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易经》定性新探

关于《易经》的定性问题，历来是见仁见智。有的认为是占卜书，有的则认为是哲学书，且长期争执不下。笔者认为，《易经》最基本的内容，是“尊天循道”的朴素唯物论，“阖辟通变”的中国式辩证法，“三才交感”的古代信息论，“居正持中”的政治伦理学与“穷神知化”的传统预测学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简称为“五位一体论”。（参见王家忠《〈周易〉“五位一体论”》，《社会科学报》2001年10月4日）

一　《易经》是朴素的唯物论

《易经》的唯物论性质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这是因为，它承认有客观存在的“道”，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而且《易经》与以往的坤乾不同，从尚坤转而尊乾，“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尽管反映了母系衰微、父系上升之势，但客观上更符合以“天”为中心的事实。这在认识上实现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尽管这个“天”既是自然之天，又是感受之天，即包含了人对天的认识和了解。三才之道中，天道、地道是基本的，人道是受天地之道制约的，而“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说主观辩证法——人的变化之道，是服从于客观辩证法——天地变化之道的。从其认识路线来看，《易经》的成卦，是观物取象的方法，所谓“仰观、俯察、近取”，这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

对《易经》唯物论持怀疑态度的人，主要是对其预测方法存在误解。其实，从《易经》的一贯精神来看，《易经》预测不但是唯物论，而且是能动的唯物论。首先它坚持天地人三才各有其道，同时三道之间又息息相通，人试图通过观物取象来获得事物变化的规律。这种观物取象的方法是经过几代人长期地演习和文化积淀而逐步形成的，经过从个别到一般，从抽象到具体，最终产生了“易与天地准”的八卦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充满了各种迷信色彩，但抛开种种烦琐的仪式，剔除其神秘的杂质，其基本认知过程是唯物的。同时《易经》预测活动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外界的信息，而是主动发出信号（意念），作用于外界而接受信息反馈的过程，即一个“格物致知”的过程。

二　《易经》是中国式的辩证法

毛泽东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众所周知，《易经》的辩证法思想十分丰富、深刻。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辩证法范式来剖析《易经》辩证法，特别是受苏联教科书辩证法体系的影响，存在着对《易经》辩证法曲解和肢解的倾向。笔者认为，必须准确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含义，全面把握《易经》辩证法的思想体系。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易经》内容繁杂、涉及广泛，但却集中体现了统一的哲学原理：阴阳变化的规律。正如朱熹在《周易本义〈序〉》中所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易经》辩证法自成体系，且每一卦就是一个辩证命题，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几千年辩证法思想的源头活水。

从形式上看，《易经》辩证法具有周期性或圆圜性特点，无论是整体的六十四卦的演变过程，还是每一卦的变化，都是如此，尤其在乾卦中体现得最突出。依此，有人说，《易经》的发展观是循环论，其实，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圆圜性和周期性特点是客观存在的，况且，作为一种占卜工具，其循环性只是形式上的，并不妨碍事物的多样变化和无限发展。

从内涵上看，《易经》辩证法的突出特点是其系统整体的思想。所谓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把宇宙万物归纳成不同层次而互相制约的三大系统，三大系统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三道之间虽各有自己的特性，然而又是息息相通、归于一理的。六十四卦构成一个大系统，每宫八卦则是一个中系统，每一卦又是一个小系统，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相互联系和转化。每一卦都是一个辩证全息胚，不仅体现着三才之道，而且蕴含着尊天循道、居正通变的思想，自身六爻相生相克、承乘比应、自下而上生成演化，同时又与外在环境密切联系并相互作用。从主卦到变卦，既是内部对立统一、相生相克、阴阳转化的结果，又是系统与环境、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结果，所谓阴阳和合、五行生克、三才交感。其中贯穿着对立统一、物极必反的思想，而自始至终又体现着居正执中、中正和合、和谐统一的观点。在《易经》的形成与演化进程中，不断体现着抽象与具体、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等合理的认知与思维方法。对《易经》辩证法，应从整体上来把握，即作为一个有机的体系来看，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履霜坚冰至”是质量互变，“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是否定之否定之类的断章取义。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同一个世界，同一湾心灵。人类文明生成的原点是人的心灵，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来中华五千年文明矿藏中‘掘宝’，中华古籍就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眼中的一片智慧绿野。”（王建堂：《诺贝尔奖与中华古籍》，《科学时报》2010年2月26日）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荣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中华古籍情有独钟。1962年，中科院冼鼎昌到玻尔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一天被邀到其家做客，玻尔饶有兴致地谈起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关于《易经》的谈话给冼鼎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20世纪初，物理学界提出著名的“波粒二象说”，后又提出“测不准原理”；1927年玻尔在充分肯定“测不准原理”的同时，自己又提出“并协原理”。玻尔认为，“波粒二象”既是互相排斥、又是确定存在的，即并协、互补。真理具有两个侧面，如同一枚钱币具有两个侧面一样，每个侧面都是正确的，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并协的。后来玻尔逐渐把并协原理发展为一种并协哲学。1947年，因玻尔在科学上的成就及对丹麦文化的重要贡献，丹麦国王破格授予其荣誉徽章；当玻尔必须为自己礼仪罩袍上选定一个图案时，他选定了中国古代“太极图”，并题词：“对立物是并协的（互补的）。”太极图准确、形象、完美地表达了并协原理的深刻内涵，是人类对“宇宙生成”符号表达的极致。这些表明玻尔承认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科学之间深刻的和谐一致，用东方神秘文化印证了物理学尖端科学理论。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认为至少在弱相互作用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这一年年底，吴健雄等通过实验证实了这一理论。1957年12月10日，杨、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获奖后说：“我怀疑德国物理学家拿波特的奇偶性意见，这和我40年代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做大学生时代念《易经》的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阴阳相对的道理，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阴衰、阴盛阳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参见王建堂《诺贝尔奖与中华古籍》，《科学时报》2010年2月26日）《周易》启迪了杨、李的智慧，杨、李诠释了《周易》的神奇。

