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君子之学以美其身

不消说，对生命的终极关切，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哲学沉思，自来是传统儒家思想中所固有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孔子尝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此一语透出孔夫子对人生静穆的反思、对生命深沉的关切以及试图将人的存在由自在提升到自觉的哲学智慧。当然，作为一种思想发展的端绪，春秋时代对生命问题的哲学思考亦不待儒家（孔子）的出现方始而然，譬如，《左传》中所讨论的“三不朽”说即为其间一个典型的例证。“朝闻道，夕死可矣”，体会这一讲法，则孔子所理解的生命显然不止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更是一种具有内在目的的文化存在、价值存在，只有在对生命之价值与意义的追寻和体证（“闻道”）之中，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生命的目的而达到完满的人生（“夕死可矣”）。那么，在传统儒家对于人生的理解中，生命最根本的目的又何在呢？[1]曾子的一段话从一个侧面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论语·泰伯》载：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志于道”的士，终其一生，最重要者莫过于对仁道的担当和实践。质言之，士之所以为士，生命最根本的——尽管并不是唯一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追寻道德上的卓越、成就完美的德性人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将整个的儒家思想与文化都归结为一种“为己之学”[2]：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

为己，即为了行动者自身道德修养的完满与人格精神的提升，是为身心之学；为人，即以学之所得取悦于人，止为口耳之学而已。[3]为己，为人，两种不同的学的目的观的深处，所折射出来的是两种不同的生命观之间的对立。这里的“为己”“为人”之辨让人很自然地记起了孔子对子夏的告诫：“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故后世的战国儒家荀子又将孔子这一思想阐发为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分别，荀子云：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则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分别也正是观照生命视角之内与外的分别。照梁启超的讲法：“质言之，则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哲学，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也。”[4]应该说，如果不做促狭的理解，任公此论当不失为对儒家思想特质了解之一洞见，落实到这里所讨论的生命观问题则显得尤为贴切。要之，在儒家的伦理话语中，生命最根本的——尽管并不是唯一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追寻道德上的卓越、成就完美的德性人格。

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进路，笔者以前引曾子“仁以为己任”这段文字作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分析“仁”这一儒家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观念，阐明孔子“为己之学”的中心关切，以揭示传统儒家道德生命观的基本精神与理论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