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性思想的基本语境

第一节　历史的三种时间量度与三种理解方式[1]

历史是人类以往社会现实活动与活动物化的总和，研究历史理解范式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为历史研究提供自觉的理性意识和合理的理解方法，使历史研究在成为人类对自身过去的自我认识的同时也成为对人类未来的人文关怀，从而更有效地探寻社会发展的自由之路。谈论历史本身已内蕴“时间”这个先置语境，无论人们怎样理解历史，各种历史理解范式之间有何争论，历史存在于时间之中，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时间过程。在宏大的宇宙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被大尺度、低速度的惯性空间中的时间所规定。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具有时间的不可逆性，处于地球惯性空间的人类社会生活也是如此，要去理解在当下时空已不可回逆的历史，就必须构成在时间量度多样化的历史理解范式，从而通过超越惯性时间的多样化历史理解范式的创建，在自然的惯性时间量度和社会、心灵的非惯性时间量度的多重坐标中再度复活已逝去的社会生活，这便是历史研究的本质，也是我们构造历史理解范式的原点。

在自然宇宙界面中，客观存在的运动是匀速的、不可逆的，但在人类社会生活界面中，社会发展却可描述为非匀速的。非匀速运动往往具有多重坐标系。每一坐标系都有不同的时间量度，各时间量度之间也无同时性。社会发展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坐标系中观察到A发生在B之前，但在另一个坐标系中，A、B发生的秩序则完全相反。如在惯性时间坐标系中，希腊社会是欧洲历史的开端，而在非惯性坐标系中，希腊社会又是后世欧洲现代性社会憧憬的理想之一。可见，基于不同的时间量度并以多重的历史理解范式来考量，有助于呈现完整、真实、合理的历史，历史研究才具有普遍有效性。以往史学界在如何理解历史的问题上存在许多纷争，根源就在于试图在一个时间量度中通过一种历史理解范式来表述完整的历史。而我认为，至少要分别在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和心灵时间三个时间量度中针对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历史意义建立对历史理解的三种基本范式，才可能科学、有效、合理、完整地理解历史。

一　自然时间量度与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社会生活是人们客观感性的实践活动，有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理论物理学中，任何客观必然的存在都处于惯性运动中，可以在惯性坐标系统中给予观察与描述。惯性坐标系统是封闭的，系统中的运动亦是匀速的。匀速运动导致时间的均匀分布，这种均匀分布的时间就是自然时间。自然时间的运动是一种散逸过程，就如密封于容器内的气体，当打开盖子时，气体分子立即扩散，绝对不会自动地回到容器里，这个过程是单向度不可逆的。所以在惯性坐标系的自然时间中，无论是宇宙星空还是社会生活，总要在某一过程中出现，又在同一过程中消失。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中曾经出现而现在已消失的社会活动，永远不可能以原有的内容、形式和过程再度出现。但是人类生存需要历史，社会发展需要历史，社会现实正是从那已永远消失的社会历史中诞生而来、延伸开去，理解社会现实的唯一参照就是社会历史。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提到一个地点，它就处于一定的时刻;反之，只要提到某一时刻，它同样处于一定的地点，即在同一坐标中，具体存在的时间与空间不可分离。以往的社会在自然时间上永远消失了，但它曾有的空间仍以符号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存在，只要我们能够确认以往社会生活的空间存在，并以此重现以往社会的时间量度，就能够确认一个又一个历史事实，形成对历史事实的认知，这就是自然时间量度中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通过考证，汉高祖刘邦出生于沛郡丰邑中阳里;文献记载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清朝灭亡等历史事实就是这种范式中理解历史的成果。

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将社会活动的诸种结果理解为历史的内容，视历史为无限众多的社会生活事实在自然时间中的不断连缀，认为要解开历史之谜，就必须面对曾经出现的一切历史事实。由此，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寻、确定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的丰满是实现科学地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康德认为，事实须由感官知觉直接确认，并通过知性的过滤建构为知识。这样，不仅历史事实可以通过单独的认识行为被确认，历史可知领域也可无限扩大，历史便成为无数历史事实的连续描述，正如丹纳所说:“我唯一的责任是罗列事实，说明这些事实如何产生。”把历史研究理解为辨认事实的认识活动，这是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的理论基点。从此出发，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相信:每件历史事实都独立于理解者之外。理解者在认知历史事实时，应保持这些事实的准确性、客观性和独立性，应在理解过程中，尽量排除一切主观因素，避免对历史事实做动机、心态或规律、价值的探讨。相应地，在理解手法上，对历史事实尽量做客观的零度描述，最大限度地避免任何主观色彩的渗透。

