡适是最清楚的，他不仅因此而学得好脾性，更在心中暗暗激励自己要上进，不做让父母伤心的败子。还有，胡母在日常生活中，从不与胡适的两个嫂子吵架，她们对这个后婆婆闹气时，她们把世上最可厌恶的生气的脸摆给胡母看，胡母以自己的容忍和大度，来化解这些怨毒的戾气。在母亲身边的胡适，慢慢地在心灵中是否会生发一种想法，他要成才，以救母亲于水火，而要成才，唯有读书上进。所以胡适说：“如果我学得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这些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品质，使得他能与各样的人和平相处，为他将来在社交中赢得各样的朋友打下基础。

胡适在家乡的九年，在读书上打下了基础，在行事为人方面，深得乃母的真传。他的这九年对他的一生都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他的父亲为他规划了道路，那么他的母亲如同一位老练的窑工，没有一日是懈怠地要把胡适烧制成稀世珍宝式的瓷器，这过程中，有她的心血、辛苦、眼泪和不为外人所知的不得已和刚毅。

胡母以亡夫的遗命为令箭，在培养胡适读书上不遗余力，就是在家境艰难的时刻，她还是要胡适外出读书。胡适记叙了一次谈话，可看出来那次关于他是否应该外出读书的讨论在他心中的印象有多深。终于在胡适十四岁那年，让胡适到上海去读书。对胡适来说，将离开皖南的农村，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求学，他的人生将翻开新的一页；但对于胡母来说，她怀揣着对独子的殷殷期望，仍旧历经着“在患难之中有忍耐，在指望之中有喜乐”的生活。指望的当然是其独子胡适的将来。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胡母通过自身精深的“装”功夫，以一种阳光刚强的榜样深深地影响了胡适，使得少年胡适在失怙的困境中能健康地成长，养成了乐观通达的性格，成为了著名的乐天派人物（他自己说，他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C 外公的影响

胡适少年暴得大名后，历四十年而不坠，他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起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徽骆驼”和“绩溪牛”精神的具体体现。罗尔纲先生对此有评价：“胡适这个山乡的儿子，他秉受了明清时代徽州商人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天生有一腔坚忍不拔的性格。”这种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个性虽有乡风的感染，这个乡风不仅来自商家风气，还来自理学传统，它们包括诸如绩溪胡氏中的胡匡衷、胡秉虔和胡倍翚等的坚忍不拔和皓首穷经的坚毅精神。但主要的还是父母亲等家人的影响，其中他的外公也是一个重要的榜样。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涉及他外公的文字不多，但着力不少。他外公名叫冯金灶，十三四岁时，太平天国的军队到了他的家乡，在烧杀掳掠中把他捉去，要他做一个太平天国的士兵，他在军中待了好几年，并向一个裁缝学了做衣服的手艺，通过千辛万苦，终于逃了出来，回到已是一片焦土的家园。这位太平天国军中的逃兵，是一个肯努力的少年，他耕自家的田地之余，还外出帮佣并兼做裁缝，通过长期的吃苦耐劳，终于撑起了一个家。他的外甥说这位金灶外公为人最忠厚，他有一个心心念念的心愿，就是要中兴他的祖业，尤其要在老屋基地上建造起更大更讲究的新屋。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为自己定下了规矩，那就是在每天的清早出工之前，先到村口的溪头拣选石头，并挑回三担，用来铺垫地基；到了傍晚歇工后，他先去挑三担石头，才回家歇息，如此坚持，要把心中的愿望实现。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不仅被他的家人看在眼里，更是记在心中，并作为一种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在亲人之间流传。由此，胡适在很多年后，还举这样的典型例子来说明他外公的英雄事迹，足可见对他的影响至深，这不仅可看成是乡风熏陶的一部分，更可看成胡适从他外公身上学习如何建设事功的方法，它踏实中展现坚毅，从积跬步中得到质的飞跃，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正与胡适所倡导的再造华夏文明的方法相契合。他不仅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所谓的多研究一些问题，就是具体的表现，这不仅是胡适一生所秉承的，更作为经验进行了成功输出。当年王云五先生想在商务印书馆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受到了老员工的抵制等巨大阻力，正当他一筹莫展时，王云五的这位学生兼朋友，及时地为他提供了锦囊妙计，所用的方法就是他外公建造新房的方法。所以如果把冯金灶外公建造新房的愿望看成胡适之的再造文明，那么“每日六担”的建设就非常类同于胡适的日常功课。金灶外公对胡适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啊。

