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以技术为主导的传统图书馆实体解构

“解构”一词的英文是“deconstruction”，来自20世纪60年代从法国思想界悄悄崛起的一股哲学思潮，这一理论由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开创。“解构”理论被称作离经叛道的、反传统和反权威的理论代表，也使得德里达成为西方当代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他的解构理论涉及哲学、语言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里最基本的问题，是西方文坛上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理论（肖锦龙，2004）。在SSCI的引用率中，德里达一直独占鳌头。他的解构思想是当今理论与批评最根本的基石，因为解构主义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批评方法，更重要的是“深刻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立场、角度和方法”（陈晓明，2009）。

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正经历着破旧立新的“解构”过程，由内而外的变革，给图书馆带来发展机会，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网络化拆除了图书馆的围墙，数字化替代了文字印刷术，信息化改变了知识传递模式。用户可以不在图书馆而获取图书馆的各种资源，享受各种服务。图书馆提倡的新理念把用户自觉地挡在了建筑实体之外，主动进入了实体边缘化、服务隐形化的后数字时代。而这一切的后果是图书馆的身份需重新认定，图书馆的框架需重新构建，图书馆的业务需重新梳理，图书馆的形象更需重新塑造。毫无疑问，这一颠覆性的变化使图书馆的现实批判与机构再造成为历史必然。如果图书馆在“消亡”中发展的矛盾现象需要一种理论支持，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则是最好的哲学解释。

1．德里达的“解构”理论

解构，从字面看，就是对原有事物的批判，是“破”与“立”矛盾的统一。

德里达作为“解构”理论的开创者，用“解构”方法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他的理论和著作被称为是“矛盾”的、“晦涩”的，读懂他既需要耐心和细心，又需要坚持和恒心，因为，破坏是容易的，而重建则是艰巨的。

那么，如何理解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内涵？根据德里达的自述，“解构不是从一个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而是颠倒和置换一个概念次序，以及与它连接的非概念次序”（德里达，1982）。德里达的“解构”源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拆解”，在继承和发展“拆解”观念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解构”策略。这段文字论述了“新”与“旧”的关系，虽然指向文学批评，但亦说明了新概念与旧概念间的关系，是一种颠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策略，换言之，解构必须经历一个颠覆的阶段。

当然，解构也并不意味着绝对地否定、取消某个东西。相反，经过解构的东西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显示更多的内容和更多的可能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构不仅不是毁掉原有的东西，而且是种意义增殖活动”。解构既是“破”又是“立”，既是“拆散”又是相对的“建设”。它的特殊性在于“视角的不断变换”（汪堂家，2008）。德里达后期研究更强调，“解构是绝境中的思考，解构就是面向未来的责任”（陈晓明，2009）。

显然，德里达的解构不是一种“消解性”的理论，而是一种“建构性”的理论；解构运动是一种既“拆解”又“建构”的活动，拆解的是旧观念、旧思想、旧体系、旧结构，重构的是新观念、新思想、新体系、新结构。可以说，解构是“不断地反思过去，开辟未来，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性活动”（肖锦龙，2004）。德里达的解构“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新型的知识，新知识/思想的生成形式，或者可以毫无夸大地说，最具有未来面向的知识生产形式”（方舟洲，2007）。

本节通过对德里达“解构”内涵的剖析，用破与立的二元性将图书馆的“消亡”归结为一种自觉的批判行为，是为了满足图书馆自身的重构与发展需要。

2．传统图书馆的空间“解构”

由于技术发展带来的文献内容表现形式以及服务模式的更新，图书馆的发展思路与传统理念发生了强烈碰撞。图书馆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被网络“围城”，传统业务被自身发展“吞噬”，形成了虚拟空间迅猛“发展”与实体空间落寞“消亡”的现实反差。这一现象曾在图书馆界引发了大辩论，支持方与反对方各抒己见，莫衷一是。然而，如果换个角度，将图书馆“消亡论”的矛盾现象放在德里达“解构”理论的语境中来分析，那么正反两方得到的将是同一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传统图书馆的解构，只是图书馆外在形式的消解，内在本质通过消解则得到新的增殖。所以，按照“颠倒—打碎—重组”的解构顺序，我们看到的是图书馆在“消亡”中发展的逆生长现象。从发展历程来看，图书馆的解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名称的解构，目的是“去图书馆化”；第二个阶段是空间的解构，目的是“去实体化”；第三个阶段是业务的解构，目的是“去传统化”。这三个阶段是一个进阶过程，从思想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从现象到本质，图书馆在信息社会中完成了对自身的全面改造和技术升级。

