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不易释易”的本体论依据

很显然，钱锺书以上所探讨的，主要还是由“易之名”的多义性所引发的认识论问题。在《管锥编·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最后一段，他从“易之名”上升到“易之理”，探讨了“易而不易”、“变不失常”这一可以与西方思想史相会通的本体论问题：

“变易”与“不易”、“简易”，背出分训也；“不易”与“简易”，并行分训也。“易一名而含三义”者，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也。《系辞》下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变易之谓也；又云：“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不易与简易之谓也。足征三义之骖靳而非背驰矣。然而经生滋惑焉。张尔歧《蒿庵闲话》卷上云：“‘简易’、‘变易’，皆顺文生义，语当不谬。若‘不易’则破此立彼，两义背驰，如仁之与不仁，义之与不义。以‘不易’释‘易’，将不仁可以释仁、不义可以释义乎？承讹袭谬如此，非程、朱谁为正之！”盖苛察文义，而未洞究事理，不知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固古人言天运之老生常谈。《管子·七法》以“则”与“化”并举，又《内业》称“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公孙龙子·通变论》有“不变谓变”之辩，姑皆置勿道。《中庸》不云乎：“不息则久。……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系辞》：“生生之为易”、即“不息”也，“至动而不可乱”、即“不贰”也，“变动不居”、即“不测”也。道家之书尤反复而不惮烦。《老子》三七、四八章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大宗师》篇言“生生者不生”，《知北游》、《则阳》两篇言“物化者一不化”，又逸文曰：“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列子·天瑞》张湛注引） ；《文子·十守》言：“故生生者未尝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尝化，其所化者即化”，又《微明》言：“使有声者乃无声也，使有转者乃无转也。”故《韩非子·解老》言：“常者，无攸易，无定理。”王弼《易》注中屡申斯说，如“复：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注言“静非对动”，而为动之“本”。《列子·天瑞》：“易无形埒”，张湛注：“易亦希简之别称也。太易之意，如此而已，故能为万化宗主，冥一而不变者也”；曰“简”、曰“万化宗主”、曰“不变”，即郑玄之“三义”尔。苏轼《前赤壁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词人妙语可移以解经儒之诂“易”而“不易”已。古希腊哲人（Heraclitus）谓“唯变斯定”（By changing it rests） ；或（Plotinus）又谓“不动而动”（L'Intelligence se meut en restant immobile） ；中世纪哲人（St Augustine）谓“不变而使一切变”（Immutabilis，mutans omnia）。西洋典籍中此类语亦甲乙难尽。歌德咏万古一条之悬瀑，自铸伟词，以不停之“变”（Wechsel）与不迁之“常”（Dauer）二字镕为一字（Wlbt sich des bunten Bogens Wechsel-dauer），正合韩非、苏轼语意；苟求汉文一字当之，则郑玄所赞“变易”而“不易”之“易”，庶几其可。当世一法国诗人摹状大自然之即成即毁、亦固亦流，合“两可”（ambiguté）与“两栖”（amphibie）二文为一字（l'amphibiguté de la Nature），又此“易”字之类欤。[35]

这段文字首先以《易·系辞》中的两则引文为证，肯定了郑玄、孔颖达对“易之名”的解释——“易”一名而含“易简”、“变易”、“不易”三义，批驳了明末经学家张尔岐（号蒿庵，倡“六经皆礼”之说）所谓“易”与“不易”两义背驰，所以不能“以不易释易”的观点。钱锺书指出，易之三义相匹配而非相背离（“骖靳而非背驰”），张尔岐这位经生所以会产生困惑，是因为他“苛察文义，而未洞究事理”，不知道“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固古人言天运之老生常谈”。张尔岐著有《易经说略》八卷、《老子说略》二卷，对天道、天命之说并不陌生，应该不会不知道古人讲解大自然运行法则（“天运”）的“老生常谈”，他的问题应该出在不能将“变不失常、用动体静”这个道理用于参悟“易”与“不易”的辩证关系。

为了证明“变不失常、用动体静”之说乃老生常谈，钱锺书引用了法家、名家、儒家的经典文献如《管子》、《公孙龙子》、《中庸》、《易传》等为证，并强调指出，“道家之书尤反复而不惮烦”，随后就引用了《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道家典籍中的诸多说法。考其要点，主要是揭示了道与万物的关系，道是“生生者”、“化物者”、“使有转者”，万物是“所生者”、“所化者”、“有转者”，万物生生不息，这就是变化，但“生生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也就是说，道是不变的，它只是推动万物生息消长。张湛说，“易亦希简之别称也。太易之意，如此而已，故能为万化宗主，冥一而不变者也”，这里的“太易”，就是化万物而自身不动不化、决定着万物本质而自身不可言说的常道，类似于康德所说的“物自体”。钱锺书认为，“太易”的三个特性——“简”、“万化宗主”、“不变”，就是郑玄所谓“易”之三义。为了形象地说明太易之理，钱锺书引用了苏轼《前赤壁赋》里的名句“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句中的“逝者”为江水，江水东逝，但水流常在，“盈虚者”为月，月有阴晴圆缺，但月的实体不变，读者由此可以真切地体会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也就是天地万物“易而不易”、“变不失常”的深邃哲理。诚如钱锺书所言，“词人妙语”可移以解“经儒之诂”。

