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不平等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它不仅严重存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21世纪的今天，已经到了把社会不平等问题提到首要议事日程的时候了。下面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加以分析。

（一）从国际视角来看

如何限制社会不平等已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

第一，社会不平等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21世纪，西方社会的后现代进程继续推进着个人主义的发展。个人主义是把双刃剑。人类在享有现代化便利的同时，深陷于与其相伴而生的灾难。从欧洲近年来频发的恐怖主义事件来看，整个西方世界始终不太平。社会不平等程度没有减弱而是在加剧，种族歧视、文化排斥、利益纷争带来的各种危机不断，有如颗炸弹随时可以引爆并摧毁所谓的现代文明。繁荣的表象背后掩盖着衰退。美国著名学者福山20世纪90年代以其《历史的终结》引起了世界的热议，近年来他出版的新著和频频发表的文章却在推翻以前的断言。福山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西方社会进行了反思，以负责的学者的态度坦然承认西方国家制度的弊端。西方社会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当自由主义一旦走向极端，便会转向它的反面，自由世界带给人们的不是自由的日益增长，而是自由的丧失。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不平等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即使在福利国家制度较为成熟的社会，如北欧、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10%的最富裕人群拥有的财富仍然占国民财富的60%左右。“在法国，根据最新数据（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在美国，美联储最近所做的调查覆盖相同年份，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2%。”^[1]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15年2月17日一期刊登对《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的一篇专访文章，题为“皮凯蒂谈日本和世界经济政策”。皮凯蒂指出：“在所有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都在拉大。日本的差距虽不及美国，但最高收入阶层的财富正在急剧增加，差距在不断扩大。如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贫困阶层的收入也会跟着增加，即使存在一定的差距，也能够容忍，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增长缓慢。这就使得低收入阶层处于更加不利的状况，其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不能让贫富差距扩大到像美国一样。”^[2]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创新停滞。为了给剩余资金找出路，美国金融资本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在世界各国玩起赌徒经济。其结果是带来了极大的贫富差距，令国家财政患上了难以治愈的恶疾。据《21世纪资本论》公布的大量数据显示，美国的贫富差距要比欧洲各国大许多，贫富差距的过度拉大不仅危害着经济发展，还破坏了社会共识与和谐，对民主政治的运行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过去数十年里不断加剧，而且比其他任何发达民主国家都严重。美国各个阵营的政界人士都在谈论贫富差距问题。围绕谁该为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承担责任的问题，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争论不休。”^[3]如果贫富差距长期不能得到扼制，任凭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形成少数人对财富的垄断，这部分少数人就会运用金钱的优势去支配其他分配领域的物品，从而形成金钱的专制与暴政。同时，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还会危及美国资本主义的民主，削弱其道德基础。在日本，社会不平等问题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不少媒体也报道了单亲母亲打工维持生存的贫困状况，但至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低收入阶层在扩大，而收入差距的拉大更成为问题，因为财富更加集中。曾经支撑日本经济的中产阶级规模变小，而低收入阶层人口增多。这就是日本经济现状。在对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分析中发现，相比而言，劳动收入不平等是相对温和的不平等，不易激起冲突，而资本收入不平等无论在哪里都是极端不平等的。因此，缩小贫富差距，消除陷于两极分化的危险，使社会维持大体平衡，是各国改革的趋势。皮凯蒂认为，社会分摊金高，不一定意味着影响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发展，而常常显示国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提供更佳的社会与公共服务。欧洲社会分摊金高的国家如瑞典、丹麦等国劳动生产率很高，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社会分摊金低，其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水平相对就低。