就中国传统史学研究而言，一部中国历史，几乎就是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的理念基地和实践园田。中国古代虽出现过顾炎武的《日知录》、李贽的《史纲评要》等别具一格的历史著作，但多数的史学著作还是习惯于在自然的时间流转中释读那一个又一个先后相续的历史事实。先秦时代的董狐宁可被杀也要“书法不隐”，成就了对历史记载的实证立场和良史学风;汉代有历史的三种时间量度与三种理解范式，司马迁则坚持“述故事，整齐其列传”，只用“太史公日”来评价史料，以避免叙述者主观之遮蔽。中国古代甚至要求史家“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从而形成了以汉代的司马迁、班固，魏晋的陈寿、范晔，唐代的刘知幾、杜佑，宋代的欧阳修、洪迈，明代的陈邦瞻、谈迁，清代的赵翼、钱大昕、章学诚为代表的，孕育于先秦，成形于两汉，发展于南宋，全盛于清代乾嘉时期的中国独有、影响巨大、成果彰著的考据学派。诸多史学大家在论述历史时无不注重包括历史人物事迹、行迹、思迹等事实的研究，无不执著于对各种各样、繁复多变的事实的考据钩稽，无不高度重视在自然时间量度中以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来寻找历史事实，力图精确地认定历史事实的特定时空，进而以编年体形式描述社会与文化的演进，再逐步发展成断代体、纪传体，这正是中国考据学、训诂学、音韵学因之受益而发达，成为中国学术最见功力的学问的原因之一。

恢复被埋没的历史事实本身是一种科学，它明确地意识到历史研究关涉到认知过程，为建立历史的知识体系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古代，历代史家为求证历史事实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使许多长期湮没于历史黑暗之中的历史事实获得了可被经验、感知和认识的真实存在，积累了大量的案牍、典籍、年谱、行迹、文物等资料，在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历史资料，为我们今天复现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如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否存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奴隶社会，存在着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这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是否推动中国传统社会从奴隶社会走向了封建社会，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进步发展这一问题。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指导下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显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否定回答，因为曾经被指认的奴隶阶级——“众”经考据、实证并不具有西方奴隶社会中奴隶的属性与特征，而“卿”、“大夫”也与西方奴隶主的含义相去甚远。

但是，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所认知的历史并不就是完备的历史。正像我们知道的，惯性坐标系中自然时间的不可逆性导致任何过程的复原都不可能是时间的原真状态。因此，当一个过程试图向相反的方向行进并恢复其原真状态时，伴随外界所要发生的某种变化、过程也发生了变化但却不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进行，从而也无法达到系统的原真状态。这使我们清醒地明白，自然时间量度中的任何历史事实的实证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具有所谓零度性质的考据、训诂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单纯为事实而确定事实的努力，只为历史理解者提供了不断丰富的历史理解对象，构成了理解主体与史实客体之间理解关系的可能性，尚未使史实摆脱自在性，史实背后的规律性联系没有得到真正的揭示，更未使史实融于当下文化语境之中，成为现实实践主体的社会经验和文化意识。一句话，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下的史实没有成为真正有现实意义的历史。