除了广泛征引中国典籍以说明张尔岐所痛斥的“以不易释易”实为常见思维模式，钱锺书还以西方的哲学家、文学家为证，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勒斯（Heraclitus）、普罗提诺（Plotinus），中世纪哲人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德国文豪歌德，以及一位现代法国诗人。赫拉克勒斯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他和另一位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对世界本质的看法正好构成两个极端。赫拉克勒斯认为，一切都在变（everything changes），巴门尼德认为，一切皆不变（nothing changes）。[36]赫拉克勒斯关于变化流动为事物本质的格言广为流传：“你不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从你脚下淌过的永远是新的水流”（You cannot step twice into the same river； for fresh waters are ever flowing in upon you） ；“每天的太阳都不同往日”（The sun is new everyday）。[37]罗素指出，赫拉克勒斯这种万物“永恒流动”（perpetual flux）的信条令人痛苦，但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人们无法拒绝它。哲学家的野心之一就是重新点燃被科学杀死的希望，他们执着地探索不受“时间帝国”（the empire of Time）管辖的事物。这种挑战“时间帝国”的探索始自巴门尼德。[38]

巴门尼德声称，由于我们身处当下，却可以知道过去的事，这就意味着过去的事并未成为过去，因此，并没有变化这回事。[39]在《论自然》一诗中，他认为人的感官具有欺骗性，事物的纷繁多样其实只是一个错觉。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一”（the One，类似于《易纬》所谓“太一”），它是无限的，也是不可分割的。[40]巴门尼德对“一”的信念在西方古典时期最后一位大哲学家普罗提诺的思想中也能听到回声。普罗提诺是“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生活在古罗马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他不愿面对充斥废墟与苦难的“现实世界”，而是倾心于思考善与美的“永恒世界”。[41]他认为，“一”（the One），“精神”（Spirit），“灵魂”（Soul），是“神圣的三位一体”（a Holy Trinity）。“一”超越“存在”（Being），至高无上，是上帝，是善。[42]上帝造物，既是永恒世界的开始，也是“可变的存在”（a changeful Being）发生变化的过程。[43]很明显，普罗提诺的观点可以调和赫拉克勒斯、巴门尼德对世界本质的极端看法，他像巴门尼德一样，试图挑战“时间帝国”，向往独立于时间之外的永恒，但他并不否定万事万物是可变的，只不过，变化着的世界是由不变的精神所开创、所引导。他所谓“不动而动”，奥古斯丁所谓“不变而使一切变”，均体现出这种融“易”与“不易”于一体的悖论思维。他们所说的“不动者”、“不变者”，如果去除宗教色彩，正是道家所说的“生生者”、“化物者”、“使有转者”。

从钱锺书引用的赫拉克勒斯“唯变斯定”（By changing it rests）这个说法可见，即便是主张世界的本质是变化的赫拉克勒斯也并不否认动中之静、变中之常。罗素指出，赫拉克勒斯虽然没有提出巴门尼德式的“永恒理念”（the conception of eternity），但在他的哲学中，也有不死的元素，例如他说，世界是“永生的火焰”（ever-living Fire）。[44]抽象地来看，火焰是变，永生是常，就像歌德笔下的悬瀑，苏轼笔下的长江，虽“逝者如斯”，却“未尝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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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2]（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第一《论易之三名》，（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页。

[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四，（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02页。

[4]《周易正义》卷七《系辞上》，《十三经注疏》，第76页。

[5]《管锥编》（第一册），第1页。

[6]《管锥编》（第一册），第1页。

[7]同上。

[8]同上。

[9]（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54页。

[10]（汉）董仲舒著，（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一○《深察名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9页。

[11]（汉）班固著，（清）陈立疏，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二《号》曰：“黄者中和之色。”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3页。

[12]《春秋繁露义证》卷一○《深察名号》，第285、289页。

[13]（南朝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叙》，《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务馆1937年版，第2页。

[14]《管锥编》（第一册），第1页。

[15]《管锥编》（第一册），第1—2页。

[16]同上书，第6页。

[17]同上书，第2页。

[18]《管锥编》（第一册），第3页。

[19]同上书，第2页。

[20]同上书，第54—56页。

[21]同上书，第2页。

[22]同上书，第6页。

[23]转引自《管锥编》（第一册），第4页。

[24]同上。

[25]同上。

[26]同上。

[27]《管锥编》（第一册），第4页。

[28]同上。

[29]同上。

[30]同上书，第2页。

[31]《管锥编》（第一册），第3页。

[32]同上书，第4页。

[33]同上书，第4—5页。

[34]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一《齐俗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03、804页。

[35]《管锥编》（第一册），第6—8页。

[36]Bertrand Russell，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London： Routledge，1999，p.56.

[37]Ibid.，p.63.

[38]Ibid.，p.65.

[39]Ibid.，p.69.

[40]Ibid.，p.66.

[41]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289.

[42]Ibid.，p.293.

[43]Ibid.，p.298.

[44]Ibid.，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