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贝尔·胡克斯的思想发展历程和理论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节 贝尔·胡克斯的思想发展历程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1952—）原名格洛里亚·沃特金斯，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文化批评家，教育家，作家，诗人，也是当今美国最重要的黑人公共知识分子、西方后殖民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她曾先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欧柏林学院、耶鲁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是纽约市立大学“杰出英文教授”，目前她在家乡肯塔基州的博睿雅学院做驻校作家，同时授课。格洛里亚1952年9月出生于美国南方肯塔基州的霍金士域小镇，她的家庭是典型的美国南方黑人劳工家庭，她的童年和家庭对她成长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有着很强烈的影响。她的父亲是邮局里的一名传达员，母亲在白人家里当女佣，家里有六个姐妹，一个弟弟。虽然家庭中女性的数量占绝对多数，但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不管母亲决定要做什么，如果父亲开口说‘不’，他的话就是法律……父亲不是家庭中唯一的人，但他在家庭内有绝对的权力。”^[1]母亲忍辱负重，尽力维持父亲的统治，并教导家里的女孩子要和一般大多数的黑人女性一样沉默和认命。父亲经常对母亲动手，母亲总在事后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并且不允许孩子以愤恨的态度指责父亲。格洛里亚切实地认识到母亲的处境，对黑人尤其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有了深刻的体验：不容易挣脱逆来顺受的命运形式。她的父亲则是一家之长，统治着家里的一切，并常常有意无意地跟自己妻子娘家较量，担心自己失去权力。女性在家中说话的声音会随着父亲的在与不在而调整，“当他（父亲）出门工作之后，这个世界充满了语言，我们声音可以提高，我们可以大声、热情、生气地表达自己……当他回家之后，我们会随他的心情调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保持沉默”。^[2]而且，格洛里亚还没有她弟弟那样有一间自己的小房间的特权。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她的性别意识觉醒有很大的作用。成年后她这样回忆：“我不记得第一次听到女性主义这个词或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了。我清楚地知道，就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就开始对性别角色感到怀疑，我开始看到被‘制造’成一个女性的经历与被‘制造’成男性的经历是不同的。也许我有极强的这种意识是因为我的弟弟是我长期的玩伴。我用‘制造’这个词，因为在我们家里，性别角色非常明显的是建构的，那就是几乎人人都同意，很小的孩子几乎都是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身体。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用社会构建的不同把我们制造成小女孩、小男孩的过程，小男人、小女人的过程。”^[3]由于目睹家庭内的性别权力关系，在格洛里亚了解“女性主义”这个词之前，就已经体验到传统的性别模式，并对其产生质疑，为性别问题成为她日后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命题埋下伏笔。

除了家庭之外，格洛里亚生活的黑白隔绝的社会环境对她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也具有决定性影响。她出生的那个南方小镇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黑白分隔的，白人用铁道来划分和黑人世界的差异性。格洛里亚生活在一个全是黑人的区域内，白人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标志着危险的概念和符号。在黑人区只有简陋和废弃的房屋，而在白人区则有整齐的街道，黑人们每天可以跨越铁道进入白人世界，只是为了做一些白人不愿做的低下工作，用辛苦的劳力来赚取微薄的工资。格洛里亚在写作中回忆自己真实的成长环境：“对于住在肯塔基小镇上的美国黑人来说，火车的铁轨每天在提醒我们自己处于边缘。