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云中论图：解构与重构

20世纪60年代末，图书馆就已开始借助技术手段增强或改变自身的存在与运行方式。随着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机读目录（machine-readable cataloging, MARC）替代了传统卡片目录，引领了图书馆管理自动化发展方向。首先，机读目录基于元数据标准制作，为图书馆实现计算机管理提供了规范化业务数据；其次，机读目录可实现网络实时分享，为图书馆创建联盟化管理平台提供了标准示范。可以说，由机读目录衍生的共建共享理念为图书馆提供了开放合作机制，加强了图书馆之间的业务联系，节省了单个馆的人力成本，更重要的是使图书馆突破了封闭的传统墙界，铭刻上协同与分享的现代烙印。尤其当电子（数字）资源出现后，图书馆完全挣脱了传统图书馆的时空局限，在网络环境中完成了文献信息的非实物内容存储与内容传递。依托网络通信优势，方便快捷的文献信息获取方式更新了传统图书馆的实体服务理念，开创了图书馆的现代运行模式。在新技术支持下，图书馆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不仅全面覆盖了传统范畴，而且发展规模与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特别是共建共享共知理念的不断渗透，使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信息服务以及业务管理等方面逐步拆除了传统“围墙”，快速融入网络信息大环境中。

然而，在网络信息环境中，虽然图书馆的发展与进步举世瞩目，但是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传统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削弱了它在网络新世界的竞争力。因此，图书馆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给自身带来更多的生存和竞争信心，相反，除了饱受来自外部挑战的竞争压力，图书馆还经受了源于内部噪音的一次次“消亡”考验。值得庆幸的是，面对每一次“消亡”，图书馆都义无反顾地选择在“消亡”中执着发展，否定自我，超越自我。

图书馆在“消亡”中发展，这一现象是否说明传统与现代在图书馆“消亡”与“发展”中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否定之否定后，在大数据云时代，图书馆又会选择如何发展？我们不妨立于云端，拨开云雾，从图书馆引进新技术的那些火红年代开始追溯真相，剖析图书馆在传统与现代间寻求突破与发展的事实，重新审视图书馆的本质与立场，探寻图书馆存在的根源。

1．二十世纪“无纸社会”大预言

图书馆“消亡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冒头。其中，美国情报学专家兰开斯特（Frederick Wilfrid Lancaster）是图书馆“消亡论”的主要代表之一。兰开斯特在1978年和1982年分别出版了预测图书馆及情报系统未来发展趋势的两部重要著作：《通向无纸情报系统》和《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书中，兰开斯特提出的“无纸化”及传统图书馆“消亡论”在业内引起了强烈震动和激烈争辩。

兰开斯特的核心思想就是“无纸化”理论，不仅针对图书馆，而且针对情报系统。当“纸”在图书馆及情报系统中的作用减弱甚至被替代时，传统则被彻底瓦解。他在《通向无纸情报系统》一书的“引言”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在2000年的情报系统中，纸张会像今天那样重要吗？答案几乎会是否定的。”（兰开斯特，1988）在兰开斯特的预测中，2000年似乎成为一个分水岭，而“纸”则代表着将要翻过去的一页。在《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一书中，兰开斯特更是直接用“图书馆的解散”作为第九章的标题。他在这一章中写道：“在下一个20年（1980—2000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只留下几个保存过去印刷资料的机构。”（兰开斯特，1985）这两段对未来图书馆及情报系统的预测，在许多论述图书馆“消亡”的文章中被高频引用。

但在2000年到来后，现实并没有像兰开斯特预测的那样，图书馆仍承担着向社会传播知识与文化的重任。此时，兰开斯特又发表了《对“无纸社会”的再思考》一文，文中他反思了20年前的预测。当“预言最终变成了现实，不幸的是，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他对图书馆过度关注技术提出了批评：“单纯技术本身不会改变我们服务于读者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减低对技术的过度关注，而增加关注作为有个性化需求的个体读者。”（兰开斯特，2009）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事实上，“科技本身已经成为目的，并且使得图书馆员一天天疏远用户而不是让其与用户贴得更近”。兰开斯特认为，“大多数任职于学术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环境中的专业人员看起来都认可这一潮流”，而他“担心情形将难以逆转”（兰开斯特，2011）。

由此可见，兰开斯特的“消亡论”是一种载体的消亡和技术的更替。而对图书馆来说，寻找新的载体就可以获得新的生机。因此，兰开斯特的图书馆“消亡论”并不是真正消灭图书馆，而是大胆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存在方式。而他写这两本书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激励图书馆馆员，认真评估在无纸社会里图书馆以及图书馆馆员在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浪潮中的作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正如他在书中描述的那样：“图书馆必须乐意用电子存取逐渐代替传统的印刷品资料的存取。如果图书馆不按照这个方向前进，那么它们就有可能被遗弃，情报源就会绕过图书馆而直接由生产者向消费者传递。”（兰开斯特，1985）这正是当今图书馆的真实写照，数字技术使传统图书馆蜕变为“无纸”图书馆。“纸”不再是图书馆的象征，图书馆也不再是凝固的静态建筑，而是可在时空中自由穿梭、提供动态知识管理与创新的联盟体。

2．21世纪高校图书馆“尸检报告”新鲜出炉

进入21世纪，图书馆再一次“被消亡”。这次提出图书馆“消亡论”的是美国Alfred大学的用户培训馆员（instructional librarian）Brian T.Sullivan，他在2011年1月2日发表的《2050年大学图书馆尸检报告》（Academic Library Autopsy Report,2050）一文中，再次燃起了20世纪70年代末曾鼓噪一时的“图书馆消亡论”的战火。（Sullivan,2013）