社会不平等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它不仅严重存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如越南，一部分人富得太快，过着奢侈的生活，与普通老百姓越来越疏离，贫富差距的对比就比较明显，而贫富差距的拉大又与越南社会的社会等级关系、裙带关系和其他形式的徇私舞弊普遍相关联。美国《洛杉矶时报》2015年3月1日发表了斯科特·杜克·哈里斯的一篇文章，题为“越南经济发展伴随严重收入不平等”，文中指出，不平等不断扩大是一个全球现象，但在越南，对比尤其明显。河内的道路上挤满摩托车，这些摩托车通常载着4个人或者超大货物，比如塞满鸡的笼子或者一摞平板电视。卡车、小汽车和摩托车穿梭在推着手推车的小贩和载着货物的自行车中间。如果在这中间看到一辆劳斯莱斯，外国人比越南人更震惊。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新财富通常需要政治关系，以便能够占有土地、矿产和廉价劳动力之类的资源。^[4]2014年11月，笔者在波兰考察期间，在华沙目睹了当地NGO在广场组织公益活动，他们身着黑色的统一服装，手里都举着旗子，排成整齐的方阵，喊着口号：“快到圣诞节了，想想那些生活艰难的家庭的孩子吧！他们也需要圣诞礼物，让我们给他们关爱和帮助！”在考察期间，我们了解到，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同样面临着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问题。在这些国家，公民要求维护自身合法公民权利，要求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这样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烈。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现象也相伴而生，引人关注。

英国《每日电讯报》2015年1月16日刊登了该报记者文章：世界经济论坛年度报告中分析了今后十年全球面临的主要风险。其中之一是：全球水供应危机。预计全球有40亿—50亿人难以获得干净的水，尤其以中东地区最为严重。正如为争夺土地和石油而战一样，我们会看到为争夺水资源而爆发的战争。其中之二是：失业。在所有依然存在的经济威胁中，失业最有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长期威胁。持续的、顽固的失业造成的不平等是社会紧张的根源。当社会上一部分人活得没有尊严，感到被社会所抛弃了，被边缘化、被歧视了，那另一部分能活得幸福和安稳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孤立的。

第二，社会不平等问题正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面对21世纪全世界普遍出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人们持有不同的意见。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有些人认为不平等总是会加剧，整个世界因此变得更加不公平；还有人认为不平等呈现自然衰减态势，和谐会自动慢慢生成，我们无须做任何事来冒险打破这份完美的平衡”^[5]。以上两种极端的态度都不值得提倡，过度乐观与过度悲观的情绪都不利于改造现实。

皮凯蒂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拥有者越来越富裕，与贫穷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财富和贫困变成了一种世袭。他对这种“资本主义疲劳”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发出了警告。文章指出：为抗议贫富差距，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年轻人对高失业率等现象多有不满，一些极右势力在欧洲蔓延。在这种背景下，从2014年年初开始，皮凯蒂提出的问题在欧洲普遍引起了共鸣。在瑞士，2014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大会的主要议题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和“消除贫困”。人们普遍认识到，贫富差距已成为经济持续增长和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即所谓的“拥有者”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提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奥巴马曾经承诺要提出最低工资，他认为缩小贫富差距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经济虽然正复苏，但很多美国人拼命长时间工作，只是为了维持生计，而不是提高生活质量。

在2014年秋季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也成为讨论的议题。2014年10月，美联储主席耶伦也出人意料地发表了观点，她指出：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财富显著增加的同时，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依然低迷。这是明显的事实，这种趋势如何能面对我国历史上业已形成的价值观以及美国民众传统上重视的“机会均等”原则呢？由此可见，在金融政策方面，贫富差距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到了把社会不平等问题提到首要议事日程的时候了。一方面，所有国家都应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健全制度正义，维护好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缩小贫富差距，消除社会歧视与偏见；另一方面，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关心社会不平等问题，为实现社会平等而不懈努力，社会处境好的人们要关心帮助弱势群体，社会处境不利的人们也要举起维权的旗帜，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努力！

（二）从国内视角来看

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中。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整体同呼吸共命运，世界影响着中国，中国也影响着世界。中国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只是为实现社会平等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某种可能，并不等于劳动平等和分配平等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近40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综合国力上升，人民生活总体水平提高，国家日益强大。但也应看到，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人们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陷于贫穷，社会阶层间出现了分化的倾向。《人民日报》2015年刊发文章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李实分析说：‘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6]文章还指出，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还面临着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正变得日益严重。当贫富差距具有一定稳定性，便会形成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一事实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分化程度已达到比较严重的地步。

