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一 意义与对象

如果我们不妨将清代以前的中国称为传统社会的话，那么，传统中国儒学发展的理论巅峰无疑是宋明理学。而就宋明理学来说，明代以阳明学为中心的儒学又可谓其结穴。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1562—1609）曾说：“我朝别无一事可与唐、宋人争衡，所可跨跱其上者，惟此种学问，出于儒绅中，为尤奇伟耳。”（《歇庵集》卷十五《与何越观六首》第三首）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称梨洲先生，1610—1695）亦云：“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明儒学案发凡》）事实上，此前王畿（字汝中，号龙溪， 1498—1583）便曾经指出：“愚谓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至先师而大明。”（《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复颜冲宇》）黄宗羲对龙溪虽多有批评，但在这一点上却认同其说，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并且，这并非只是王龙溪、黄宗羲等理学内部人士的私见。在黄宗羲之前，晚明佛教四大师之一的藕益智旭（1599—1655）也有过同样的看法，所谓“余尝谓明朝功业之士，远不及汉、唐、宋，理学则大过之。阳明一人，直续孔颜心脉”。（《灵峰宗论》卷六十四《西方合论序》）由此可见，陶望龄所谓的学问、黄宗羲所谓的明代理学，确切而言主要是指明代的阳明学。阳明学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不仅由于通过了朱子学而别开生面，而且是自觉在儒家基本立场上对佛道二教智慧融通淘汰的结果。此外，不同阳明学者之间的诸多辩难与攻错，无疑也是推动阳明学日益精微深入的内在动力。

修于清初的《明史·儒林传》，所持的是朱子学的立场，故而对阳明学持批判的态度，但其中也指出了阳明学在中晚明思想界的影响已远在朱子学之上。所谓“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以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卷二百八十二）除了在知识精英中广为流传之外，由于阳明学者在民间各地的讲学活动，作为一股时代思潮，阳明学还深入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文学运动的发展和民间宗教的兴盛提供了思想基础。当然，即使在阳明学最盛的隆庆、万历年间，阳明学在士大夫阶层主导的思想界其实并未一统天下，更始终没有取代朱子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像顾炎武（字宁人，称亭林先生，1613—1682）及清初颜元（字易直，号浑然，称习斋先生，1635—1704）、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1723—1777）等人那样将明亡的责任推给阳明学，也不免偏激而过分放大了阳明学的作用。但无论如何，阳明学和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确对中晚明的思想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如果以明代中后期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即便是哲学、思想史之外的其他专业领域，恐怕均不免要将阳明学的因素考虑在内。

作为宋明理学的两大基本系统之一，阳明学和朱子学一样，早已不再是一个专属中国本土的概念。除了对明代的思想和社会产生过直接重要的影响之外，对于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价值观的塑造，阳明学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迄今为止，日本从禅僧了庵桂悟（1425—1514）最初接触到阳明学，经过中江藤树（1608—1648）的创立，三轮执斋（1669—1744）的中兴，一直到近代左藤一斋（1772—1859）、大盐中斋（1794—1837）所开辟的包括左久间象山（1811—1864）、吉田松阴（1830—1859）等人在内的近世阳明学，早已形成了日本特色的阳明学传统。韩国朝鲜时代的儒学虽始终以朱子学为正统，但从柳成龙（1542—1607）最早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经南彦经（1528—1574）、李瑶等人的推动，到崔鸣吉（1586—1647），尤其是郑齐斗（霞谷，1649—1736），阳明学也逐渐形成了以家学为形式的学派。而无论日本还是韩国，阳明学都是其近代化过程中尤为重要的精神资源。阳明学在日本幕末时代所发挥的对于近代化的接引作用自不待言，即便在朱子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韩国，朝鲜时代后期作为近代化发端的“实学思想”与“西化派”的发展，也更多的是从阳明学中汲取了动力来源。

另外，在中国本土，儒学虽经历了从清末经“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河殇”的全面解构，但其现代命运，却并未如当初列文森（Levenson）所预计的那样，仅获得了“博物馆化”的保存。反而从极端反儒学思潮得到普遍认可的20世纪20年代，便已经开启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端绪。迄今为止，现代新儒学尽管主要还是以“学统”的方式开展，但在经历了生死存亡的历史浩劫之后能够生机不断、薪火相传，显然为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积蓄了力量。将现代新儒学视为宋明理学的回响，自然未免过于简单，但宋明理学的确是现代新儒家们在传统方面的主要精神资粮。并且，尽管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区分对于现代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或许已并无太大的意义，但至少就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仍然是阳明学而非朱子学，更多地构成了现代新儒家精神传统的主要凭藉。第三期儒学的开展如果不只具备时间推移的意义，而更多地意味着从东亚走向世界的空间性拓展的话，其原动力依然可以说来自于阳明学的传统。因此，深入发掘阳明学的多方面内涵，既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领域本身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现代化研究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对于世界范围内多元价值的沟通发展，也无疑会有所贡献。

既然阳明学早已在日本、韩国等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传统，广义的阳明学，当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地区的阳明学传统。但中国明代由王阳明及其门人、后学所形成的传统，无疑构成了阳明学的主体。而这一主体除了王阳明个人的思想之外，在相当程度上显然还包括中晚明由阳明众多弟子、后学在阳明思想基础上对儒学各种观念、命题进一步讨论所形成的各种论说，或者说王门诸子及其后学的各种思想理论。本书所谓中晚明的阳明学，即指此而言。当然，鉴于当时兼师多人的现象并不罕见，如阳明与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1466—1560）的弟子、门下便互有出入，因此所谓阳明后学就应当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即便与王门并无直接师承关系，但却与王门之人多有往来，并直接参与到阳明学的相关讨论之中，从而对推动阳明学发展有所贡献的儒家学者，在相关问题上也不当落于中晚明阳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