仅在自然时间量度中，将历史视为无数客观的历史事实在自然时间中的连缀，导致了历史理解的自然科学性质，历史学家也神似于自然科学家。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指出，文化活动与科学活动是人类两种最基本却又性质不同的精神活动。如果混淆两者的区别，必定会使二者因丧失独特性而失去真理价值。历史理解属于文化活动，历史研究所面对的不是受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统摄的自然现象，而是由人类实践活动造就的社会生活。与没有实践活动渗透或决定的自然现象不同，社会生活完全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产生，背后具有实践活动的一切属性，饱含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性和复杂多样性，有时历史还受到历史主体模糊、偶然的主观目的、动机、感情、思绪的左右。可以说，历史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曾经生存于社会中的实践主体全部人生内涵的物态化、符号化，不懂得这一点，历史不可能被充分地理解和有效地把握。就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言，在自然现象面前，科学家是独立的，对象与主体只在思维上保持某种同一性，主体通过这种单向度的同一性认识自然现象。自然科学活动中尽管不可能完全摆脱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但研究者越是能够避免主观因素的渗透影响，他的研究活动就越具有真理性，这也许就是自然科学活动中主体性的一种显现方式。历史的理解主体则无法与社会生活相分离，历史必须经过理解主体的认识、体悟、领会、理解，成为理解主体的当下经验和思想时，才可能被真正地描述与判断，成为可被理解的社会生活，才能真正成为历史，也就是说，历史不是过去的社会生活，其真正的含义应是可被当代人理解的过去的社会生活。从当下理解主体角度来说，也可把这种历史主客体状态视为历史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自然科学中，这种主客体可逆关系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在研究方法上，历史理解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要基于事实。但与自然科学借助观察、实验、计算来把握事实不同，历史理解必须在逻辑、反思、领悟中完成对历史的认识，历史理解必须有本领走进历史之中。因而，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在历史研究中所希望使用的不在场零度描述只是幻想，理解主体对历史的任何描述都不可能不具有表意功能。由此看来，历史理解要向人们昭明历史事实何以发生，一个历史事件为什么和怎样引发了另一个历史事件，以及在这些“何以”、“为什么”、“怎样”的背后所蕴涵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和文化价值，而这一切仅有历史事实显然是不够的。

既然自然时间量度中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有如此多的不足，是否可以摒弃这种历史理解范式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自然时间量度中实证地理解历史，不仅科学地揭示了那些被埋没的历史事实，为在其他时间量度中理解历史提供了可能性和基础素材，而且展现了中华民族务实、求真、执著的认知文化，使中国历史基本上以本真状态记录、保留下来，传至今天。这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发扬传统文化、推进世界历史的进步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扬弃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发展我国良史传统时应坚持、保留、汲取和承传的。我们一旦将这些传统史学文化遗产融入其他时间量度的历史理解范式中，历史理解将会异彩纷呈。

二　社会时间量度与理论的历史理解范式

任何历史事件均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构成的实践运动，是一个非封闭系统。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们总能意识到，社会时而加速发展，时而减速发展，有时绵延持久，有时瞬息万变。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用了数万年的时光，而工业化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却不到百年，其带来的物质文明成果大于数万年以来人类文明的积累总和，社会发展时间显然突然加速了。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和中国十年“文革”，社会发展时间则剧烈减速，甚至向时间始端的方向倒回。社会的这种非均速、非惯性的运动量度即是社会时间。在这个时间量度中复现历史，我们发现，每一个历史事实都受到各种复杂的具有定性功能的社会规律控制。许许多多在自然时间量度中无法发现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事件背后更为宏大的社会力量的内在联系在此却十分清晰，如当我们在社会时间量度中复现唐代诗歌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宏大的社会实践活动共同影响了唐代诗歌的兴衰，这就是社会时间量度中理论的历史理解范式。在社会时间量度中理解历史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同时产生伟大成果、影响至今的代表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所以，“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在社会发展变化的社会时间量度中，马克思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视为理解历史的最基本问题，是理解历史的理论起点。他对此的根本态度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可以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了社会发展的实践性、客观性、规律性，一句话，社会实践成为历史的本质，社会历史的发展包含着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统一的根本规定性。可以说，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就是实践的历史、人化自然的历史、人的本质不断对象化的历史、人类社会在自我否定和超越的社会时间中不断进步的历史。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有两点极其与众不同之处:一是高度重视历史的社会实践属性，认为实践是社会关系产生的基础，实践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就是实践的。而作为创造历史的人就是现实的实践主体，人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着人与自然的交换关系和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人不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仅作为思维对象的纯粹观念的人，而是从事社会实践的现实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中的这种现实的人是总体的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人又是个体的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统治下被物化、被奴役而同时又具有革命性、追求共产主义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具体的个人。二是马克思极其关注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的研究，确信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历史内在规律的决定性和社会实践的自觉选择性的统一，因而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多样性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共产主义社会理论都是在这样的历史观念指导下为人类认识自身复杂而漫长的历史发展所贡献出的伟大思想成果。在社会时间量度中考察历史，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真正揭示了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代表的多种社会形态内部的各种本质关系和发展规律，将社会时间量度中理论的历史理解范式提升为一种发现与理解历史的宏大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研究在坚持自然时间量度实证的历史理解传统时，主流是在社会时间量度中对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理论理解，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导下，人们注重通过对历史事实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背景的深入理论考察，在理论的高度上分析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背后决定这些因果关系的更为宏大的历史活动，从而出现了范文澜、郭沫若、侯外庐等一批史学大师和影响巨大、被赞为传世经典的中国史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空前繁荣。同时也应承认的是，我们在努力遵循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影响。

