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绪论
一 选题原因和意义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1905—1984）是苏联非常著名的文学大师，也是我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作家。肖洛霍夫一生著作颇丰。1923年，他的第一篇小品文《考验》问世，随后陆续发表小品文和短篇小说。1926年中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色的原野》出版，后来结集为《顿河故事》一书。1926年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4部，1928—1940年，获1941年度斯大林奖金）。小说“描绘了1912年至1922年间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顿河哥萨克在这10年中的动荡生活，广泛地反映了哥萨克独特的风土人情，哥萨克各个阶层的变化、广大哥萨克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卷入历史事件强大旋涡中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悲剧命运”[1]。1932年，肖洛霍夫又完成了反映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又译《新垦地》）第一部；第二部一些篇章从1955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于1960年最后完成全书，获得1960年度列宁奖金。小说以顿河隆隆谷村集体农庄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为背景，写出了斗争的复杂和尖锐。卫国战争时期，肖洛霍夫上过前线，写了许多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1943年开始发表反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部分篇章，后来作品因某些特殊原因未能完成。195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又译《人的命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当代苏联军事文学新浪潮的开篇之作。1965年，肖洛霍夫因其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品格”[2]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肖洛霍夫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苏联作家，他一生同获价值标准大相径庭的斯大林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和西方两种意识形态同时接受了他。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肖洛霍夫一直处于毁誉参半的境地。他一生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始终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的作品自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是耐人寻味的，值得深入探讨。
我国对肖洛霍夫的介绍、宣传，对他的作品的翻译、出版与研究，都是不遗余力的。20世纪20年代末，我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首先注意到肖洛霍夫的作品。1928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第二年鲁迅先生便约请贺非翻译，并亲自校订，还撰写了后记。同时，他准确地预见到了《静静的顿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将来倘有全部译本，则其启发这里的新作家之处，一定更为不少。但能否实现，却要看这古国的读书界的魄力而定了。”[3]1931年《静静的顿河》中译本作为鲁迅编辑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从此，肖洛霍夫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作品几乎每发表一部，都很快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八十多年的接受史中，肖洛霍夫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
20世纪30—40年代，肖洛霍夫作品越来越多地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特别是他那些反映战争题材的小说如《他们为祖国而战》和《憎恨的科学》等，在革命战争年代曾鼓舞了中国人民追求解放和进步的斗争，为战斗的中国军民输送了精神食粮；在5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日子里，肖洛霍夫的作品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推介，尤其是他反映农业集体化的作品《被开垦的处女地》，更是受到了我国人民的一致好评，并掀起了一股竞相效仿的学习热潮；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在中国发起了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猛烈炮轰，肖洛霍夫亦深受其害，受到粗暴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被加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被污蔑为“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他的作品被贬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在我国被打入冷宫。一位外国作家居然史无前例地被卷入别国的政治生活中遭到猛烈抨击，这在中国历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奇特的现象，但它恰恰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了肖洛霍夫跟中国关系的非同一般；新时期以来，中国又重新掀起了研究肖洛霍夫创作的新高潮，学术界曾先后召开了五次肖洛霍夫创作研讨会。在2005年肖洛霍夫诞辰一百年之际，中国学界又举行了相应的纪念活动与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随着声势浩大的“俄罗斯中国年”活动的开展，肖洛霍夫及其作品在我国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宣传与推广。
肖洛霍夫现象在中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它是反映中国时代风云的一面镜子，从中又能折射出中国与苏联（俄罗斯）两国的交往史。研究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不仅可以了解20世纪中苏[俄]文学关系的基本脉络，而且可以从侧面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体特征。法国学者基亚曾指出：“研究《歌德在英国》，也等于编写了‘英国文学的一章’。”[4]同样的道理，研究肖洛霍夫在中国，也无异于编写了中国文学的一章。