越过这些铁轨便是铺设得很好的街道、我们不能进入的商店、我们不能进去就餐的餐厅和我们不能直视的人们。在铁道的那一边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在那里当女佣、门房、妓女……只要是服务业。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世界，但不能在那里居住。我们始终都要回到边缘，回到铁路的那一边，回到小镇边缘的小屋和废弃的房子里。”^[4]铁道两边不同的世界时刻提醒格洛里亚，必须学会抵抗才能让自己跨越家和世界的藩篱，格洛里亚希望在另一个心灵和心胸的位置再度让“自我”出现。在格洛里亚的中小学时代，她就读于全黑人学校，由于当时美国种族歧视意识的强烈，对黑人而言，学校教育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格洛里亚认为黑人学校既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是革命的地方，“我们很早就了解致力学习作为反霸权的行为，是关乎心智的一种生活，是抗拒白人种族歧视者每一项殖民主义的基本方式”。^[5]当时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是单身的黑人女性，她们尽心尽责地传授知识，帮助黑人学生将来可以成为学者、思想家或文化工作者，帮助塑造他们对有色人种的自我认识。尤其是天资聪慧的格洛里亚，深受老师喜爱，一位老师在她上中学时就鼓励她要用自己的天分和知识日后做出点成就，这给了她很大的激励。由于格洛里亚中小学时代一直在黑人区环境中度过，所以当时她还不具有强烈的种族概念。她回忆那时的学习情况：“甚至当现实世界中性别、阶级和种族的因素侵犯了我所创造的想象空间，我也坚持我的写作梦想。在全黑人学校，没有人怀疑我们可以平等地进入想象的世界；没有老师用轻视、嘲笑或者蔑视的态度看低我对于阅读和写作的爱好；没有人认为，作为黑人、女性和劳工阶级的出身会阻碍我前进；也没有人认为我喜爱狄金森和华兹华斯是奇怪的；更没有人质疑我热爱伟大文学作品的权利，不管作品是谁写的。”^[6]到了她的高中时代有了巨大的改变，20世纪60年代末期，肯塔基州要求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合并，对于格洛里亚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白人种族歧视者认为黑人学生是劣等的和没有学习能力的，黑人学生在白人学校被视为入侵者、干扰者。与白人学生混在一起，格洛里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格外敏感，“在白人学校，聪明的黑人受到质疑，甚至在老师培养我对写作的热情的过程中，我也第一次感觉到我会遇到障碍——没有人会严肃地对待黑人作家写作的作品”。^[7]她感到作为一个黑人找不到归属感的痛苦，多年后她回忆道：“我们这些黑人孩子对于离开我们亲爱的全黑人学校，跨过整个市镇去和白人学校整合感到很生气，可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不得不离开熟悉的世界，而进入一个既冰冷又奇怪的世界，这不是属于我们的世界，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学校。我们理所当然地处于边缘，而不是中心位置，这让我们受到了伤害。”^[8]这样的生活和学习经历，促使种族问题成为她日后愈加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话题。

另外，劳工阶级家庭的出身让格洛里亚对阶级身份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大多数劳工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格洛里亚的母亲在年轻时就结婚了，有了很多孩子，她照料家庭并培养孩子们的理想，她在家庭外的工作是在白人家庭里做女佣，家庭成员主要依靠父亲在邮局当传达员的收入生活。贫困的生活让格洛里亚对劳工阶级这个特定群体早早就有了关注，当她远离家乡到斯坦福大学读书，上第一节女性研究课程时，同样来自劳工阶级背景的作家、访问教授蒂丽·奥尔森（Tillie Olsen），给学生们讲述了女性谋生、养育孩子和写作的艰难，直到那时胡克斯才知道，母亲为了养育七个孩子和照料父亲的生活，牺牲了自己的梦想。就是在这堂课上，胡克斯开始批判地思考劳工阶级的黑人女性，可以说这是她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当弗里丹提出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无名问题”而厌倦时，胡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她（弗里丹）没有讨论如果有更多的妇女像她一样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得到与白人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将有谁来替她们带孩子、做家务。