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康德“批判哲学”的历史意识释析[34]

全部“批判哲学”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人能知道什么、人应做什么、人该希望什么和人是什么。康德对这四大命题的“哥白尼式”回答的重要理论语境，便是他对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当代文化思潮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意识。

一

历史所具有的含义与自然相对。在“批判哲学”中，尽管人在生物意义上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但历史则是对人而言的。历史是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获得、发展及显现的时间性展开，是人的全部活动的总程。

从形态上讲，历史是一个不可逆的有序结构，有其时间属性。康德认为，时间存在具有客观普遍性，它与人的联系呈现于“表象”之中。“表象”只与人的经验有关，是属人的、主体的，却不是自由的，因为时间受到因果关系的规律制约。时间作为历史的属性，使历史过程具有了因果性、规律性。在这个层面上，历史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体现着规律的不可抗拒性。但在本质上，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的主体是人。严格意义的历史是人的自我生存和昭示的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与判断。康德的“批判哲学”确信，人是自由的载体。在一切存在者中，人是唯一的具有主体性的存在者，它赋予一切存在者以存在，因此自由是对人的本体的终极界定。“所谓自由是指绝对意义下的自由而言，那就是说，当思辨理性企图在因果连结系列中思维无制约者，应用原因性概念时所需要的那种自由，它非应用这样一种自由，就不能逃脱它所必然要陷入的二律背反。思辨理性只能在或然方式下把这个概念(自由)呈现为不是不可能思维的，并不确保它有任何客观实在性，而且它所以这样做，也只是为的怕把它所至少必须承认其为可思维的东西，假想其为不可能，因而危及了那种东西(自由)的存在，并使它陷在怀疑主义的深渊中。”[35]这样，在“批判哲学”中，历史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历史是二维的，既体现着自然的必然性、规律性，又呈示着超越限制的自由性，历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结构。

作为不可逆的时间过程，历史是规律的、经验的、可知的，同时作为主体存在的自由显现，历史又生成着无限多样的复杂的意义结构序列，具有着极大的隐义性、不可测性和自律性。这二者构成了历史的两个基本方向，并显现为两种世界图式，即自律的世界与他律的世界。就历史是主体的自由本质的历史而言，它“给予作为感性自然的感性世界……以悟性世界形式”[36]，康德称之为“原型世界”。就历史是一个时间流程、一个存在于“表象”之中并被历史主体经验的“现象”而言，它完全受到必然的规律支配，它的运动、变化不受个人主观决定，面对历史个体，它是他律的、外我的，康德称之为“模型世界”。历史所呈现的这两个世界都是属人的、真实的，具有普泛意义。然而这两个世界又是背反的，这种背反则导致历史动因与目的的矛盾。历史由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所推动，历史目的亦由历史主体——人所设定。然而作为现实存在于时空中的人，服从着外在的规律，他的构成与活动的展开无法摆脱自然的决定，所以他又必然以感性的存在者方式呈现自己。这使康德不得不承认历史的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者”，他受着外在条件和自己合于自然要求的感性欲望官能的驱使。“所谓欲望官能的实质乃是指我们欲求实现的那个对象”[37]，即历史的生命个体必须通过某种感性的功利活动去占有某一具体对象以获得现实的满足。按照感性欲望官能的施动而行动原本是人作为一种动物性存在的生命力展开，而“生命是一个存在者依照欲望官能的法则来行事的一种能力。欲望官能是一个存在者借其表象而成为这些表象的对象现实存在的原因的那种能力，快乐是对象或行为与生命的主观状况”。[38]因此就生命的本质存在而言，人的天然本性是实现生命的合规律的感性欲望。而所追求的目的便是对该欲望的满足。满足的结果不仅表现为客观上生命的存在，而且也是主观上的享受。当这种生命存在方式进入历史，成为历史的人时，这一切便成为展开历史、推动历史、最终实现历史的动因:追求幸福。康德从来就不否定这一事实，并认为追求幸福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定性:“追求幸福必然是每一个有理性而却有限的存在物的愿望，因而也是必然会决定他的欲望的一个原理。”[39]

康德关于生命的感性欲求的满足活动开启历史、历史首先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活动的观点，曾被马克思批判地扬弃和创造性地发展。

