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康德启蒙自然观的文化批判[20]

在西方思想史中，自然始终是认识世界、理解自我的基本参照和重要维度。对自然的界定、阐释体现着人们对世界感知与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从对自然的不同解释中可以透视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不同领悟和冀求。在近代启蒙思想运动中，启蒙思想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对自然概念的追问，而对自然概念的解答常常成为启蒙思想家们思想独创性的标志。作为德国最早的启蒙大师，康德将其批判哲学理论指向理性启蒙，并以此来实现人的理性主体性的确立。为此，康德在其批判哲学中设定了由不可知自然、天性自然、合目的自然三个层面构成的理性自然观，借助这种理性自然观求索人的理性主体性的实现。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最终促成了人的理性主体性在近代的全面建立，引发了自然向人生成的理论建设。同时，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也是主体性是否应该回归自然的现代性争论和自然被置于边缘地位的生态学困惑的思想源点。

一　不可知自然:人类的终极关怀

康德理性启蒙的重要主题就是强调以理性为内核的人之自由。人之理性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面对至善的不断进步。但是人毕竟源于自然，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本能的限制。人类想要超越自然本能的限制，在至善的道路上不断进步，就必须接受某种终极关怀。在康德看来，能够使人类有所敬畏、有所自觉、有所指引的终极关怀在本体层面上是道德之上帝，在现象层面上则是不可知的自然。

不可知自然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是对人之外一切自然存在的总体性理解。不可知自然作为普遍、必然的自然存在本身，不能在总体上被人类所感知，但却客观存在着。“它指的仅仅是一般存在的各种规定的合乎法则性”，[21]是人类感知并理解包括人类自然天性和大自然在内的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前提、依据。在批判哲学中，康德将这种普遍存在而又无法在总体上感知的自然本体称之为“物自体”，并指出:“我承认在我们之外有物体存在，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物存在，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固然完全不知道，但是由于它们的影响作用于我们的感性而得到的表象使我们知道它们，我们把这些东西称之为物自体。这个名称，指的虽然仅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的现象，然而无论如何，它意味康德启蒙自然观的文化批判着实在的对象的存在。”[22]

作为不可知自然的物自体在康德启蒙思想中意义重大。一方面物自体是人类得以与客观世界相遇的必设前提。没有物自体的存在，世界将失去存在的客观性依据，人类无法求解与世界的关系，人类也就不能现实地肯定自身是否真实地存在于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中，人的认识活动、道德活动、审美活动皆无法谈及，人的生存与生存意义也就烟消灰灭，无从言说。另一方面，由于作为物自体的不可知自然是人在现象界不可感觉、不可认识的普遍而又必然的总体性存在，不可知自然必先于人而在，是世界具体存在和人类在具体存在着的世界中生存、发展的底线，人类无法超越这个普遍而又必然的总体性存在。因而，对这个不可感觉、不可认识而又必在并先于人类而在的不可知自然，人类只能信仰、敬畏。康德曾说，位我上空，群星灿烂;在我心中，道德律令。面对无垠无限的不可知自然，人类无可逃避，无法选择，不能超越。人类只有在这不可知的自然中，方能明白自我存在的有限性，才能懂得生存的合理性内涵并在有限的生存中追求道德自由对自我的无限超越。因而，不可知自然为人类在现象界中提供了终极关怀，使人类在有限的生存中面临居于其中的无垠世界，怀着无限敬畏之心，认真生活，努力追求着至善，永无止境的进步。

