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地生之 圣人成之

荀学浑厚，自下学而求上达，委曲周遍，靡所不及，然论其为学宗旨，则“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1]而照中国哲学“本体/工夫”相对待的思维模式，既重教养，则不能不对教养的本原，亦即善的先天根据作出合理的解释。[2]在儒家，对善的先天根据的解释总是展开为特定的人性学说。然而，也正是在此一关节上，荀子似乎很难为“正统”儒家所容。远如程伊川（1033—1107），“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3]；近如马一浮（1883—1967），“荀子是蔽于修而不知性。”[4]追本溯源，荀子在儒学史上的种种遭际皆由此而生。迤逦至现代，荀学研究者在道德主体的视角之下重新探讨善的先天根据，[5]使得这一传统论题又生发出新的意义。此为本文立意之背景，不可不略述如右。

自孔子而始，儒家就一向着意于抉发行动者在自我道德成长中的主体性：“为仁由己，而乎人哉？”（《论语·颜渊》）“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然须留意的是，正所谓理一而分殊，在不同的儒家学者那里，基于特定的人性观念，道德主体性在工夫论的层面又表现出多样性，容不得笼而统之。且如孔子之后，同为儒门后劲，孟荀之间即颇见异同。其在孟子，工夫在于“扩而充之”、“以直养而无害”（《孟子·公孙丑上》），使先天善端在现实的层面上得以遂成；其在荀子，工夫则在于“化性而起伪”（〈性恶〉），通过后天的修持克服人性中原有的恶的自然倾向以成善。宋明以下，自来的儒家学者多进孟而退荀，以为二者正相反对而难以并立。事实上，若从传统儒学史观中跳脱出来从公而论，则孟子的性善观念对道德主体性的肯定自不待言，然荀子的性恶观念亦非如学者所独断的那样导向道德主体性的消解，而毋宁说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肯定了道德主体性。

在自然人性论的背景之下，“荀子以 ‘感而自然’ 论性恶，不像孟子以 ‘感而自然’ 论性善。自然和自由是对立的。自然为善，天生为善，人是命定而善，被决定而为善。在荀子的人性论中，人是自由而为善，即在倾向恶的情形下扭转自己的自然倾向，选择为善。”[6]在荀子，就其作为实现理想自我过程中的有待克服的对象而言，人性中的恶乃是对自我的一种否定，而自我最终克服人性中的恶，也就是克服了自我之中的他者，重新达到了自我同一，是为否定之否定。较之直接的自我同一，经过如此自我克服、自我超越而实现的自我同一，无疑是一种更深刻的自我同一，相应地，也表征着一种更为深刻的主体性。正如黑格尔（Hegel，1770～1831）曾经深刻地指出的：“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加伟大得多的思想。”[7]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