（1）“更名”论：学术空间解构

从20世纪70年代起，图书馆、图书馆学系等与图书馆相关的名词都纷纷掀起了更名热，掀起了一股构建新型图书馆以及构建新型图书馆学科体系的潮流。

在图书馆“更名说”的论辩中，不同意改名的，认为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图书馆都离不开“藏”这一基本点。因此，“图书馆这一古老的名称还会长期存在下去”（黄绍杞，1988）。而少数人要求更名的态度则非常坚决，从馆藏、馆舍、馆员等多方变化断定“图书馆的称谓已不再合适，到了非更名不可的时候了”（张珍，2001），甚至称不用“图书馆”这个招牌，就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当然，不同意改名与坚决要求改名的两种极端意见都仅为少数派。绝大多数图书馆人都承认图书馆的变化，以此能够理性地对待图书馆的更名，多用“未来的图书馆”、“新的图书馆”来描述图书馆的变化，区别于传统的图书馆。持乐观态度的图书馆馆员认为“图书馆事业是一种朝阳事业，为人类未来而存在的事业”，因而，“在未来，图书馆不但将继续存在，而且通过不断变革与社会一起进步”（李明华，1996）。他们还认为“未来的图书馆”将是“资讯集合场、知识贮存库、知力供应站、文化有机体”，并将在知识社会里，“借助高科技，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美妙青春”（于鸣镝，2001）。毋庸置疑，图书馆是人类文明和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传递文明与文化的使者，这是永恒的共识，也是图书馆万变不离的“宗旨”。

图书馆学系作为图书馆学的教学基地，在图书馆“更名说”的论辩中，也难逃改名的“噩运”。“图书馆学”诞生于1807年，由德国学者施莱廷格首先使用，至今只有200多年的历史。随着信息技术介入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系开始向信息管理学靠拢。到了1964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学院”被更名为“图书馆和信息学院”，首开更名先河。而在随后的三十年间，美国图书馆学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认可的49所美国学校中仅有5所还保留图书馆学院的称呼，近90% 的图书馆学院更名。除了更名，1979年至1993年，大约有十几所图书馆学院被迫关闭。而我国的图书馆学系（图书情报系）的更名，是在1992年9月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一词更名为“科技信息”之后，全国大约有50余所学院更名为“信息管理系”或与信息有关的名称，如“信息资源管理系”、“信息产业学系”、“信息技术与管理系”等（吴慰慈等，2000）。为此，国内的图书馆学专家还进行了一场激辩。孟广钧在《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几点看法》一文中，认为美国的图书馆学院虽然更名，但在60所学院中有57所仍带有“图书馆”字眼；另外53所虽然融入信息“information”，但基本上仍是图书馆与情报学学院（研究所）模式。他在文中称，“图书馆学完全可以不卑不亢地立足世界一级学科之林”，改名行为“缺乏自信，与国际同行走得太远”（孟广钧，1995）。持同一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图书馆改名有诸多弊端，如“学科地位降低”、“从业人员的认识搞糊涂了”、“图书馆职业更加失去吸引力”（李修宇，1995）等。而支持改名的图书馆学者则认为是“社会发展推动了图书情报系的更名”，预示着“一个全新的信息行业正在形成”，而“图书情报系是培养信息人才的最佳所在”。若将图书馆学包括在信息管理之中，“有利于培养知识面更广、有更强的适应性、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新型图书情报人才、信息管理人才”（于鸣镝等，1998）。

从“更名说”论辩结果看，似乎图书馆的更名比图书馆学系的更名容易接受些，毕竟图书馆更名的结果仅是加一个前缀定语。而且，图书馆实体建筑仍然保留“图书馆”的招牌；只是到了虚拟的网络空间，图书馆才加上富有时代气息的新词，称为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等，以区别于传统实体图书馆。这对图书馆来说，并不是坏事，而是内涵与外延的拓展。

而图书馆学系的更名，则不仅有传统与现代理念的冲突，而且必须直面学科地位的下降、学科内容的更新与重建，甚至是对传统图书馆学的彻底改造。但图书馆学系学科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地位的下降，而是图书馆内涵与外延的拓展推动学科内涵与外延的发展。要构建面向现代图书馆的学科体系，适应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要求，需要有新知识新技术做支撑，单一学科研究已无法满足图书馆综合发展需求，因此，跨学科是一种必然选择。“图书馆学”学术空间的解构目的是“去图书馆化”，将之放在更大的学术与社会视野里，给予更大的学术理论发展空间。