黑格尔逻辑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建立在历史的本质特征必定是哲学思辨的逻辑观念基础上，而黑格尔的哲学思辨就意味着思想的辩证法，黑格尔明确说过:哲学思辨的本质就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本质只有在思想的辩证法中才能被揭示，现实社会、客观历史只有转换为思想观念的运动，其本质才能被把握，理解历史的活动才能是一种理性的活动。理性在黑格尔的思想观念中指的是主客体统一并能够被认识的实体，理性既是世界历史的本质又是世界历史的显现，是世界历史的目标，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理性的这种本质使它具有自我设定、自我实现、自我确证的特性，并依次显现为自然存在过程、社会存在过程和精神存在过程，三个存在过程的完整实现与确证就是黑格尔所理解的“世界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相信“‘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理性创造了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人类必定会经历苦难却终究从必然走向自由，疏离于人类的外在世界也必定成为属人的人化世界。黑格尔的逻辑主义历史观充满了辩证法，一是强调历史存在即是自然、社会、精神的运动，自然、社会、精神运动的基本方式是对立统一，其核心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切事件、观念、形态并不随着自然时间的流逝而归于消失，而是在社会时间量度中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在更高级阶段中将历史的事件、观念、形态保留下来，成为历史不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历史中曾出现的一切事件、观念、形态都有其必然性;二是重视历史事件、历史观念、历史形态之间的内在系统联系，将发现并解释这种内在系统联系视为理解历史的根本所在，认识历史就是指在思想的辩证运动中找到历史事件之间、历史观念之间、历史形态之间以及历史事件、历史观念、历史形态相互之间的内在系统的联系，让抽象的逻辑再生具体的现实。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对黑格尔的评价:“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也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黑格尔的错误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观念主宰现实、逻辑强暴历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

黑格尔理论对我国史学界的积极作用在于使人们懂得社会生活的运动是一个巨大的运动系统，有其内在必然的相关联系，而社会的客观必然的逻辑关系与人们主观的思维逻辑之间具有统一性，主观思维逻辑的正确展开就是对社会生活客观逻辑的真实反映。就历史的总体而言，实证的历史理解范式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研究，无异于盲人摸象，要想真正把握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对社会事实作大规模、逐一化的研究，而是要揭示在所有社会事实背后潜藏的社会运动发展的客观必然逻辑，也就是历史规律。我国学界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说”、“社会历史形态说”、“阶级斗争说”来解释中国社会中的各种历史现象，就体现出当代中国史学界期盼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来理解历史的追求。一般来说，否认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是不客观的，因为以任何视角和方法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都会发现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活动中的一些因素对社会发展有明显而普遍的影响，甚至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不是每一个历史事实背后都存在着某种决定着这个历史事实同样也决定着其他历史事实并贯穿历史始终的规律，例如“阶级斗争说”认为:社会是一定时代的阶级斗争产物，是一定阶级社会的现实在特定阶级的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世界各国的历史无一例外地都是其特定时代的阶级斗争反映的产物，时代的阶级斗争是所有民族、国家发展的动力，是有阶级以来一切历史的共同规律。那么，“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首大约2500年前产生于我国秦地的民歌到底反映了哪个特定时代、哪一个阶级对哪一个阶级的斗争呢?当规律对某些事实经验无效时，规律就丧失了真理性，规律就不成其为规律。而在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中并没有一成不变、可支配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规律，规律永远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理论的历史理解范式观中逻辑主义的话语强势，许多历史研究者特别关注社会观念而不是社会生活。由于中国现代社会处于动荡状态之中，“五四”以后的许多文学作品面对现实、剖析社会、参与生活，这本是现代中国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中文学的一种特殊历史性，值得肯定，但却被视为自古以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唯一而普遍的标准，甚至出现过将真实性、人民性、倾向性为核心的文艺价值范畴政治化，造成以作家的政治身份来判断其在历史上的文艺贡献的情况，对优秀文学作品的评价仅限于一部分政治观点进步的作家身上，致使文学发展的全貌无法展现。如此，历史研究实际上成为一次又一次的剥离手术，当研究者把社会生活的丰富性都剥离之后，规律也就公之于众，“什么是历史”的提问也就获得了终极性回答。用某一社会领域的规律来解释其他社会领域的生活，将社会某一领域的规律视为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导致历史消失了，历史研究变成了社会观念的证明与社会公理的论证。