二　天性自然:人类主体能力的显现

康德批判哲学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的主体性问题。在康德看来，人之本质既非动物性，又非神性，而是不同于动物本能，也不同于上帝神性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人的真正本位和核心价值，它体现在人所独有的认识能力、意志能力、审美能力之中。具有主体性的知情意三大能力是先验的，不证自明的。过去学界认为康德主体能力的先验性仅指必须假设主体能力的存在先于经验，这种假设是康德为实现先验综合思维方法的预置。但是，究其根底，先验就是与生俱来。知情意三大主体能力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性，是人类天性自然在人自身中的确证，因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23]，人的主体性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不过是人类天性自然的特殊表达，这一点在康德的审美理论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康德认为，审美活动是人的特殊天性，是人不同于动物的自然本性。审美活动根源于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反思判断力。这种大自然赋予的、先验的反思判断“只将客体的表象与主体联系在一起，不让我们注意到对象的性质，而只让我们注意到那决定与对象有关的表象能力的合目的的形式”。[24]换句话讲，反思判断通过个体判断普遍并且只与对象的形式和主体的表象发生联系。反思判断力的核心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特有的想象力。在康德看来，想象力具有感性与知性之间的中介功能。在由知性判断导致的人类认识活动中，想象力将感性直观提供的杂多经验按知性逻辑秩序化，使之具有获得规律的可能性。同时，想象力也使知性的逻辑框架图式化，以便于知性逻辑规范、建构感性经验。在反思判断力进行判断时，想象力与知性力和谐统一。想象力与知性力和谐统一的外化即为对象的形式符合主体的目的。当对象的形式符合主体的目的时，主体就获得了某种无功利、无目的的快感。所有这些正是美、美感的本源。所以，康德又称反思判断力是鉴赏判断力、审美判断力。正是人类拥有了这种天性自然所给予的反思判断力，人类才具有美与美感。甚至大自然自身在反思判断力的判断中也能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这就是自然美。康德是最早在理论上论述自然美的西方思想家之一。他以为，自然具有合目的性质。当大自然与人类判断力发生联系，大自然的形式符合了人类想象力与知性力的和谐时，人类心中便产生了美感。大自然从自然转化为自然美，自然成为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的肯定、确证。甚至在大自然威胁人类、压迫人类时，由于天性自然赋予人类的反思判断力，也可以使威胁、压迫人类的大自然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在康德看来，当大自然以其巨大的空间或巨大的力量威胁、压迫人类，使想象力与知性力的和谐无法承受而造成人类的危险感、痛苦感时，反思判断力可以唤起人类的理性能力与大自然的这种威胁、压迫进行对抗，通过理性的道德力战胜大自然对人类的威胁、压迫。这时人类就会产生强烈的尊严感、伟大感，这种高端的理性快感就是崇高感，而此时，大自然也就成为人类的特殊审美对象——崇高了。

天性自然展示人类的主体性还集中体现在康德的“天才”理论中。艺术是审美经验的表达，它在经验世界中显现本体世界的理性自由。艺术的这种性质就决定了艺术创作绝非日常的制作活动，而是被康德称之为天才的创造活动。康德将天才理解为人类独有的天性禀赋，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特殊才能。康德说:“天才是内在的心智能力，这种心智能力会自然规范艺术。”[25]作为主体能力的天才将自然与自由有机结合起来，使自然体现着自由，使自由暗合着自然，人的目的与物的规律、美的情感与真的逻辑妙合无垠。因此，自然是艺术的基础，而艺术则在自然中获得裨益、范本。艺术不听命于教条、权威，它是自然的创造力通过人的活动的一种美的表达。在康德的天才理论中，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创造与规则的和谐实现了启蒙思想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天性与实践统一的理性理想。

三　合目的自然:人类的理性自觉

启蒙的理性要求以理性的态度与方式解释世界。当人们面对世界时，认识为人类提供了关于自然普遍规律的两个矛盾结论:“正题:物质东西的所有产生都是按单纯的机械规律有其可能的。反题:这样的东西的有些产生按单纯的机械规律是不可能的。”[26]这就是康德所说的自然二律背反。自然二律背反提示着人类认知能力无法对自然普遍规律作出具有思维统一性的把握。正因为此，人类有必要运用自身的理性对自然普遍规律做出某种符合人的目的的理性解释。这种符合人的目的的理性解释未必是对自然普遍规律的真实描述，但它却是人类对自然普遍规律的价值判断，表达着人类对自然的某种基本立场和态度。康德将这种对自然普遍规律的理性理解称之为自然合目的性，正如康德所说:“对人类的判断力来说，乃是一种必需的概念，所以它为着判断力的使用，乃是理性的一条主观原理。”[27]人类理性面对自然并将自然普遍规律理解为合目的性的基本内涵是:自然中的一切既是独立自存的又是其他存在的条件和手段，“即在自然中一个东西帮助另一个东西作为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28]如此，整个自然实际被人类理性视为一个巨大而有序的目的系统，而“人从来就只是自然目的的链条的一环”。[29]