这篇报告提出了高校图书馆死亡的六个关键因素，Sullivan认为“高校图书馆的消亡会被看作是一种进步，是信息进化过程中逻辑上的下一个发展阶段”。这六个令人窒息的关键因素似乎都证据确凿，从馆藏到服务，甚至图书馆整体都被数字和信息吞噬了。这份报告显然比兰开斯特的“消亡论”更具杀伤力。报告一出，即被以美国图书馆学会为代表的专业机构网站转载。报告提及的六个方面都不是假设，是图书馆不得不面对的真实世界，每个方面对图书馆来说都是致命打击，特别是2000年后的“无纸”图书馆发展，将图书馆更迅速地推向“消亡”。而这种“消亡”根据Sullivan的论述是一种“进步”，是信息进化的必然。该报告传至中国，在国内高校图书馆界也引发了热议。面对图书馆“消亡论”的再次兴起，国内学者进行了理性思考，认为“既不能简单地斥之为‘陈词滥调’‘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也不能盲目听信，没有自己的客观分析与判断，更不能居危思安，消极被动地等待消亡”，要有“忧患意识”和“职业危机感”，“能动地增强适变能力”（初景利等，2012）。

让我们逐一解读这六个让图书馆“消亡”的关键因素，是否像Sullivan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信息进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

观点一：传统馆藏过时。高校图书馆的每本图书都拥有数字化的形式，传统的物理馆藏变得没有必要。

从现象解读，纸本文献的内容已经被数字化覆盖，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技术给数字化提供的是一个更适合网络环境的阅读方式，而不是一种保存方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项技术能让数字格式恒定下来，满足人类社会长期保存的需要，也就是说，信息技术还远未达到传承人类文明的水平。换言之，传统馆藏传承人类文明的地位依旧坚如磐石，岿然不动。

观点二：图书馆培训已经变得没有必要。数据库商在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启发下改进了数据库技术，研发了更多界面友好、更为人性化的数据库检索工具。

这一点无可争议，信息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改变信息的利用环境，如果阅读方式和纸本一样，人们不会放弃熟悉的阅读环境去追逐网络。数字阅读只是提供了另一种阅读方式供人们选择。

观点三：信息素养成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图书馆员将在新的信息素养培训课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制定一个在学校范围内普遍适用的信息素养标准等。

Sullivan强调图书馆员的作用，却忽视他们存在的空间，这显然没有说服力。图书馆员如果在未来的信息素质教育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则说明图书馆的向外拓展能力越来越强，而这正是图书馆存在的有力证明。根据Sullivan的观点，图书馆不再是一个场所，不管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而应是一所不断扩展的学校，承担全民信息素养的基础教育功能。

观点四：图书馆工作被纳入信息技术部分。图书馆的建筑实体将变成不同用途的办公室，如学习空间、信息技术部门，图书馆员的工作性质将发生变化，多数将进入信息技术部门工作。

观点五：参考咨询服务消失。参考咨询服务被不断完善的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所取代。在信息技术帮助下，问题可交由薪水很低且经过较少专业培训的雇员（包括学生工作者）解答。

Sullivan描述的第四条和第五条，用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第五定律”来解释再恰当不过，“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A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第五定律”预言：无论图书馆这个生长着的有机体的发展还将经历哪些阶段，无论图书馆传播知识这一重要功能是否通过印刷图书以外的手段来实现，都不影响图书馆的存在。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会在图书馆发展中，从图书馆这个有机体中分化出来。

观点六：服务质量屈服于经济压力。如果资源获取变得容易且价格低廉，大学图书馆则利用维基百科、谷歌学术搜索等辅助工具即可。

Sullivan将服务质量归结于经济压力，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技术和工具也是保证服务质量的硬道理。在开放式信息环境中，内容的利用与创新同时存在，用户更多地会选择自服务形式。这个选择对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是致命的打击，最明显的事实就是Google搜索、百度搜索等搜索引擎逼退图书馆OPAC，维基百科、谷歌学术搜索等知识服务部分替代了图书馆的知识组织和知识管理功能。这确实是信息社会的一种进步，信息获取与服务方式的多重选择是提高全社会信息服务与利用能力的要求，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升更多地要依靠信息环境与手段的改变。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图书馆也不例外（冯佳等，2011）。

从1970年至今，短短的四十年间，图书馆承受的“消亡”压力，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正能量。但“消亡论”也证实图书馆确已不再是人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并不断被边缘化，甚至面临生存危机的严重事实。优胜劣汰是自然生存法则，如何在技术发展迅猛的信息社会，提高核心竞争力，是图书馆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事实证明，图书馆既不会因为“纸”的退出而消亡，也不会因为信息进化而消失。未来的图书馆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不仅由技术决定，而且由社会分工与社会需求决定。进入后数字时代，图书馆会脱胎换骨，改变存在的方式，但不会改变自身的本质。图书馆将仍然承担保存人类文明的重任，不管是数字还是纸本；在庞大完整的知识体系支撑下，图书馆将仍然为社会提供有序的信息服务，不管是知识管理还是知识创新。

因此，无论是兰开斯特的无纸“消亡论”，还是Sullivan的信息“消亡论”，都是图书馆传统结构解体和自我更新的强烈表现。为了探寻图书馆变化的根源，本书试图用“解构”理论，理性剖析图书馆，以确定图书馆发展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