巴赫金认为，当一种文化自我封闭起来并不理睬其他文化时，它会认为自己是绝对的、唯一的、统一的，因此它对自己也是盲目无知的。由此看来，在社会时间量度中使用理论的历史理解范式来研究历史时要特别警惕独断论，如果强烈排他且过度使用，那么，历史注定成为由他律操纵的决定论过程，历史研究便会出现鲁迅先生称为的“瞒”和“骗”的情况，所谓的历史也会沦为用现实观念的逻辑剪刀和历史片断的浆糊粘贴起来的“剪贴史”。

三　心灵时间量度与解释的历史理解范式

我们应认识到，在现实中承载历史、面对历史、解释历史进而推进历史运动发展的是此时此刻的现实人生，因此，历史研究最终应完成于理解主体的心灵历程之中。所以，历史在属于自然时间量度、社会时间量度的同时，还应属于理解主体当下的心灵时间量度之中。理解历史不仅应有实证的范式、理论的范式，还应有心灵时间量度中的历史理解范式。

人的精神过程极为复杂，作为一种主观运动系统，人的心灵既是多元开放的，又是动态结构的。心灵世界与客观存在的活动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心灵活动是自由的。所谓自由是指它的运动方向、运动趋势和运动方式在受到因果必然律统摄的同时，也直接取决于现实个体的意识选择。因而，心灵活动不同于物质世界的活动，也不同于社会生活的运动，具有明显的自主性、自觉性，并深植于人的生命存在的个性化之中，在现实生存状态中这种自主性、自觉性又常常表现为每一次心灵活动都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其二，心灵活动的空间为非欧空间，与不可逆、刚性、均匀的欧几里得空间相比，非欧空间是可变、非均匀、多维度的。心灵时间的上述特征意味着心灵运动的时间量度呈现为可逆状态，柏格森早就指出了生命的时间与空间化的物理时间之别，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也将时间分为量与质的两种时间，认为“量的、客观的、可科学度量的时钟时间与质的、人的、忧心的主观时间”是不同的，“量的时间被理解成一种无尽的、流逝的、不可逆的抽象客观化了的‘现在’的流……质的时间或者说存在的时间把时间理解成一种入迷的统一体”。伽达默尔也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时间经验。一种是正常、实用的时间，它是一种有待人们以某物去填充的空无的时间结构，这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生命的时间;另一种则是同节日和艺术有着深刻联系的时间经验。这种节日时间不再是被分解的互相脱节的时刻的延续，它本身成为了人们体验、庆祝的对象，它不再是工具性的，而是属自己的，自身实现着的，是客观性流动时间的中止与停顿。显然，当代的一些思想家已看到了时间量度的多样性。心灵时间量度的独特性在于过去的可以成为现在的，也可以成为将来的，没有绝对普遍客观的因果关系。在心灵时间量度中，先秦两汉的文章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现实摹本，而古希腊社会则变成了18世纪歌德、席勒、谢林、黑格尔启蒙德国现实的理想典范。换句话说，当个体心灵面对历史之前，历史是自在的，而当个体心灵与历史发生交往行为时，个体心灵与历史这两个系统发生了主体间性关系，历史在个体心灵中成为确定的现实，而个体心灵则成为历史存在的方式，两者之间被相互确证。可见，心灵时间量度中的理解范式实际构成了自然时间量度的理解范式和社会时间量度的理解范式深层且广泛的基础。历史只有在个体心灵中被体验、领悟、解释才能在现实中复活。可以这样说，在自然时间量度中理解历史，其目的是证实历史事实之在，为在社会时间量度中理解历史事实的何以在做准备;而在社会时间量度中探索历史事实的何以在，则是为了在心灵时间量度中体验、解释历史事实为何而在，从而昭示社会历史的现实价值意义，即通过对已逝的社会生活的心灵表现，激发包括当下现实社会生活意义在内的全部历史的文化价值，最终促成现实主体的历史性超越和未来性设计。