传统的肖洛霍夫研究，往往采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以探讨作品的意义为出发点，去挖掘作家与作品的深层关系，致力于探究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作家生平思想对创作的影响，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决定性作用等。这种方法重视作品的生产过程，注重的是作家及作品本身，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读者的巨大能动作用，忽略了作品的接受背景、接受者的形态及接受者个体差异等重要因素。接受美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将读者的接受活动引入文学史研究，将传统的文学史改造成效果和接受的历史。在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看来，“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能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在阅读过程中，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评性的理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5]这样，文学即被视为一个由作品将作者和读者连接起来的链条结构，作者到作品形成创作过程，作品到读者形成接受过程，二者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学过程。接受理论的这些观点即是比较文学接受研究的理论基石。接受研究将比较文学原来只关注文学作品的学术目光，转移到对活生生的读者的关注。因此，文学研究不应当只是封闭的作家作品史，更应该是开放的读者的文学史。
而在两国文学交往的影响联系中，接受的问题涉及更为广泛与深入的接受者（包括译者、评论者、出版者、读者、作者等）的心理特性及其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国文学在传入与影响他国文学时，无论是译者的翻译介绍还是改编模仿，也无论是读者的阅读反应还是作家的借鉴吸收，都涉及远比“影响”类型更复杂的“接受”方式及其有关问题。美国比较文学家乌尔利希·韦斯坦因说：“‘影响’应该用来指已经完成了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而‘接受’则可以指明更广泛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与其周围的关系，包括作者、读者、评论者、出版者及其四周环境。因而文学接受的研究，应指向文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6]
鉴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接受美学为主要理论借鉴，结合影响研究、接受研究及其他传统的研究方法，来系统考察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历史，总结其中的接受规律和特点，并进一步探究这段传播接受史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尽力从多维度、多层面把握这一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肖洛霍夫的作品是如何被引入中国的？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进程？当时哪些人起了作用？肖洛霍夫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何关系？对哪些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取得过哪些创作实绩？又是如何实现民族化的本土转换的？通过肖洛霍夫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启示？上述种种思考，都将是本书考察的对象。基于以上考虑，本人觉得写一部肖洛霍夫接受史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这项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
第一，可以进一步深化肖洛霍夫研究，拓宽肖洛霍夫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把肖洛霍夫研究由过去的共时的、静态的研究，转入历时的、动态的研究。肖洛霍夫作品的意义和审美价值是在不同时代的读者的阅读中逐步展开、逐步为读者所接受、逐步呈现的。通过肖洛霍夫接受史的研究，能在归纳、整理、分析、比较现有的研究成果之上，借助于合理有效的理论，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对肖洛霍夫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第二，可以转换搜集、利用文献资料的视角，进一步开掘文献资源。以往的研究在搜集文献时多半注重与肖洛霍夫有关的分析、阐释、评价性资料，而忽视了受肖洛霍夫影响而产生的作品的相关资料。转换研究视角之后，会更注重搜集与接受者相关特别是一些重要读者的接受资料。
第三，以客观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特别是现代以来的中国外来文学接受史，将有助于我们还文学接受以本来面目，力求给今后我国的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一些新的启迪。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分析、总结我们在外来文学接受中的经验教训，也许会对以后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推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希冀这一新的研究角度能对肖洛霍夫研究的某些薄弱环节作一些探讨、补充，对肖洛霍夫研究能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 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学术界关于肖洛霍夫的研究著作颇为丰富，但从作品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论述的成果不多，其中反响较大的是俄罗斯学者普里玛的著作《〈静静的顿河〉在战斗》（罗斯托夫书籍出版社1972年版），该书对《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在欧洲的主要国家，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越南和美洲的美国和阿根廷的出版情况作了考察，并部分涉及出版评论等研究性的文章，作者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观照肖洛霍夫在世界的影响与接受。
在中国，相对普希金、高尔基等人的研究，肖洛霍夫研究起步较晚。“文革”以前，基本上是零散不成系统的，除了吴天真译的《肖洛霍夫的创作道路》（卢金著，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以外，几乎没有一部研究专著。这一情况到新时期才有了很大改观，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出现了14部研究肖洛霍夫的译著和专著，外加23篇学位论文。其中研究译著主要有：孙美玲选编的《肖洛霍夫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肖洛霍夫的资料汇编译著。此外，还有孙美玲编译的《作家与领袖——米·亚·肖洛霍夫致约·维·斯大林（1931—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俄国瓦连京·奥西波夫的《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刘亚丁、涂尚银、李志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与《肖洛霍夫传》（辛守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两部译著，瓦·李维诺夫的《肖洛霍夫评传》（孙凌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以上译著一方面为我国读者了解肖洛霍夫及其艺术世界打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又为我国肖洛霍夫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和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将大大促进国内肖洛霍夫研究的发展。