但生活一旦成为历史就具有文化价值。当康德将历史视为时间结构和“表象”序列时，他将人称为“有限的存在者”。可历史又是一个本体结构，它就是赋予一切存在者以存在的那种存在者的自我展开与昭示。在此意义上，康德又称历史中的人为“理性的存在者”，认为在历史的自然感性之下，还有一个使历史不同于一般自然过程的终极属性，即理性。理性指人的生命存在的非自然性，它的最根本的意蕴是赋予人以存在的自由。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是对人而言的，其存在获得是由一个无限制性存在给定的，这个无限制性存在便是自由本身。而在一切存在者中，只有作为主体的人才是无限的、自主的，所以自由是人的本体。历史不仅在人的自然欲望的驱使下展开自身，同时也在自由的规定下展开自己;历史不仅符合着自然的必然性，而且也遵循着自由的目的性:历史的动因不仅是追求感性欲望的满足——幸福;而且也是对理性目的的实现——自由。就后者言，其实质恰在于自主地不受任何感性的欲望和对象的制约，自觉地把握和实现自己。自由是主体的、属人的、文化的，是对动物性的扬弃，是人拒绝自然压迫的动力，也是人的生命过程成为历史过程的最后因，正如康德所说:“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必须把他的准则思想为不是依靠实质而只是依靠形式决定其意志的原理，才能思想那些准则是实践的普遍法则。”[40]

康德通过设定自由为人的本质去界定历史的终极性质的观点和方法，对德国古典哲学阐述人类历史本质时所形成的传统影响极大，并为马克思积极地汲取。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历史的主体，就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扬弃动物的欲望去生产。

尽管康德发现了历史的二律性，但康德毕竟是古典意义的人本主义者。他始终相信理性是人超越自然的唯一根据，并执着地认为:历史最终会扬弃二律背反而实现统一，而实现统一的中介就在于人在历史行程中对自然的超越:实践理性与审美创造。

二

历史是一个多层意义的结构，作为对自然的挣脱和超越的理性展现，实践理性只是历史主体先验设定的本体结构，在历史过程中，它必须现实化。理性的现实化在康德那里即道德实现。康德视道德实现为历史中理性统摄感性、本体转向现象、自由扬弃自然的前提。

康德所讲的道德法则不是由对象来界度的，它实际上被视为纯主体的形式，没有任何具体的名目和条章。如果说它有规定性，那唯一的规定性即为它是属人的、自由的、理性的。因此，历史及其历史的展开不应是历史之外的召唤和境地，而是历史自身的自主演进。

历史的必然与自由、现象与本质都是属人的。历史的主体——“人就其属于感性世界而言，乃是一个有所需求的存在者，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对于感性就总有一种不能推卸的使命，那就是要顾虑感性方面的利益，并且为谋求今生的幸福和来生的幸福而为自己立下一些实践的准则。但是人类还并不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动物。以至于对理性向其自身所说的话全然漠不关心，而只是把理性用作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工具，因为理性对人类的用途如果也与本能畜类的用途一样，那末人类虽然赋有理性，那也并不能把他的价值提高在纯粹畜类之上，在那种情形下，理性只是自然用以装备人类的一种特殊方式，使他达成畜类依其天性要达成的那个目的，而并不会使他能实现一种较高的目的。”[41]即作为历史主体，人类定有一个超越动物性需求的目的。正是这个目的使人完全设定人是属人的。并自觉到人作为历史存在的超限制性和自主性，从而使历史统一为属人的世界，使感性与理性皆成为历史发展的合理动因和真实展开。

康德批判的历史意识认为，历史目的不是自然的一种存在属性，也不是由上帝、神灵等超验东西所设计的。目的只能属于历史自身，只能产生于历史之中，由历史设计，并由历史来实现，而历史的本意就是人的存在与存在的展开和昭示，所以“人就是目的本身”[42]，是现实历史“创造的最终目的”[43]。在历史中，只有对人而言，一切存在者才具有价值，他们所具有的各种物理的、自然的属性才具有意义。也正是因为人，它们才具有历史的性质、社会的性质，才成为人的需要并对人有效。