她也没有提到没有男人、没有孩子、没有房子的妇女的需要。她忽略了所有非白人妇女和贫穷的白人妇女的存在。她也没有告诉读者做一名女仆、保姆、工人、店员或者一名妓女是否要比做一名悠闲的家庭妇女满足。”^[9]胡克斯指出，当弗里丹撰写《女性的奥秘》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工作，虽然有许多女性希望做家庭妇女，但只有那些有钱有闲的女性才能以女性奥秘的方式真正形成她们的特性。绝大多数黑人女性仍然一直在劳务市场上奔波，她们关心的是与生存有关的事情，而非“成就感”的问题。白人女权主义在经济上所关注的基本职业，对低收入和没有收入的黑人女性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就胡克斯本人而言，当她读大学时，在家庭出身优越的学生占绝大多数的斯坦福大学内，她作为一名物质匮乏的学生，境况的对比，也是激起她思考阶级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人愿意面对或谈论阶级的差异，淡化这种不同很容易，只要装作我们都是来自于优越背景就可以，在一起工作、在同一间宿舍内生活，被这所学院录取就意味着我们这些来自于贫困家庭的人已做好了向优越阶级过渡的准备，如果不期望这个过渡，就被看作是叛逆的、很难成功……难怪我们劳工阶级的父母惧怕我们进入这样的世界中，他们担心我们会为自己的出身蒙羞，甚至和家庭决裂，或者在他们面前称王称霸。”^[10]真切的生存体验培养了胡克斯对阶级的批判意识，阶级问题成为她理论批判的一个重要部分。

格洛里亚17岁时，乘飞机离开家乡到斯坦福大学就读，之前她没有乘过电梯，没有坐过城市公共汽车，更没有坐过飞机，她的这个决定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大学教育会对孩子的思想造成不利的影响，尽管他们也认可教育的重要性，但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就近在全黑人学校读大学，事实上，对他们而言，任何一所大学都可以，因为最终我会毕业，成为一个老师，选择一个好的婚姻，过上体面的生活。我很难评价我的父母以及他们对我的影响，因为他们对我的理想经常处于一种矛盾、警惕和不信任的状态中。”^[11]尽管如此，胡克斯还是坚决地选择了离开家庭和社区。到斯坦福大学后，她坚持使用与田纳西州和格鲁吉亚州相异的肯塔基口音，非主流的南方腔调给她造成了不利于表达自我的困境，面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对她的漠视，她开始学习不同的说话方式来建立自己独特的表达风格。在大学二年级时，她加入了女权运动，29岁时，第一本著作《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由南端出版社（south end press）出版。正是因为她了解黑人女性所受的多重压抑以及她们无奈的宿命和被迫的沉默，为了表示认同，她选择坚持己见、不怕跟别人顶嘴的母系外曾祖母的名字“贝尔·胡克斯”作为笔名，在谈到选择笔名时她说道：“格洛里亚本是要成为一个甜蜜的南方女孩子，安静，服从，招人喜欢。她不该有我母亲家中的女人的野性的特点”，然而格洛里亚决定继承贝尔·胡克斯意志顽强、勇敢无畏的传统，以笔名“肯定我与我的敢说敢做的女性先辈的联系”^[12]，并且她有意打破正统英语的书写习惯，将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小写，在第一本著作中用bell hooks（贝尔·胡克斯）这个名字与读者见面。从此，格洛里亚自觉地成为了贝尔·胡克斯，在以后的岁月中，胡克斯以第一本著作为基点，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她的大部分作品都采用自传体风格，通过故事性的叙述结构和没有引注的文体，一以贯之地履行她所坚守的作家使命。就她著作的整体内容而言，胡克斯以性别、种族和阶级因素来贯穿所有的作品，包括她的诗歌《女性的悲歌》，表达了女性失去所爱后拒绝让死亡毁灭记忆的呼吁；她的童书《快乐的娜比》，通过描述黑人小女孩整理头发的心情，主张黑人女性恢复自信心，接受自我认同。更不用说她的理论著作，从《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开始，她的理论著作每年都在问世，包括《阻断的生计：黑人起义者的智力生活》《话语回击：思考女性主义、思考黑色》《渴望：种族，性别与文化政策》《黑色外表：种族和再现》，等等。她所关注的焦点也从文学问题逐渐扩展到文化、政治和教育等诸多方面，在著述的过程中，黑人女性的特殊身份让她的笔触具有了批判的敏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自觉意识让胡克斯的作品充满了“话语回击”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