我国目前已面世的研究专著有：孙美玲的《肖洛霍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树森的《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丁夏的《永恒的顿河：肖洛霍夫与他的小说创作》（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孙美玲的《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徐家荣的《肖洛霍夫创作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云波的《肖洛霍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刘亚丁的《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冯玉芝的《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李毓臻的《肖洛霍夫的传奇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些学术专著大多联系肖洛霍夫的生平与创作，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解读方式，深入探讨了肖洛霍夫丰富多彩的思想与艺术世界，表明我国的肖洛霍夫研究逐渐摆脱苏联同行的影响，走上了更加独立的研究道路。其中有些著作涉及了“肖洛霍夫与中国”主题，对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及国内的肖洛霍夫研究状况作了一定的梳理，但分量明显不够，缺乏对这一现象的全面审视。
国内相关学位论文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如彭甄的《悲怆与力的诗学——肖洛霍夫创作的悲剧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4年）一文对肖洛霍夫创作的悲剧意识的生成、特质和风格等要素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肖洛霍夫系列作品的悲剧性主题、悲剧形象与悲剧因素的审美特征；闵洁的《由现代意识解读〈静静的顿河〉的悲剧性》（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论述了以叔本华生命悲观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悲剧意识在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体现。洪坤雄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史诗创作研究》（台湾南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以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史诗创作为主要探讨内容，从中了解俄国哥萨克这一特殊族群的风土民情、社会文化及革命对其影响，探析作家揭示的深层意涵及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彰显《静静的顿河》史诗创作的宏伟架构与丰富内容。曹海艳的《顿河哥萨克的群体精神真理探寻与历史悲剧——〈静静的顿河〉新论》（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运用文化—历史的方法、文化心理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了《静静的顿河》中顿河哥萨克群体在20世纪初期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里的精神真理求索，及其在社会历史大潮的冲击下必将失败的悲剧性历史命运。王永良的《从前苏联作家的文学创作看前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通过对肖洛霍夫和和索尔仁尼琴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对苏联意识形态的解构，以强调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一致，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
2.比较研究。如张晓丹的《〈静静的顿河〉和〈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家的形象》（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分析了《静静的顿河》和《大师和玛格丽特》这两部作品中的家的形象，及其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指出研究这两部作品中的家形象对研究整个家传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韦贞的《〈静静的顿河〉：小说与电影的叙事学比较》（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用叙事学方法从叙事模式、叙事人称、叙事结构、叙事时空、景物描绘等方面对电影与小说进行比较。金惠子的《前社会主义阵营文学中的农业集体化题材小说比较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以苏联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的《山乡巨变》与朝鲜的《石溪邑的新春》这三部作品堪称反映农业集体化的代表性作品为中心，从政治社会语境、人物形象、作者创作意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性等方面，对逝去的农业集体化作系统的比较研究；包佳佳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静静的顿河〉与〈茫茫的草原〉》（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对两部长篇小说主题、主人翁形象及情景描写等进行比较和分析研究。
3.语言学研究。徐红的《从语言国情学角度学习篇章——以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为材料》（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与康乐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艺术修辞特色》（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分别从语言学角度与修辞特色对《一个人的遭遇》进行了解读。
4.文化研究。袁志理的《葛利高里形象的宗教文化论析》（长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主要从俄罗斯宗教文化对葛利高里的人生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分析葛利高里与宗教文化价值的联系。在解读《静静的顿河》这部文学经典的基础上，揭示了俄罗斯文学宗教性的本质规律以及俄罗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
5.女性批评。张勉的《俄罗斯文学中俄罗斯女性的悲剧命运——论肖洛霍夫小说〈静静的顿河〉中婀克西尼亚和娜塔莉娅的形象》（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分析了婀克西尼亚和娜塔莉娅这两个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悲剧意义，指出肖洛霍夫在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李秀云的《〈新垦地〉女性形象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新垦地》，解析男权中心主义传统文化中的女性人物卢什卡和瓦丽娅的精神状态；赵静的《顿河之花——以女权主义批评解读〈静静的顿河〉》（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以《静静的顿河》为个案进行文本细读，通过运用女权主义批评的手段重新解读作品中的婀克西妮亚、娜塔莉娅、妲丽亚等女性形象，探究了作家男权中心意识形成的深层原因，展现了作品的美学价值。