（2）“无纸”化：载体空间解构

在传统图书馆的解构中，实体与实体结构在现代技术环境中已不再有优势，电子资源替代了纸本资源，机读目录替代了卡片目录，机器检索替代了手工检索，网络环境替代了实体建筑。信息社会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基础，从资源到服务，实体的消亡趋势是必然的，但取而代之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使图书馆在新的信息环境中找到了新的载体、新的内容，也找到了新的存在方式。在旧实体的解构中，图书馆得到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发展前景。所以，图书馆“消亡”的主因，首先是从内部引发的主动行为，是图书馆顺应发展的积极的自觉解构。

因此，从哲学角度来看，兰开斯特不愧是图书馆的“解构”大师，他从图书馆内容载体的解构开始，先预言“纸”的消失，进而预言“纸的图书馆”的消失。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载体没有，内容如何存放？即传统图书馆的解构源于纸本身的弱点，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纸是有形实体，拥有一定的体积，需要一定的空间来存放，而有限的空间无法满足纸质资源无限增长的需求，纸最终会有替代品，这种替代品是比纸占更少的空间或不占空间的另一种载体。所以，图书馆为了缓解空间压力，一直主动寻找比纸体积更小、使用更方便的新载体。这也正是电子资源一经推出，立即成为图书馆新宠的原因。从信息爆炸到信息过剩，图书馆梦寐以求的就是在更小的空间里存放更多的信息，在更短的时间内向更广的空间传递信息。在图书馆领域，无纸化除了对图书产生影响外，还催生了机读目录，并彻底取代了纸质卡片目录。当机读目录成为图书馆管理新技术时，不仅节省了人力成本，标准化与规范化还为图书馆实现计算机统一管理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使图书馆之间的数据交换变得切实可行，更大范围地节省了社会管理成本。由于数字化与机读目录对空间的依赖极小，所以彻底改变了实体图书馆的存在方式。对实体图书馆来说，无纸化是一种有力的挑战，也成为实体图书馆解构的动力。

在空间“解构”过程中，图书馆表现出的是积极乐观的一面。因为“无纸化”提高了自身的竞争能力，引进了自动化管理系统，馆与馆的物理边界被开放的系统打破。图书馆员们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发展和社会与读者对图书馆需求的转变，必然导致图书馆形态的革命性演进”，大多数馆员“将从目前日常例行的体力操作中解放出来，从事更细密、更科学的思考”，成为“电子图书馆新体制的奠基者”，而图书馆的形象“将更富影响力”（王喜和，1994）。

确实，载体的改变只是使内容发生了转移，内容并没有消失，仍需要在新载体上重新构建，这使得图书馆在“消亡”声中继续发展，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这一现象也证实了图书馆不是“消亡”，而是采取积极的自觉解构行为。可以说，图书馆在以技术为主导的传统图书馆解构过程中，继承了传统图书馆，并用新载体构建了图书馆的新内容、新服务。

（3）“无边界”化：业务空间解构

进入信息时代，图书馆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传统边界趋向模糊，而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则日趋紧密。数字化与网络化环境下，传统图书馆原本的封闭空间被要求开放。在信息共享理念的倡导下，图书馆业务从本馆向外延伸。无边界的服务理念，引入了来自互联网上的竞争。图书馆要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显然不能单靠传统的业务活动，将自身固化为一种简单的中介机构。

比尔·盖茨在《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一书中指出，在因特网环境中，如果顾客可以直接与生产机构联系，那么中介的作用将受到冲击。“各种评论员都据此预言过‘中间商’的死亡”，那种只起“转手”作用的中介商几乎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原因是因特网降低了交易处理的代价，“中介商将会消失或演变为新价值增加者”（比尔·盖茨，1999）。对图书馆来说，作为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在网络中如果仅仅依靠内容的传递，没有中间增值的信息服务，不能演变为新价值增加者，它的存在价值就会消失。无增值的传统中介活动在网络世界必将失去竞争力和生命力，这也是图书馆不断被“消亡”的主要原因。

图书馆流行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服务，即是利用本地资源、本地馆员为其他图书馆用户，或者说是为广义用户提供文献服务。这种形式虽然已跨出馆外，但仍然是传统的借还服务。类似的服务还有虚拟咨询，图书馆联盟在成员馆内合作为共同的用户提供网上的实时或非实时服务。这两种形式都无须到馆，用户通过网络就可以直接获取资源或资源服务。虽然传统服务的解构不是很彻底，特别是在虚拟环境中，图书馆还没有构建起完整的、系统的令人信服的增值服务体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会不断加强和完善图书馆的服务体系。因为，图书馆业务空间解构的最大推手是数字资源虚拟空间的建立，新的空间格局与发展要求促使图书馆围绕数字知识空间进行业务重组。通过制定适应数字知识空间的馆藏发展政策，创建符合数字资源环境的工作标准规范与工作机制，优化服务介质与服务空间，增强馆藏空间的使用效率，构建现代与传统融为一体的现代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