由于西方哲学最早的理论形态是自然本体论，加之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浸润，西方的自然神论传统对西方思想史的影响极深，自然合目的论作为西方的一个古老观念，向来将合目的之终极归之于神或上帝。然而作为启蒙大师的康德，其批判哲学的思想贡献之一就是对传统宗教、神学文化的批判。康德否认自然的最终目的是神或上帝。相反，自然合目的是人对自然普遍规律的理性理解。在自然合目的系统中，只有人是自然的最终目的。因为，第一，自然创造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人，而人作为自然的最伟大成果才将自然理解为合目的系统的。所以康德说:“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能够形成目的概念的存在者，能够借助于他的理性，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30]第二，人为什么要创造自然目的呢?康德认为，人类为自然创造目的是人的需要，是人类理性的必然要求。人类只有通过自然合目的才能实现人的幸福和人的文化，康德说:“这个作为目的来说终之是通过人和自然的结合而得到促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这个目的是必须在人身上才能找到的东西，那末它就须或者是这样一种目的，通过自然与其对人的慈善，人就可以得到满足的，或者是能力的倾向和熟练的技巧对一切目的均可适用，而这些目的都是人可以因而使用在他以内或他以外的自然目的。前一种自然目的就应该是人的幸福，而后一种就应该是人的文化。”[31]第三，通过合目的来实现幸福和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作为自然的最伟大成果是以文化来体现自身的。自然与文化相对，但文化是在自然中孕育、诞生的，自然是文化之母，是文化的基本参照。自然合目的的根本就在于自然为文化这个人之目的而生成、展开。所以康德说:“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因之我们关于人类理由来以之归于自然的最终的目的只能是文化。人在世上的个人幸福，乃至人是在无理性的外界自然中建立秩序与和谐的重要工具这个单纯事实，都不能算是最终的目的。”[32]第四，通过自然合目的来确立人的最终目的是文化究竟有何意义?康德全部启蒙思想的要旨都在说明人类生活的真正意义在于人类可以并且必须有所进步，而人类进步的根本标准就在于自由的理性至善。将人确立为自然的最终目的，将文化肯定为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人的道德进步成为人类在自然中生存、发展的最终理由，成为人类生活的意义本源。所以康德才说:“人乃是唯一的自然物，其特别的客观性质可以是这样的，就是叫我们在他身上认识到一种超感性的能力(即自由)而且在他身上又看到因果作用的规律和自由能够以之为其最高目的的东西，即世界的最高的善。”[33]

四　启蒙自然观的思想影响

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在西方思想史中意义重大，它使西方思想史中的自然观念具有了真正的现代性意蕴。可以说，在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问世之前，自然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始终与人的观念相脱节。在哲学史层面上，自然或是宇宙始基，或是质料存在，与人没有内在的联系。自然只是与人相对的自在之在。作为自在之在的自然既无实在的价值规定性，又无演变、发展的历史意义。自然实际被西方哲学理解为某种绝对的本体或理念。在宗教文化层面上，自然不是拜物教的崇拜对象，就是与人疏远、陌生的外在之在。西方思想史发展到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时，自然观念与人的观念才发生了深刻的理性关系。自然成为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存意义在自然中获得显现，自在之在的自然因为与人发生关系而变成了具有本质意义的自为之在。正是人赋予了自然以人的本质，自然与人的关系才成为自康德以来人面对世界时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现实关系，自然才真正进入人类思想的历史并成为人类现实生存、发展的历史内容，成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的思想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首先，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是自然向人生成和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思想萌芽。在康德批判哲学中，自然在人的主体能力的建构下，从与人无直接关系的物自体一步步成为人的对象并最终实现了对人的主体能力的肯定。当自然与人的主体能力未发生直接关系时，自然只能作为绝对的物自体出现在人的面前。由于主体认识能力无法在总体上把握物自体，所以人只能以一种敬畏的态度对待这种绝对的自然。此时，自然对人来说是无条件的、抽象的，缺乏具体规定性，而自然对人的关怀、人对自然的敬畏也只能是终极的。当主体认识能力与自然发生直接关系时，人的感性以时空的结构方式对自然进行建构，使绝对的、总体性的不可知物自体转变成有限的、具体的、可被感知的、具有时空规定性的现实存在，康德称之为经验。人的主体认识能力中的知性运用概念的逻辑判断对已被感性建构而产生的具有时空规定性的可知经验再度进行建构时，经验就产生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属性。对这规律属性的描述就是知识，知识正是人们认识活动对客观世界把握的主体成果。康德的这一思想对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影响很大。黑格尔受康德启发，进一步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之在与精神的辩证运动统一起来，取消了物自体。自然在黑格尔的人类精神历史运动过程中成为精神的自我意识的一个必然环节，是精神对自我进行扬弃的客观实存。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也汲取了康德理性自然观中有益的成分。马克思将自然之在理解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自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人化，成为人的本质的确证。人的本质也在自然的不断人化过程中对象化进自然之中，成为自然人化的不竭动力。可见，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中自然向人生成和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思想萌芽在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中成为最有创造性和时代性的主流哲学思想。