三　《易经》是古代的信息论

信息是同世界的物质过程、能量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遍现象，它是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通过相互联系而实现和保留的某一事物的形态、结构、属性和含义的表征。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往往在对方身上打上自己的印迹，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关于该事物的信息。人们常常利用这种信息传递和储存的现象，通过信宿了解信源，以间接的方式观察和推测天文、气象、农作甚至人事的变化趋势。

列宁指出：“断言一切物质都具有意识，这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假定一切物质都是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或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反映，是通过信息的交换而实现的。从物质的反映特性，到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到动物的感觉和心理活动，再到人类的意识，既是信息反映能力的提高和超越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积淀和累积的过程。动物接受外界刺激的反映活动是通过反射而实现的。生物学家发现，任何生物体均具有两套系统——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靠着前者，生物体接受外部刺激；靠着后者，生物体对这些刺激作出反应。二者构成了生物的功能圈。卡西尔却指出，除了在一切生物种属中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以发现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第三个系统——“符号系统”。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有了它，人类就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由此而构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

但《易经》的象征符号与一般的文字符号有所不同：（1）一般的文字符号是从具体（象形）到抽象，最后逐渐剥离了具体，而《易经》符号在高度抽象的同时又有着丰富的具体，并且在运演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具体加以充实；（2）《周易》符号不是一般的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信号（语言、文字等），而是人与客观存在及其发展态势之间的一种信息交流；（3）《易经》符号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现存事物或外界的刺激，而是主动地发出信息，通过物化过程获取可观的物象，使潜在信息显态化，再破译这种物象符号形成对事物发展趋势的判断，具有主动性和选择性；（4）一般的文字符号作为人际交往的工具是有局限性的，有时是人为虚假的，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易经》符号则要力图揭示和表征事态的真象（天道、人道、地道），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信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表征性。《易经》是一套特殊的表征符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古代的信息论。

四　《易经》是政治伦理学

《易经》尊天循道、阖辟通变，核心却是为了人事。从客观上说，做人处事要遵循三才之道，从主观上说，在特定社会中要服从该社会的秩序与规范。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三才之道的“人道”不能完全与“规律”画等号，在这里把“道”理解为“规则”更确切。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可能与现实的统一、应有与现有的统一，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天之规则是阴与阳的结合交替，人的规则是柔与刚的结合交替。《易经》是变易之道，但其中又有不变之道，那就是尊天、居正、持中的思想。乾为天，坤为地，乾坤之道乃君臣之道，由此派生出其他之道。所以《易经》的伦理思想是以政事为核心而展开的。《系辞下》说：“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就是说，第二爻和第四爻同具阴柔的功能而各居上下卦不同之位，两者象征的利害得失也不相同：第二爻处下居中多获美誉，第四爻处上居下多含惕惧，因为靠近君位。阴柔的道理，不利于有远大作为；其要旨在于慎求无咎，其功用在于柔和守中。第三爻和第五爻同具阳刚的功能而各居上下卦不同之位：第三爻处下卦之极多有凶危，第五爻处尊居中多见功勋，这是上下贵贱的等差所致。大略说来，若阴柔处三五阳位，就有危患，若阳刚处三五阳位就能胜任。这种“居正持中”的思想是《易经》伦理的核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自强不息、诚信待时、扶正压邪、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以弱胜强、应势通变、中正和谐的思想，不仅体现了政治统治的秩序性、规范性，而且体现了政治斗争的策略性、艺术性。

五　《易经》是传统的预测学

既然天、地、人各有其道，那么怎样才能自觉地把握和遵循这种“道”行事，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呢？动物只能用其灵敏的感受器来判断环境安全与否，而人却能借助于一定的工具来测试事态的利与害。从投石问路、竹竿探路，到观测各种物象变化，利用各种占卜材料获取外界信息的表征物象，最后经过几代人的演练而形成具有“一般与个别统一，抽象与具体统一”的八卦表征符号，体现了人类在探知世界变化规律方面的不懈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唯物与唯心、科学与迷信的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唯物主义者力图对此作出唯物的解释，唯心主义者则企图将其神秘化。其实，从《易经》的一贯思想来看，《易经》预测只能是唯物论的。因为它强调有客观的“道”，世间万物无不循道而行。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的共同本性是对立统一、交感变化。通过仰观、俯察、近取，形成高度抽象又丰富具体的表征符号，以此来获取事物发展变化的信息，这在本质上和投石问路是一样的。但在历史上和社会上，确实有人将这种预测活动烦琐化、神秘化了，使其蒙上了浓厚的迷信色彩，其中，尤以朱熹的《周易本义〈筮仪〉》最为典型。正像马克思在分析欧洲近代哲学时所说，旧唯物主义者忽视了主体的能动的方面，而这种能动性被唯心主义者发展了，但却是片面地发展了。科学发展到今天，世界物质统一论，宇宙全息统一论，意识起源论，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脑科学等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对《易经》预测作出唯物的科学的解释，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观点加以批判，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以推动《易经》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易经》是能动的唯物论，《易经》是传统的预测学。

总之，《易经》是五位一体的，其要旨就是“循道”—“通变”—“交感”—“持中”—“抉断”，不仅体现在整体上，而且体现在每一卦之中。舍少一个环节或方面，都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易经》的精神。（参见王家忠《〈周易〉定性问题之我见》，《东岳论丛》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