6.生态批评。李慧的《论〈静静的顿河〉的生态意识》（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运用现代生态学的有关理论，从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等角度来对肖洛霍夫的创作进行分析，并结合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发掘梳理肖洛霍夫的生态思想；刘新玉的《哥萨克与自然——论〈静静的顿河〉中的生态思想》（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也从生态学的角度对《静静的顿河》中的自然景色描写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罗浩的《论〈静静的顿河〉中的动物形象》（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以《静静的顿河》中的动物形象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内涵、人性与兽性的对照、小说叙事与生态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7.影响与接受研究。如陈南先的《俄苏文学与“十七年中国文学”》（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采用比较文学中“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十七年中国文学所受到的俄苏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的影响。其中第二章《俄苏文学作品的译介及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中，以高尔基、肖洛霍夫作品的译介为例，谈了“中国译者的真诚和偏见”，在“苏联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一节中，谈了肖洛霍夫对刘绍棠、周立波及玛拉沁夫等作家的影响，但只是泛泛而谈，并未作深入论述。第四章《苏联“解冻文学”与中国“百花文学”》又论及了《一个人的遭遇》给中国文坛带来的影响。吴玉洁《肖洛霍夫与湖湘文学》（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则通过对肖洛霍夫和湖湘文学作家群体的作品进行分析，探讨在息息相通的文化趣味上肖洛霍夫给予湖湘文学作家群的重要启迪，寻找他们的作品在心理情趣、人物形象和乡土风韵上所表现出来的异同。黄晓丽的《〈静静的顿河〉在当代中国的接受研究（1949—2008）》（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以《静静的顿河》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历程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总结了《静静的顿河》在当代中国60年间的接受过程。8.批评史研究。如余嘉的《中国批评视野中的俄苏“红色经典”》（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以有关俄苏“红色经典”的批评文章及专著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及《被开垦的处女地》四部最具代表性的俄苏“红色经典”作品70年来在中国的批评状况，揭示了俄苏“红色经典”从经典化到解经典化的流变过程，并从一个特殊的侧面观照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的基本脉络和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倾向。该论文虽然较为系统地整理了我国学界对《静静的顿河》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批评史，但对其他作品的研究未予考虑，对接受史方面的考察也涉及不多，这就为本书的研究留下了开掘空间。
总的看来，新时期以来的学者们对于肖洛霍夫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些成果，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从多方面对肖洛霍夫进行了研究，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这些研究多半注重静态的、共时性分析，缺乏动态、历时性的整体研究。正如徐家荣先生所说：“对肖洛霍夫研究还有空白点，对某些重要方面的研究更需深入，应进一步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狠下功夫。”[7]的确，就本人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这一现象并未引起文学研究界的足够重视。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最早对此作出拓荒性贡献的是孙美玲。她在1982年《苏联文学》第3期上发表了《肖洛霍夫和中国》（另见其专著《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一文，对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进行了轮廓式的概括。随后，又出现了相关的介绍性文章，如陈元恺的《肖洛霍夫与中国》一文论及了鲁迅先生在肖洛霍夫作品引入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首创之功，特别着重分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对周立波《暴风骤雨》与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部作品的影响，并简要提及了《一个人的遭遇》与我国新时期小说的关系[8]；陈孝英的《肖洛霍夫在中国》也粗略地回顾了一下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遭遇[9]；何云波在其论著《20世纪文学泰斗肖洛霍夫》中另辟一节“肖洛霍夫与中国”，对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作了简要回顾，并对中国学界争论肖洛霍夫的热点问题，如作家的定位、《静静的顿河》的思想倾向、主人公的悲剧成因、性质及悲剧意义等进行了专门的探讨。[10]后来他又在与彭亚静共同撰写的《肖洛霍夫在中国的译介》（《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一文中旧话重提，由于内容与上文大致相仿，故不赘言。值得一提的是，汪介之的《多元接受：肖洛霍夫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肖洛霍夫与中国关系这一话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文中不但概括了肖洛霍夫重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而且简要分析了肖洛霍夫对中国作家周立波、丁玲、刘绍棠等人的影响，并对我国的肖洛霍夫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一定的梳理[11]；近来，王立明《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对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情况作了概括，简要提及了鲁迅与金人、周立波及草婴等翻译家们所做的有益工作，并对肖洛霍夫创作思想和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进行了概括分析，对其在俄罗斯和中国大起大落的命运作了历史的思考[12]。上述文章虽然都涉及了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与历史遭遇，但大多止于对其几部主要作品的介绍，对其他作品关注不够。即使是关于主要作品的介绍也多是浮光掠影，点到为止。有些文章只注意了肖洛霍夫与中国的事实联系，忽视了其总体的、潜在的影响。而在论述肖洛霍夫与中国的关系时，多半提及他对中国作家如周立波、丁玲的影响，但往往也只是泛泛而谈，并无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与比较，对于其他有影响关系的作家如玛拉沁夫、刘绍棠、柳青、陈忠实与莫言等人更是少有涉及。为弥补这一缺陷，有不少研究者对肖洛霍夫接受史上某些特殊读者作了个案考察，如马伟业的《论周立波对肖洛霍夫的艺术借鉴》（《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4期）；郑恩波的《刘绍棠与肖洛霍夫》（《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5期）；徐田秀、周春的《选择、接受与探索：丁玲与肖洛霍夫》（《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4期）。