将人视为惟一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抽象的，它意味着历史中的一切都以人为中心而被调动起来，但这一点也需要历史主体的现实活动来完成。康德把人视为历史目的，把人的活动看成一个自觉自主的实践性过程。由于除人之外，一切都不具备自觉自主的性质，所以自觉自主成为人的有目的活动的属性。这一属性的展开，集中体现为人的现实的历史选择。“批判哲学”认为，选择是普遍有效的，因为选择的主体无一例外地属于历史的主体。换句话说，他们的本质是自由的、自主的、自觉的，具有选择功能。他们的存在内容和存在结构，他们的活动过程和结果本身就是选择的展开。选择的对象便是对历史目的的塑造。这个目的不是别的，恰是人本身。这样，对历史中存在着的每一个人而言，任何一次选择不仅是对自己计划的实现，也是对他人意图的作用，具有类的意义。每一次具体的选择都影响着历史的进程，都涉及人类属人的历史目的的塑造与实现。所以个人的选择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质，当下的选择蕴藉着极大的历史价值，选择是普遍有效的。康德的这一观点对马克思关于人的类关系与类活动理论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具有普遍性的历史选择的动机决不能是感性的需求。在康德看来，感性的需求是有限的，受到物质对象的限制，它不可能使历史的选择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历史选择的动机只能是与以人为目的相对应的主体的自由自主的心理功能:意志。正如《实践理性批判》所说:“在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规矩中，重要之点只在于意志的如何，而不在于实践能力完成它的意图时所有的自然条件。”[44]意志是人的自由本体在主体心理功能上的一种现实与确证。因而，以意志为历史选择的动机，以人为历史选择的目的。“自由就被认为是经由它而后可能的那些行为的一种原因性”，[45]可见，在批判的历史意识之中，历史是一个永远在自觉选择和自主行动中不断建构以人为目的的现实过程，历史具有不断生成的性质，历史是永恒的现在和未来。然而在这永恒的过程中，选择、行动和目的三者之间的联系少不了手段作为中介。在康德看来，手段由目的和选择之间所具有的对象性关系所决定，选择本身包含着对实现目的的手段的选择，而目的本身亦蕴含实现目的的手段。康德坚持反对手段与目的的分离，认为这是否定人的最恶劣的方式。马克思发展了康德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看来，手段与目的的分离是造成私有制社会异化的原因之一，同时手段超越目的又是客观的，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

三

按照康德对世界的二维理解，作为主体道德的自由是本体的，属于意志领域，与现象界无法直接沟通。但是，人的现实存在不仅是本体的，也是现象的。人在具有意志的目的性同时，还具有认识的因果性和其作为生物存在的许多必然性。因而，对于整体的人而言，只在本体的意志界承认自由，至多不过是对现世苦难的安慰，不过是激发个体意志的愿望。重要的不仅是在本体界中设定无限的自由，而且是在我们日常的、现象性生活中感受、体悟和实践着自由，使无限的自由不只作为信仰，而且成为人类拥有的生存方式，历史也才成为真正现实的、真实的具有理性意义的历史。那么本体世界的理性如何从彼岸世界回归此岸的怀抱，在有限的日常生活中如何确立无限的自由呢? 1790年，康德终于向世人宣告，将本体的自由返回日常生活的历史通途就是审美与艺术创造。

康德发现，审美并不囿于现象的有限之中，它还在有限的形态中生成着无限的本质。在审美中，人们可以“不凭任何利益计较而单凭快感或不快感来对一对象或形象的显现方式进行判断”[46]，摆脱了人类一般现象性活动在把握或占有对象时对对象、对主体的限定，超越了对象的物性而直接以主体的方式显现与确证自己。同时，每个审美个体所获得的美感都具有类的普遍有效性，这种普遍有效性“不涉及概念而普遍地使人愉快”。[47]审美中出现的这种普遍有效性与认识的普遍有效性也不同，认识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并不来自于个体所具有的类的本质，而是渊源于存在于每个认识个体中人类共有的现象性主体能力:知解力。而审美的普遍有效性寓于审美个体的类本质中，是个体作为人类存在的具体方式的本体表达。所以，审美不服务于任何具体的功利性目的，却内在地指向一个总体性目的。这个总体性目的正是类的人。因此，审美对于人的现象性生存而言具有一种必然性。它必然地产生作为主体的审美个体的愉快。这愉快是个体在现象界中显现了本体的自由欢愉，是对日常生活中受到各种物的束缚与遮蔽的人的解放的肯定。

艺术创造也是在现象界实现本体自由、在有限中确立无限的重要方式。康德认为，只应把通过以理性为活动基础的意志活动的创造叫作艺术。因而，艺术不是自然的产品，它是人类有目的性活动的成果，它在现象的、感性的具体经验中显现并确证本体的自由。康德指出，艺术活动与科学也不一样。科学是人类认知能力对经验的建构。科学活动必须以经验为界域，一旦超越了这个界域。科学便失去真理性而成为谬误。科学根本上是现象的、有限的，不可能表达本体的自由而只能揭示自然的必然。艺术与科学的区别还在于艺术不仅需要艺术经验，而且需要艺术技能。这种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生命力的自由表现——天才。艺术对本体自由的传达不是教育和训练能够做到的。它依靠的是人的类属性的展开。同时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手工活动。在康德看来，手工活动是为挣得报酬，而艺术仿佛是一种游戏，不像手工活动那样被迫、痛苦。艺术的活动是真正非异化的活动。它的全部意义寓于整个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正是通过现象的创作冲动和审美意象，表达着主体的自由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审美意象只可体悟、领会而不能分析、言说。正是在领会、体悟的创造性活动中，有限的现象显现了无限的本体，日常生活中实现了自由的享受和拥有。