D 其他家人的影响

这里就胡适九年乡间生活中所接触的其他家人对胡适的影响进行梳理。胡适生活在一个较大的家庭，不仅有以他母亲为家长（哪怕是虚的）的家人，还有他的族人，以及其他的亲戚与同宗的乡人等等。胡适在家乡的生活中，他的其他的家人的个性、品行等都会在胡适的成长中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里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家人，仅以例举的方式，择其大要地进行分析。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他的大哥是个败子，这一点反映了胡适对他大哥的基本看法。因为这位败子，使得他们一家不得安生，就是到了除夕的时候，本来是一家人团聚欢乐的时分，而这位败子还像“杨白劳”一样躲账，胡适在家乡的九年之中，就有六七次之多。以胡适的聪慧，他一定在内心暗暗下决心，他的人生不能像他大哥那样。这就是对胡适的影响，它反面激励着胡适走奋发向上的道路，不仅要减轻母亲的负担，更要成为母亲的骄傲，所以这个败子的坏榜样，让胡适时时警心，当他在上海的租界警局里醒来，面对警探的询问，要他交钱接受处罚的时候，他想起家乡母亲的殷殷期盼的同时，难道不会想到大哥的不才，及他对母亲的伤害和自己曾经的决心？这成为促使他幡然醒悟的一种力量，告诫他不应走大哥这种浪荡式败子的老路。这反面的事例，促使胡适反省，以此为戒，成为了一种积极、正面的力量。

其次，他那两位双胞胎哥哥对他的影响。那两位哥哥实际上从小就在他父亲的身边，尤其是那位二哥嗣秬（三哥过继给他人，从宗法的角度讲，他已不是自家人了），所以他不仅学问很了得，而且做事也干练。胡传死后，他独力经营商业，成为支撑家族经济的主要力量，俨然成为家族中的实际掌门人，对待胡适读书问题上，他着实起了一些作用。其一，胡适在家乡日常的读书中，他以兄长的身份，与闻小弟的学习状况，并有所指示，如不必要求胡适开笔做八股文之类的；其二，虽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境况下，虽他似乎有不让胡适继续读书的想法，但最终还是尊崇先父的遗命，带胡适到上海去读书，这是关乎胡适人生际遇的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唯有如此，才会有以后的名冠寰宇的胡博士，否则的话，则很可能多产生一位徽州“朝奉”胡适之而已。据说^[3]，在决定要胡适外出读书之前，胡适已经受母亲之命，要跟随舅舅学做生意了，但不知是家族的门第观念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这位二哥最终还是决定带胡适到上海读书的。胡适回忆这些往事，还是心怀感恩的，他说他一生中唯母亲及二哥对他最有恩泽，以致后来这位二哥因事业失败而嗜好鸦片，也有胡适提供钱财供他吸食鸦片直至死亡。关于这位二哥是否同意小弟外出求学，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有一个生动的场景描述：一天，当着胡适的这两位双胞胎哥哥的面，胡母抬出胡传的“圣旨”以后，就是否该让少年胡适外出（可能就是到上海，因为胡传也曾到上海的龙门书院读书）读书的事询问胡适的二哥三哥，从她的角度，当然希望握有家庭经济大权的他们同意这位小弟外出读书的。但胡适的三哥仅说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字“读书？”言下之意很可能就是：“我们家境如此，他还要读书？”否定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而胡适的二哥以无声来做应答，虽没有发声，但态度也很明朗，实际上就是不同意，只是没有明确表达而已，这一方面体现了二哥的沉稳，给自己及对方留下了相对较大的余地，是一种聪明、持重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家庭中地位的重要，对于有权决定事情的人来说，他不必大声嚷嚷，只要作出具体的决定就行了。所以当胡适母子得到这样的结果时，胡母强忍着气坐了好一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后，才忍不住掉下眼泪来。这个过程，少年胡适是全程观摩和参与的，这不仅是对胡母的打击，也是对胡适的打击，让他知道，读书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在他以后的求学中，他会更珍惜读书的机会的。胡母的这次掉泪，是一种无助、失望的表现，但因此事也让胡母知道了当家儿子的底牌，所以也为她如何促成儿子外出读书赢得了时间，相信以胡母的聪慧，她一定进行多方面的运筹帷幄的，除了高举亡夫的遗命享有会读书的好名声也可看成是一步棋子；更绝的是，胡母让小胡适跟着自己的弟弟学做生意，这一招可谓是打到了胡嗣秬的命门，胡家不仅仅是官宦之家（胡传做官到知州级别，相当于现今的什么地区级别的市长），更是世代经商的人家，要学做生意，也完全可在家族里学啊。在注重门第的时代里，这一招似乎在告诉别人，胡家竟然破落到如此地步，更严重的是，你既然不顾先人遗命，那么我也只好另起炉灶了，具有一种制衡、挑战甚至是分道扬镳的意味，有可能让嗣秬背负没有照顾年幼弟弟成长的坏名声，这些对这位手握经济大权的实际上的掌门人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适当的时候，胡适的二哥趁着要让双胞胎弟弟到上海看肺病的时机，也让胡适离开家乡到上海去读书了，这当然可看成胡适母子的胜利，但实际上还是体现了胡适二哥的一种气度和担当，他还在上海督促和引导胡适读书，所以胡适有“唯母亲和二哥是恩人耳”的感慨，似乎也不怎么过分。只不过，胡适自己认为，能促成这件事情的原因仅是他有先父的遗命及会读书的令誉而已，显然他没有考虑到母亲的运筹和二哥的担当，而这两者才是最最重要的。