在心灵时间量度中以个体体验、解释的范式理解历史，有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注意:

古今中外，任何历史现象都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主观心灵对所处社会生活的理解与实践物化。因而，在心灵时间量度上把握历史就必须格外重视对处于特定历史时期创造具体历史事实的历史主体的思想观念、主观动机、情感意蕴、个体经验的体验与解释。现实的历史理解者只有真正把握住这点，才能真实阐明蕴于各种历史事实和社会现象深处的生命意义和文化价值。在心灵时间量度中解释的历史理解范式里，历史对于现实的理解者而言，主要是作为过去历史发生的社会活动的主体意识而存在的，解释的历史理解范式更关注于怎样领悟历史、怎样解释历史事实与经验。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历史是存在者的历史，只有通过理解存在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才能认识、解释历史。

如果说在自然时间量度中考察的是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具体性，在社会时间量度中揭示的是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那么在心灵时间量度中追问的是历史现象的当下性、价值性。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李凯尔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人为维护历史研究的合法性，就提出了一种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他们认为，所谓历史是人类在生活中不断留下的符号和痕迹，后人则可以通过这些符号和痕迹来解释前人，理解当时的生活，最终认识到历史，而最能超越时空传诸后世的历史符号和痕迹是用文字著述的各种文本，认识历史的主要工作就是诠释这些历史文本。因此，解释历史文本是理解历史的基本活动，它需要的是不同于运用观察、计算、实验的自然科学方法和逻辑论证、观念推理的哲学方法的精神文化方法。李凯尔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人一致认为，这种精神文化方法的本质是“解释”。例如在自然时间量度和社会时间量度中，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作为历史事件是有始有终的，但在心灵时间量度的解释中，它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终结，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而已。因而，只有严格区分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使精神世界完全独立自治并将解释历史的文化意义作为理解历史的主要方法，才能有效地探索历史的本质意义，发现历史与当代的联系，说明宏大的历史事件与具体的个体人生的关系。在心灵时间量度中理解历史的本质在于，它不仅是历史与具体面对历史的个人之间的知识交往，更内在的是历史就是解释历史的现实个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内容，普遍而客观的历史成为现实个体的存在经验。在心灵时间量度中，历史具体化为现实个体的存在体验，而现实个体也成为了历史的客观存在方式，这样，历史与理解历史的主体就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对话关系，理解主体在将历史转变为自我人生经验的过程中，通过自我解释实现了对历史意义的昭示，如此，解释将理解历史的人投入到历史文化的进程之中，并以他的解释重新构成一种新的历史文本。在心灵时间量度中，历史解释者的重要使命是了解历史中的人们的生存境遇和他们在其中的体验、感受、表现方法以及语言符号的构成，并通过直觉、想象、体验、领悟和解释等一系列心灵活动，进入时间隧道，走进历史文本的世界之中，真切而确实地理解历史，理解历史就意味着使历史成为现实。这样，历史在心灵时间量度中的展开就成为一种复活的精神过程，在自然时间量度、社会时间量度中有始有终、有因有果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在心灵时间量度的解释中则成为无始无终的文化意义生成、展开的过程。