四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康德心中的历史是一个完全属人的具有道德与审美两重价值的理性的历史。历史在“批判哲学”中获得了这样一种意义:它不仅是对整个人类曾在、现在和将在的描述，也是对每一个体的生命方式和本质状态的概括与确认。历史实现于每一个理性的、活动的个体生命和社会实践中，而每个个体又存在群体之中，以群体为自己的存在条件。由此，康德认为:“在其他一切自顾自的动物那里，每个个体都实现着它的整个规定性，但在人那里只有类才可能如此。”[48]人的普遍性以及这种普遍性的实现——理性的、自由的展开，是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符合“道德律令”、拥有审美意义的活动。个人价值的全面实现便在于它所具有的社会的、类的意义的质与量。历史之所以现实地存在于每一个历史个体的感性存在之中，正是这些感性的存在是由理性的社会、群体原则构成，而这理性的、具有普泛价值的主体构成才是历史的真正负载。从这里也可看出，在康德的历史意识中，人不是某种抽象的思维人。人一方面与历史是一体的，人的过程即是历史;另一方面，在历史中，人又是具有群体性的特殊个体。

把历史视为人的存在与本质获得和昭示的过程，并把历史的主体界定为既具有群体性社会理性结构同时又是感性、自由现实的个体，使康德深入到另一个理论层面:文明与文化。康德认为，人类历史作为人不断超越动物界、展开自己作为人的属性的过程，其模态就是文明与文化。文明与文化实际上便是对动物性的扬弃，对人获得人的本质的实现与确证。因而，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历史，人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人，自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人的本质，其主要尺度之一就是人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文明与文化。

一般讲，康德视文明为历史中个体的属人的类性质的获得与显现;康德说“我们被艺术和科学……所教养，我们在各种社会的风范和优雅中……变得文明”。[49]从康德的话中可以看出，文明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与自然状态完全相对。它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通过艺术、科学、道德等人化产物对个人塑造之后而形成的某种个人的、超自然的精神与社会风范。文明作为一个过程，是一个获得属人的、被社会肯定的精神升华的历程;而作为某种状态，它又是体现于个人行为中的风范、气质、修养的模式，即人的“情操”。而“情操只是被理性产生出来，它的作用并不在于评价行为，也不在于作为客观道德法则自身的基础，它只是把这个法则作为自己准则的一个动机”。[50]可见，文明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理性。而理性的模态正是文化。对于文化，康德曾有明确的阐释:“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因之我们关于人类有理性以来之归于自然的最终目的只能是文化。”[51]文化是人的自主选择的能力。作为能力，它完全是属人的、内在的，具有类的普遍性质。如果说文明作为个人品质、风范是个人生活中反复发生的行为模式，那文化便是反复出现于历史中并产生文明的社会模式，它包括着全部的生活方式和意义模式。由此，康德的“历史的人”是一个趋于自我完成的“文化人”，在此之前，在此之后，在此之外，人是无历史的、非人的。

在康德看来，历史存在于历史中的每一个人身上，因而历史为每一个人而存在，每一个人的存在与意识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这样，人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知识的客体。历史这一概念不仅意味着人的曾在活动，而且包含着人在现在对曾在的记叙和对将在的期盼;历史不仅是已发生了的事实，而且是正在发生的对已发生事实的描述与阐释。如果已发生的事实不作为认识对象的话，按康德的理解，历史将是不可知的。对曾在的描述与解释不仅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且告诉我们如何发生和其意义。这就是说，对现在而言，只有描述和阐释才形成完整的、有因果关系的曾在，即历史才是文化过程。由此可见康德的历史方法是先有现在，后有曾在;先有活着的历史的人，后有死去的历史的人;先有作为历史本体的自由、理性以及主体认识结构，后有作为可理解的历史现象。康德的这一历史方法对当代史学理论有着决定性影响，通过新康德主义学派、克罗齐、科林伍德等的努力，这种历史方法已成为当今历史学方法论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