胡适三哥因为过继给胡传的伯父做孙子，虽在整个家族的观念来看仍旧是家人，但比较起来，相对已是较远了。这位三哥身体不好，有很重的肺病，与胡适同一年离开家乡，到上海治病，不久就病死于上海。当然他的疾病以及羸弱的身体，让胡适感到痛心的同时，胡适在家乡读书时，他也起到一定的督导作用。他曾经跟在胡传的身边，也见过相当的世面，更在清末动荡的岁月里，比较感知新事物，让胡适在读书求学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这位三哥确实也是起了献言献策的作用。

胡适还受“近仁叔”的影响。这位高一辈的族叔，却是少年胡适的读书伙伴，胡适是一位“装先生”的少年，与其他同龄人几乎不怎么交往，唯独与这位近仁叔相交很好。因为“近仁叔”也是读书人，而且十几岁考取秀才，是一位天分很高、肯用功的学子，他与胡适进行阅读小说的竞赛，互相比较看谁看书多，这是一个使人奋进的好游戏，它无形中给这两位少年才俊施加了压力，让他们自觉地多读书，进而提高读书的水平。还需要说明的是，广泛意义上的小说之类的，除了语言直白明快以外，还有一个一个的情节（plot），这就增加了趣味性，能有效激发阅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少年胡适通过阅读大量的小说、评词、弹词之类的书籍，提高了阅读能力的同时，是否会比较这些课外阅读中的文字与课堂上所学的《周颂》、《盘庚》等中的文字的不同？如在读《盘庚》时，再三地读都读不明白，而小说之类的就那么容易读懂，难道他不认为《盘庚》中的文字是有那么一点“死”吗？等等。这些都在少年胡适的脑子里打下了烙印，为日后胡适在白话文等运动中的工作打下了深深的伏笔。

当然，胡适也受他的私塾老师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但从他有限的文字记叙来看，这些老师有的喜欢打牌，有的则经常体罚学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的乡间教学的水平和氛围，也间接地说明，胡适的脱颖而出是何等的不易。

胡适阅读小说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故事的素材，而且他有机会通过说书的方式把所读到的故事讲出来。应本家的一些女孩子喜欢听各样故事的需要，他把书中的文字翻译成了绩溪当地的语言给她们听，这个语言再加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好的语言学习和训练手段，由此使得他在了解古文的文理的基础上，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如何开笔写文章。所以，从表面上看，这些类似于游戏式的说书，实际上比私塾先生给他讲书来得还要重要，这让他发现了做文字的规律，是否可以说，他的这种训练促成了他日后能为《竞业旬报》写各种的文章，也为他写出《诗三百“言”字解》等涉及语法的文章打下了基础，更为他写出具有平直朴实，明快且富含说理风格的散文做了很好的训练，因为说书总要以易懂为第一要义的。