当然，在心灵时间量度中对历史的理解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我注六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人类的认识是主体先验认识能力与后验认识内容的统一，也就是说，人的认知和理解活动是存在“先见”的。所谓“先见”是人们在理解某一历史现象之前就具有了包括关于历史的知识、思想、文化、经验等诸多方面的主体心理定势，它直接影响对某一具体历史文本的理解。海德格尔就认为，理解不可能是绝对主观的，理解本身还受制于决定它的“前理解”，一切理解都奠基于一种先行掌握之中。伽达默尔则直言，理解的历史性使得理解不可能主观臆断、任意而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历史决定着人的思想与经验，人无法摆脱历史的这种客观规定性，在人的生存中无论是理解者还是被理解者都居于历史性之中，理解始终是在历史之内进行的，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解历史意味着历史在解释现在和把握未来，当然也就意味着在心灵时间量度中对历史的价值理解总有历史、文化、个体素养和能力的局限，必定是不完善和相对的。伽达默尔为此告诫人们要警惕出于功利目的和主观兴趣的“前见”，这种“前见”不是真正的历史理解，相反，可能产生对历史理解的彻底反动。我国20世纪60年代“批海瑞罢官”、70年代“批孔”便是显例。同时，在心灵时间量度中个体对历史的解释也会出现善意的误读，这又应如何对待呢?其实，误读不全是负面的，它也可能是历史理解者的思想与体验之泉，施莱尔马赫有句名言:“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抛开故意歪曲，人们在正常状态下对历史的理解也都存在着“前见”，这种“前见”指人们在对历史文本的理解过程中，无法绝对客观中立，无法超越其生存的历史时空，来对历史进行客观的解释。但他认为前见不是历史理解者有意为之，而是因为我们“对意义的每一种理解都是从人的历史情境中的前理解的给定性出发的有限的理解”。他甚至认为“前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前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伽达默尔的观点虽有些言过其实，却令人深思，因为在许多人理解历史的内心经历中常有的合理、非故意的前见成为理解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且也常常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新视界，将历史和现实交织，使历史世界与理解者融合。换个角度看，在心灵时间量度中理解历史时存在着不同的视域，现实的历史理解者的视域由他自己的现实文化生态与语境所决定，同样，历史也是在特定的历史生活境遇中被特定历史文化所决定的人创造出来的，拥有自己的特殊视域。在现实的解释过程中，历史理解者包含已有前见的解释与历史发生对话，向历史提问并由自己回答，历史的理解者与历史在心灵时间量度中相互敞开、理解者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彼此容纳，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历史敞开了被遮蔽的潜在意义，历史的独特价值在理解者的视域中显现;另一方面在历史的视域中理解者的视野、情怀、思想获得了肯定，又使得理解者和历史都超越了原有视域，达到一个更富有意义的新视域，这个视域既包含了理解者和历史的视域，又超越了这两个视域，而给新的历史理解提供了基础。这样，任何历史理解的过程都呈现为开放状态，任何一种理解者视域与历史视域都可以融合并趋于超越。如此，在心灵时间量度中，过去的社会将在当下理解者的心灵中成为现实活动，历史便不再是再现性的历史事实、客观性规律的呈现，同一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常常被个体化、多元化地解释，历史从宏大层面走向微观层面，从叙事转向体验，从而使历史研究更带有历史评论与历史批评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心灵时间量度中理解历史更需要个体理解者的文化主动性，这种文化主动性既是个体理解者体验、品评、解释历史的心理过程，却又不完全属于个人内心行为，而通过语言表述或符号传达影响社会。就此而言，心灵时间量度中的历史理解者也是历史走进现实的推动者，在对历史的理解过程中，他不仅生活在各种历史文本的世界里，也生活在自己现实的客观生活与精神世界中。在主客体的间性关系中，历史文本既是他之外的客观存在，也是他个人主体建构的产物，归属于他的理解和阐释。在心灵时间量度中，每位历史的解释者的生命个性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归宿，他们完全有权利通过自己的喜怒哀乐、理智思想、知识能力、体验领悟去解释各种历史文本。正是依靠这种生命个性，在心灵时间量度中的历史理解者才能真正进入历史文本的世界中，从而理解历史、诠释历史。

正是在心灵时间量度里解释的历史理解范式中，历史才可能进入我们当下的文化世界之中，成为当代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组成部分。以往的历史在解释中成为“将成之物”，这“将成之物”正是当下社会生活文化表意活动的富有价值的生成。这样，弘扬民族历史文化、借鉴国外历史成就也就不再是单纯发现、描述、说明某种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而是以当代社会意识、文化价值赋之以新的生命。由此，在心灵时间量度中，历史理解使过去的历史生活实际上成为当代的社会现实，历史因此而敞开着并将永远充满着丰富的内涵，引领着现实走向未来。心灵时间量度的意义就在于，人类的历史属于所有理解历史的人，历史将永无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