以上对肖洛霍夫的接受情况考察的单篇论文，其开创之功不容抹杀。随后，尽管吴玉洁与黄晓丽的学位论文对肖洛霍夫与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接受关系作了一定的梳理，但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仍有待进一步拓展。何云波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综观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翻译、介绍，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真正有个性、有新颖的观点、有深度的创造性成果并不多。”[13]肖洛霍夫的接受研究更是未得以较为全面、深入、详尽地展开，如对肖洛霍夫作品的中译本版本的研究不够全面，对于其他的传播途径如改写本、电影剧本及文学史的记载等更是很少涉及，对于译者、编者当初的译介动因及其运用的译介策略挖掘不深，对于现象背后的诸多影响因子考虑不周。此外，肖洛霍夫在“文革”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加以粗暴的批判，对于他在当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许多论者或是三缄其口或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当时政治敏感的年代，这被视为禁区不敢涉足可以理解。而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许多昔日的雷区已被扫平，我们何不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还世人以历史的真实？毕竟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在已成为过眼云烟的岁月下面，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这一切就为本书写作留下了开掘空间。
从以上对我国肖洛霍夫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看出，肖洛霍夫研究虽然成绩可观，但基本上是依靠传统研究方法取得的，整体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肖洛霍夫及其作品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尚需加大力度开垦的领域。基于这种研究现状，为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体现我们时代的眼光、水平和特色，需要运用新的方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展新的研究视野。
三 理论与方法
本书主要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误读理论、翻译理论与文化霸权理论等理论与方法，同时借鉴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
影响研究“主要采用历时性考证法，以考察国际文学间文学交流史中的事实。在溯源追流、辩因证果的过程中，不仅要发现文学联系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分析这些联系，并将分析结果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以便得出更为普遍的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14]。法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梵·第根把影响的关键放在放送者、传递者及接受者三个元素上。影响研究的关键就是考察文学影响在这三者之间的传递与互动。出发点不同，研究的方法也迥异。它们分别对应着三种研究范式：流传学研究、媒介学研究与渊源学研究。这些研究范式为本书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从发送者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一条连绵不断的肖洛霍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轨迹；从媒介者出发，就能探究译者在文本转换中的种种文化过滤举措；从接受者出发，又可以对中国作家受到肖洛霍夫的诸种影响寻根觅源。
“传统的影响研究虽然也研究‘影响者’与‘接受者’两极，然而实际上的关注重心是‘影响者’，即某一作家在另一国度或另一种文化中的影响与命运，而并不怎么注意‘接受者’的个性和创造性。”[15]而接受美学以及发展到后来的读者反应文论弥补了这一缺陷。它们以读者为中心，把久未受到重视的读者之维推到了前台。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活动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任何文学史的研究都具有接受史的意义，因为任何文学史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上对该文学现象的评判在里面，而这一评判正是该文学现象在接受史中的“声誉”。正如韦斯坦因所说：“接受中一个特别的问题是作品的‘声誉’问题，它可以成为衡量作品受欢迎程度的尺码。”[16]故考察不同读者对肖洛霍夫作品的不同反应，将是本书重点关注之所在。接受美学的另一重要理论家伊瑟尔认为，作家的文本中存在着许多“空白”与“未定点”，期待着读者去填充，这也就是所谓的“文本的召唤结构”。读者的阅读就是对文本的审美对象和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他把这种再创造归结为“发现”，文学史也成为一部“发现史”。这一思想对于接受史研究的启发之处在于任何一部接受史同时也是一部接受者不断进行的“发现史”。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就是不断被读者和批评家发掘出来的，对接受美学的借鉴和运用将有助于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深化研究论题。
接受美学经由解构主义者德·曼的改造便出现了“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阅读就其可以通过其他的阅读进行校正这一点来说，都是一种“误读”。他的这一观点被布鲁姆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指出，诗的影响“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在他看来，“诗的影响”的历史，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17]为此，他还替“后来诗人”超越前一代“强者诗人”设计了六种“修正”的手法，其中第一种就是意为“诗的误读或者有意误读”的“克里纳门”（Clinamen）。“误读”说对于接受史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埃斯卡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性的背叛”说。他指出：“凡翻译都是背叛，不过，当这种背叛能够使能指表明一些意思，即使原初的所指已变得毫无疑义时，它就有可能是创造性的。”[18]从这个意义上讲，肖洛霍夫作品自从被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毁誉参半，争论不休，正表明了它们具有这一“背叛能力”。这一理论为我们深入探讨不同读者的接受心理与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显然，翻译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工作，除了译者的这种“背叛”因素以外，还涉及其他的影响因素。比利时著名翻译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认为，翻译分为四个层次：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形态（poetology）、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和语言（language）。在他看来，译者不仅要翻译词句，更重要的是翻译意识、诗学形态和论域。