胡适在家乡的九年，生活中有很多女性的亲族，说他在女性堆中长大，似乎也不怎么为过，这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大家庭中，应该也不是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正如上文所述，他为一些爱听故事的女孩子说书，所以他是懂得如何与她们相处的。这一点可从温源宁所写的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中关于胡适的论述中得到印证，他写道：He（Dr Hu Shih）knows all the graces of a gallant, without himself being a gallant. In all those little, but indispensable ,“airy nothing”which endear a man to society, especially to the company of ladies. Dr Hu is an adept. He has the knack of making everybody feel at home in his company.(这些话反映了温源宁对胡适深刻的观察，大致意思是：胡博士虽不是风流绅士，但他知晓风流绅士那套做派和把戏。他对那些看似微不足道，但似乎必不可少的社交礼仪，尤其有女士在场的社交细节等都是相当稔熟的。他有本事使得社交中的每一位人员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温源宁用了knack这个单词，它的本来意义是技巧或是解决问题的窍门，胡适具有与人相处中使其“宾至如归”的窍门，这些knacks应该来自他从小的生活经历。据《胡适留学日记》卷四第三十六则记载，他的母亲、大姊、外祖母等极爱他，他母亲的两位妹妹更是“敏而能”，视他如自己的儿子，等等，她们的陶冶之功，培养了胡适与人相处的技巧，也让胡适养成了温润、良善、体贴等个性。

最后，还需谈及他的两位嫂子。虽然胡适对她们的评价极低，说大嫂是“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除了互相斗气外，还常惹这位后婆母生气。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起初全不懂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所以，她们对这位后婆母的态度，让这位小叔子用了几个“最”字，可想而知，她们对这对寡母稚子的伤害有多大和多深。在一个反向的方面，让胡适懂得要像他的母亲一样，成为一个能干、大度、有气量、善待他人的人，这也可看成对胡适好性格的养成起到了作用。除此之外，胡适对这两位嫂子的观感，实际上也就是胡母对这两位“儿媳妇”的观感。由此，当她要为自己的儿子寻找哪家女儿来订亲的时候，她很自然地就会考虑要找怎么样的儿媳妇。在胡适离开家乡的那一年（1904年），她亲自操刀，为儿子订了一门亲，名义上，可能也像她自己出嫁时所做的“开八字”，但实际上就是要找一位大度、有气量的好儿媳。她选了旌德县江员外家的大小姐江冬秀，这个眼光是非常精准的，观照江冬秀小姐一生的经历，她确实是一位贤德、大度、精明和有担当的人，这可看成胡母对胡适的又一个至关重要的关爱了。这位江冬秀小姐，此时还只是未过门的媳妇，她对胡适的影响还没有直接展开来，但是她的一种嘉德嘉行，早已经让胡母得到了很多的实惠。一是在这长长的十三四年中，江冬秀小姐经常过来陪伴胡母，让思念远方儿子的胡母切切实实地获得了未过门的儿媳的陪伴、慰藉和帮助；更据胡适自己说，因江冬秀小姐陪伴其母亲的关系，这位江老员外还特意为胡家买了一位丫鬟，这些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帮助，是胡母在指望和等待中的上好“补药”，不仅对胡母有益，对在异乡为异客的胡适也未必不是一味劲道十足的安慰剂。

这里就少年胡适在家乡成长中所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具体梳理，这个阶段是胡适个性、品学、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形成的基础时期，对胡适的一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胡适在失怙的环境中，由母亲和其他家人的正面和反面的影响，在做人上，学得了忍耐、容忍人、不让旁人难堪等好品行；在求学上，学得了如何读书、如何做通句子和文章等做学问的基本技能；尤其通过阅读小说，弄通了古文的文理，又被要求说书的原因，让他学会了如何做文章，这为他一生的文字功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外，他通过比较学习的方法，多少也养成了一些怀疑的精神。等等。从此他告别慈母和其他亲人，离开故乡，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开创自己的精彩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