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易之三名”与心理、事理

钱锺书在探讨“易之三名”这一问题时，不仅着眼于语义学、修辞学，他还阐发了由文字的反训、合训所揭示的心理、事理，以及由此衍生的逻辑学原理（“名辩之理”）与黑格尔式的辩证思维：

心理事理，错综交纠：如冰炭相憎、胶漆相爱者，如珠玉辉映、笙磬和谐者，如鸡兔共笼、牛骥同槽者，盖无不有。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如前所举“易”、“诗”、“伦”、“王”等字之三、四、五义，黑格尔用“奥伏赫变”之二义，是也。[30]

席勒《美育书札》（Ueber diesthetischen Erziehung des Menschen）第七、第一八函等言分裂者归于合、抵牾者归于和，以“奥伏赫变”与“合并”（Verbinden）、“会通”（Vereinigen）连用；又谢林《超验唯心论大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中，连行接句，频见此字，与“解除”（auflsen）并用，以指矛盾之超越、融贯。则均同时合训，虚涵二意，隐承中世纪神秘家言，而与黑格尔相视莫逆矣。[31]

《墨子·经》上：“彼：不可，两不可也。……辩：争彼也”，“不可”即“非”，“两不可”即双方互“非”，“争彼”即交“非”——或释为“不（否）、可”，分指“不（否）”与“可”，误矣！果若所释，当曰：“可、不”，犹“唯、否”之不当曰“否、唯”，以名辩之理，先有正言而后起反言，“可”立方以“不（否）”破；倘两事并举，勿宜倒置，观《庄子·寓言》：“恶乎然？……恶乎不然？……恶乎可？……恶乎不可？”，足觇顺序也。[32]

“彼出于此”，“此亦彼也”，犹黑格尔谓：“甲为乙之彼，两者等相为彼”（Aber A ist ebensosehr das Andere des B.Beide sind auf gleiche Weise Andere） ；“非出于是”，“是亦非也”，犹斯宾诺沙谓：“然即否”（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后人申之曰：“否亦即然”（Aber jede Verneinung soll als Bestimmung erkannt werden）。是非之辨与彼此之别，辗转关生。《淮南子·齐俗训》：“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从我起二为二”，肇注：“因我故有彼，二名所以生”；足相参印。庄生之“是”、“彼”，各以一字兼然否之执与我他之相二义，此并行分训之同时合训也。[33]

以上四个段落都是将语义学、修辞学问题上升到哲理的层面加以考察。在钱锺书看来，语言现象能够反映出心理、事理，“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这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就恰恰反映出心理、事理的“错综交纠”。从事理层面来看，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复杂多样，有相互对立、不可共存的，如冰与炭，有外表不同、属性相通的，如胶与漆，有类别相近、相得益彰的，如珠与玉、笙与磬，也有类别虽近、难以协调的，如鸡与兔、牛与骥。人之相处与人之心理正与事理相通，君子遇小人，如冰炭相憎，才子逢佳人，如胶漆相爱，君子和而不同，有如珠玉辉映、笙磬和谐，小人同而不和，恰如鸡兔共笼、牛骥同槽。古汉语中“易”、“诗”、“伦”、“王”及德语中“奥伏赫变”等字词的妙处在于，能“赅众理而约为一字”，“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胶漆相爱，珠玉辉映，笙磬和谐，君子和而不同，就是“不倍（悖）者交协”。而“易”字兼含“变易”、“不易”二义，“奥伏赫变”一词兼有“灭绝”与“保存”二义，则体现出人事、物理中之“分裂者归于合、抵牾者归于和”，亦即“矛盾之超越、融贯”，这就是老庄哲学所谓“相反者互成”，正如冰炭虽相憎，却能以炭生火发电以制冰。

钱锺书随后从《墨子·经上》中的“彼”字应释为“不可”还是“不，可”及《庄子·齐物论》所谓“彼出于是”、“是亦彼也”，引申出了“先有正言而后起反言”及“是非之辨与彼此之别，辗转关生”这两个名理问题。钱锺书认为，“不可”就是“非”，如果用它分指“不”与“可”，应当说“可、不”，而非“不、可”，就像“唯、否”不能说成“否、唯”，因为，“唯”、“可”是正言，“不”、“否”是反言，按照形式逻辑的原理，先有正言而后起反言，有了“可”，才有“不”，有了“唯”，才有“否”。俗语说，不破不立。殊不知，没有所立，也就没有所破。完整地来看，应当是无立无破，不破不立。通常情况下，如果正反言并提，应当先正言，后反言，不应该倒置，《庄子·寓言》所谓“恶乎然？……恶乎不然？……恶乎可？……恶乎不可？”就顺序谨然，深合形式逻辑的表达规范。由此可见，训诂考据之学不能脱离义理之学、词章之学，如果不懂经、子古籍中的修辞机趣，又缺乏形式逻辑的基本训练，那么，注者于释义、句读之时，难免会有扞格。换言之，不知六经、四部皆有其文理、逻辑，又焉能通经达道？

关于“彼出于是”、“是亦彼也”。如前所述，其含义应有两重，一是彼出于此、此亦彼也；二是非出于是（否定出于肯定）、是亦非也（肯定就是否定）。钱锺书认为，彼出于此、此亦彼也，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甲为乙之彼，两者等相为彼”，非出于是、是亦非也，相当于斯宾诺莎等所谓“然即否”，“否亦即然”。两者分别揭示了是非之辨与彼此之别“辗转关生”，也就是说，是与非，彼与此，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因我故有彼，有是才有非，彼可以转化为我，非可以转化为是，我之所谓是，恰恰是彼之所谓非，这就是《淮南子》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只有超越我他之界，互为主体性，才能破除我执，也才能放下一己之是非，以求《淮南子》所谓“至非之非”、“至是之是”。[34]庄子的妙处在于，以“是”、“彼”二字对举，兼然否之执、我他之相，充分凸显了汉字表意的微妙与圆通。黑格尔的汉字不宜思辨之说，又碰了个大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