其次，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促成了西方思想界在现代性语境中对超越与解放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康德提出的作为终极关怀的自然、作为主体能力显现的自然和合目的的自然都蕴含着一种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既依存于自然又对自然有所超越的理念。席勒根据这种理念，更深入地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席勒指出，在历史的维度中，古代人类与自然有一种朴素、和谐的关系。人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的就是自然的。反之，自然的也就是人的。人与自然一体化，自然的整体性与人性的完满性统一在一起。近代，工业化使人依附于机器，人性的完满性被机器分割成片断。人性的内部发生了分裂并导致人与自然的剧烈冲突。古代与人和谐一体的自然离人类而去，自然只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人被自然疏远了。如何才能使人类再度与自然和谐共存，使人类从疏离自然的状态中有所进步，从而实现人性复归就成为人类解放的根本问题。席勒认为，只要重建完满人性，就可实现人与自然的再度和谐，并最终使人类获得解放。在席勒看来，此在的历史情境中只有以游戏为特征的审美活动是唯一的自由活动。在审美活动中，分裂的人性再度弥合，冲突的人与自然关系重归和谐。以审美的解放实现人的超越就成为席勒哲学思想的亮点。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在其晚年提出社会存在本体论和审美属性的理论时充分考虑到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解决了自然之在与人之在是如何通过劳动来实现主客观统一以及审美是如何在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中获得客观属性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而当代法兰克福学派针对技术理性异化和商业文化的泛滥，反复强调自然天性的合理性和审美的自由性，通过对自然的回归和审美的无功利化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非人性质的批判，其中不乏闪现出康德理性自然观的启蒙精神。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借助对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的反思，在非理性主义观念与方法的指导下实现了传统人本主义的深度位移。其间康德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可以说，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发展。

五　启蒙自然观的当代困惑

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思想意义重大，然而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作为西方启蒙思想的一部分，许多方面遭到了当代思想家的追问、质疑。这种以理性为本质的自然观给当代文化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困惑:

困惑之一:人与自然是单一关系还是多维关系?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单一理性关系。在这种单一关系中，自然在人的理性作用下成为人的客体，并与人构成主客体建构关系。在主客体的建构关系中，人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按照自身的需求、愿望、目的建构着自然，赋予自然以人的本质。自然在人的关系中不断地被要求适应人、满足人，造成自然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自然被非自然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现，启蒙的理性自然观的本意是想找到一个自然与人在现代生活中和谐共处的关系，希望通过理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实现这种和谐共处。但是结果恰恰相反，自然与人没能和谐共处，分裂、冲突还在不断加深，本该向自然交还那属于自然的东西，但人却在对自然的建构过程中背叛了自然、取消了自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的理性自然观所造成的后果的批判，引起许多当代思想家的共鸣。人们不禁要问，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建构关系是人所应该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唯一关系吗?还是应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多元、多重的关系?

困惑之二:人应理性地生活在自然中，还是应诗意地生活在自然中?毋庸置疑，人类是借助理性的力量从野蛮的自然中走进文明社会的。理性是人类至今为止最为强大的历史力量。理性为人类设计社会、筹划理想，实现目标。但是，人在拥有理性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理性对人的支配、强制和压抑。理性是普遍的、规则的、客观的、刚性的。在漫长的文明历程中，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理性的支配性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人类的生活日愈独白化、逻辑化。理性取消了人类的感性价值，遮掩了生活的诗意维度，甚至成为人类的崇拜对象，而理性自身有时也显得是如此武断。就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现实两方面看，人类都不仅是理性的产物，也是情感的产物。无论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还是在个体私域生活中，只有当情感找到合适的对象时，人才常常觉得生活是实在的、有意义的。因而，海德格尔晚年针对近代以来理性称霸的人类生活追问道，人究竟应当理性地栖居在自然中，还是应当诗意地栖居在自然中?其实，自现代化以来的数百年中，人类就是以理性的方式生活在自然中。人类已切实经历并深深体悟了理性的生活在自然中的幸福、进步以及悲苦、困苦，当代的人们应该更多地去思考、体验诗意的生活在自然中的意义。

困惑之三:人类对自然的权利究竟是谁给予的?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在对启蒙进行批评时指出，启蒙思想在反对传统文化时旨在剥夺传统文化对人类生活的统治权，而在启蒙对传统文化的抗争过程中，启蒙自身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启蒙以其理性的力量要求生活中的一切承认并顺服它的权利，而且启蒙自觉地将这种权利营造成不容置疑的霸权，使启蒙理性在包括自然在内的人类生活中成为不证自明的。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最早出现在《旧约·创世记》中，上帝造人就是让人替上帝管理大自然的一切。上帝赋予人类对自然的权利成为西方现代化进程之前人类统治自然的唯一理由。近代现代化进程之后，启蒙思想颠覆了上帝，自造了人。这个人是具有主体性的人、是神圣的人、是世界上仅有的可以取代上帝的人。按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被再造的人对自然的权利是天赋的，用康德的话就是先验的。人对自然的权利在此前还有上帝作证，现在则成为了一种绝对的无须证明的权利。人使用这种天赋、先验的权利时也就不用考虑权利使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理性已经包含在权利自身中了。自然是人类的母亲，难道自然母亲创造人类就是为了让人类拥有一种绝对的权利来统治她、支配她吗?或是应该反问人类，人类对自然的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究竟是什么?权利从哪儿来?人类又该怎样运用这种权利?

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是近代德国启蒙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思想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同时，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也为当今思想带来了许多困惑，因而，应该对康德启蒙的理性自然观进行认真的学理研究和深入的文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