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译者（或改写者）的创作，而诗学形态则是译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译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以达到使译作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论域原为逻辑学的一个术语，实际上指的是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因素，有人将它译为“文化万象”。原文中的“文化万象”从目标语文化中找到相应的概念来替代，或者利用前言、脚注等对原文的社会文化概念加以阐述[19]。当然，在这三者之后，还有语言问题，也需要译者认真解决。此外，他还认为：赞助人、“优势”文化以及“权威”文本构成了左右翻译的“权威”力量。译者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方针（改写、删减、不译），对目标语文化的“自我形象”（self-image）采取保护态度，保护自己的世界不受截然不同的意向的侵犯[20]。以上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肖洛霍夫同一作品为何会有不同版本？有些版本为何删减之处达数百次之多？同一版本的中译本为何风格大异其趣？透过这些表层现象，我们将窥见现象背后政治意识形态强大的控制力量以及译者不同策略的操作方式。而论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这又免不了要涉及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理论最初来源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一书。葛兰西在认真总结欧洲大陆特别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后认为，资产阶级通过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运作，取得和维持了统治权力，达到了对无产阶级统治的目的。资产阶级领导权最集中体现在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以及“认同”的概念之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形成的文化网络对文化加以控制，操纵了整个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使人们的思想不断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趋近，最终“认同”他们提倡的一种主导价值观念。因此要夺取资产阶级政权，首先必须取得文化控制权。[21]葛兰西的观点对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路易·阿尔都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阿尔都塞对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揭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不借助武力的情况下，如何对公众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对公众意志的控制。阿尔都塞在回应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了隐藏在意识形态之中的话语权力特征以及文化施加影响的运作机制，其理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当代话语理论和文化生产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葛兰西等人的“文化霸权”理论推动了西马文论及其后现代主义更加关注话语中蕴含的权力意识。如果说接受美学侧重于接受过程中意义的解构与重建的话，那么，文化霸权理论则侧重于对这一接受心理、接受过程背后的权力运作和意识形态动因的分析。如福柯就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有关”[22]，人文科学是各种权力机制实践的产物。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传播的起伏不定的接受曲线，表明现象表面下潜藏着某些强有力的控制力量。
本书拟从中苏［俄］文学关系的角度，将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视为一个系统加以全面考察。通过综合运用上述理论与方法，对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情况与影响效果的整理与分析，廓清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八十多年的传播与接受史，论述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探究中国对肖洛霍夫的接受及其因由，从而拓宽肖洛霍夫研究视野，弥补国内肖洛霍夫研究之不足。在此基础上试图对文化传播与文学接受、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文学研究与政治话语关系等问题作一定思考与探索。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6页。
[2] 孙美玲选编：《肖洛霍夫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507页。
[3] 《〈静静的顿河1〉后记》，贺非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
[4] [法]马·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5] [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6] [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7] 徐家荣：《肖洛霍夫创作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8] 陈元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156页。
[9] 雷成德主编：《苏联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0—581页。
[10] 何云波：《20世纪文学泰斗肖洛霍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263页。
[11] 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383页。
[12] 王立明：《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3] 何云波：《20世纪文学泰斗肖洛霍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
[14] 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15]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16] [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17]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18]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19] Andre’Lefevere.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5，pp. 7—10.
[20] Andre’Lefevere. Translating 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pp.87—88.
[21]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姜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2]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