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

第一，劳动分工领域广泛存在的不平等。在劳动分工中，有的人从事着较为危险的工作，有的人承担着又脏又累的工作，如煤矿工人、垃圾清运工等，他们为此承担的生命安全风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甚至有时没有得到社会充分的尊重。生产过程中部分劳动者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日渐受到关注，甚至个别情况下歧视体力劳动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社会分工领域存在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形式，这种不平等带来的社会不公平应该得到矫正。

第二，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分配领域的不平等还广泛存在于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和不同的职业之间。导致分配领域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三：其一，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活力。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机会平等的形式下，掩盖着人与人之间在迈入市场门槛时拥有的资源条件的差异。这种条件差异决定了每个人竞争力的不同，从而意味着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其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导致的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城乡要素交换中存在于劳动、土地等方面的不平等。比如，农民在城乡土地交换过程中没有得到及时合理的补偿，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相比往往出现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同时，还表现在城乡享受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不平等。这些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用于满足人民群众直接需求的生活资料在农村和边远落后地区供给量相对不足，特别是农村和城市在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文化建设以及义务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其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还不够完善。面对市场自由竞争带来的收入差距，政府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帮扶弱势群体以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责和使命，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政府的履职尽责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由于制度的调适与完善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约而产生的寻租现象还在一些领域存在。这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甚至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仅没有发挥好矫正不正义的作用，还加剧了社会不平衡。人民群众对良法善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需求日益增强。

社会经济领域里存在的诸多不平衡现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年来，社会矛盾冲突不断，道德危机、信任缺失、生活的忧虑和不安全感在增加。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人们在思考：在改革开放中，人民群众是否得到了实惠，改革的成果有没有让全体人民共享。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平等应该如何真正得以实现？在此情境下，如何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协调好利益关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维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已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或许还有许多人会认为，市场追求的唯一目标是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利润的增长，其实不然。当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一旦形成，接下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贫穷、收入差距不平等带来的挑战。效率与平等是同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如果一个社会经济领域不平等严重，不及时加以限制，便意味着效率的丧失。经济领域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人的贫困，他们在贫困中丧失尊严，忍受耻辱、怨恨、不满、仇视、报复、冲突、混乱和灾难。因此，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人类社会把平等作为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卢梭说过，人人生而平等。然而，平等或许永远只是一个梦。事实上，人生来就不平等。每个人在不同的起点上创造自己的人生，拥有各不相同的人生历程和感受。是否可以说，我们再谈平等就毫无意义呢？不是的。我们谈论平等，是为了在现有社会物质条件下努力寻求限制极端不平等的改革方案，也是为了唤醒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与尊重，唤醒人们心中的爱和美好情感，提醒人们学会彼此尊重和平等待人。

平等永远不是绝对的。当我们谈论平等时，总是指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条件下、在某个特别领域的某一方面的平衡状态。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国家地域，在不同文化的群体，在不同的物品分配领域，平等的含义是不同的。因此，抽象地谈平等等于空谈，毫无意义。平等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

正是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已经将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本要素写入了报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都体现了对推进社会平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近年来，社会公众中不少有识之士正在自发地构建公益组织、志愿者团体以及各种社群，原有自然生长的地方性社群也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继续焕发着新的活力，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正日益唤醒内心对共同体生活的向往与归属感，一种新的公共精神与公共文化正在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整合中复兴。

对现代社会危机进行反思，不仅仅是政治哲学家的使命，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我们的时代进行审视与反思。现代社会的危机与窘境，日益暴露了人类对于一定形式的共同体归属感的根深蒂固的需求。在此背景下，社群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复兴，社群主义研究在全世界的备受关注便不足为奇。社群主义平等思想研究的推进，对于地方社群的重建，重新整合社会资源，鼓励公民参与，公共精神的培育，弥补选举民主之缺，促进协商民主的广泛发展和地方治理走向善治，都具有重要而积极的现实意义。国内学者近十几年来对当代西方社群主义思潮的兴起日益关注，社群主义研究持续升温，尤其是对社群主义公平正义和平等思想的探究越来越深入，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反映着社会的需求和历史必然。

综上所述，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来看，对社群主义社会平等思想加强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