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目标与取径

即便我们将本书阳明学的研究限制在中晚明，中晚明的阳明学仍然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论域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

由于朱子对于儒家基本经典如四书权威地位的确定，为整个宋明理学的话语展开设定了基本脉络，而王阳明的良知教又是在同朱子的对话过程中基于对《大学》等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中晚明围绕阳明思想的讨论便自然导致《大学》等儒家经典本身所涵内容的进一步繁衍。同时，由于中晚明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日益深化，以及阳明本人对于佛道二教的主动吸纳，围绕阳明思想的讨论也广泛涉及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因此，中晚明阳明学的展开，尽管相当程度上是在阳明良知教的话语形式之下，但其中既有阳明思想所涵各种端绪的展开，也有对儒学经典中基本观念的不同于阳明的理解，还包括对佛道二教思想的批判、诠释和吸收。如果说中国的阳明学构成了东亚其他地区阳明学传统的渊源，那么，东亚包括日本、韩国等地区的阳明学，也绝非仅以阳明个人的思想为凭藉。事实上，中晚明许多阳明学者的学说，都是这些地区阳明学重要的思想资源。譬如日本阳明学开创者中江藤树所受的直接影响，恰恰并非阳明而是龙溪，而这对于日本阳明学的发展，实非无足轻重。

至少在国内学界，阳明后学往往不被视为一流的思想家，似乎不值得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其实，某个人物是否称得上一流的思想家，或者其思想中是否存在有价值和原创性的东西，是要在我们有了较为全面与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够加以判断的。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之所以会有经历受忽略之后再被重视的现象，常常是以往研究不够所致。而如果我们不能在深化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取径，便很难突破既定的一些“典范”（paradigms），从而在学术、思想上真正有所建立。事实上，中晚明的阳明学既非只是阳明思想的余续，当时诸多阳明学者更不应当仅仅被作为王阳明到清初诸大儒之间二三流的过渡人物，他们思想蕴涵的丰富性皆足以分别从事专门的个案或专题研究。并且，阳明学虽然起源于王阳明，但其作为一个学派和时代思潮在社会上发挥广泛与深远的影响，却更多地要归功于阳明第一二代的门人弟子。如果说以往研究薄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的文献资料多散佚而“文献不足征”的话，那么，现有相关古籍整理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可以使我们不必再受制于《明儒学案》等选编资料的限制。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古文献资料的出版，都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当然，就整个中晚明阳明学的研究而言，理想的状态是尽可能全面地对每一位中晚明的阳明学者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然后再一以贯之。如此在了解了每一株树木的基础上观察森林的整体，在穿越了森林之后再鸟瞰整个森林，便显然不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也自然不会导致大而化之的通泛之论。但是，那样的研究显非一人一时所能成就，并且，具体人物的个案研究与思想史的阶段发展，以及该阶段内问题的观察和理路的探究，也难免视域和方法上的差异甚至冲突。因此，如何既能够在中晚明阳明学的整体脉络中去从事深入的个案研究，以便“得其环中”而超越“见木不见林”的狭隘，又能够在把握这一阶段阳明学的主要问题意识所在及其走向的同时，避免将其化约为忽略思想史丰富性的主观推演与单纯逻辑建构，便是本书的运思方向以及希望达成的目标。

研究中晚明的阳明学，有不同的取径。可以进行宏观的整体性考察，也可以从事微观的个案研究；可以以某位阳明学的人物为对象，也可以检讨某些阳明学所包含的基本问题。但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取径各有其视域和盲点。选择怎样的研究取径，无疑取决于研究的目标。因此，本书以中晚明阳明学的核心人物王龙溪为中心，首先全面、深入地检讨其思想，在此基础上再透视中晚明阳明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发展演变进行历史的考察与理论的解析。需要说明的是，在以整个中晚明的阳明学为基本考察对象的前提下选择龙溪为透视的焦点，以及在以龙溪思想本身为基本考察对象的前提下讨论龙溪思想在中晚明阳明学中的意义与定位，无疑都需要以龙溪的思想为中心，但这两者的基本目标显然有所差别，由此而来在论述角度、方式上也自然会有所不同。而既然本书的致思方向和研究目标是前者，与之相应，所采取的便是将人物个案研究与阶段性的哲学史研究相结合这一“点”“面”兼顾的取径。

王龙溪是阳明的同郡宗亲，少年即颇负才名，但起初并不喜理学，甚至“每见方巾中衣往来讲学者，窃骂之”。（《明儒学案》卷十九《江右王门学案四》）阳明为了纳龙溪于门下，竟使弟子魏良器设局以诱，成为理学史上罕见的一幕。龙溪颖悟过人，及门之后颇得阳明赏识，很快成为阳明讲学的主要得力助手。三十岁天泉证道时以其四无之说揭示出阳明四句教所隐含的“向上一机”，得到阳明印可，被许为“天机发泄”。阳明身后更以其无碍的辩才成为推动阳明学发展的中心人物。龙溪始终无意仕途，除了短暂的为官经历之外，一生精力用于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八十多岁仍不废出游。在中晚明的思想界，不但围绕阳明学的诸多辩难均与龙溪直接相关，在当时三教融合的背景下，龙溪还更为深入地对佛道二教进行了判摄与融通，有“三教宗盟”之称，也因之成为有关儒释之辨的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

龙溪居于中晚明阳明学发展的核心地位，关键在于其思想内容的涵盖性足以反映中晚明阳明学的主要问题意识。因此，尽管中晚明阳明学问题意识的历史演化并非龙溪思想所能够完全容纳，更不等于其思想各个方面的同质展开，但是就满足我们的致思方向和达成我们的研究目标而言，以龙溪的思想为契入点，在对其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再扩展到对中晚明阳明学基本问题的观察，显然是极佳的选择。由于这一选择的合理性来自中晚明阳明学的脉络本身，当我们以之“还治”中晚明的阳明学时，便自然应当具备相当的有效性。当然，我们的这种研究取径仍然不能保证囊括中晚明阳明学的所有问题，甚至是龙溪思想本身的某些方面，譬如其以良知诠释易道的易学思想，对晚明文坛产生相当影响的文学思想，也无法在本书中得以反映。毕竟，无论有多么高度的整合性，无论结合怎样不同的研究取径，一项具体的研究总要有其焦点意识与相应的理路，否则必难免“如游骑之入大军而无所归”（朱子语）。并且，不分轻重的面面俱到本来并非我们追求的目标，而对于笔者整个中晚明阳明学的研究计划来说，本书不可能也不打算“毕其功于一役”。

就像阳明学早已不再是仅属于中国的思想学说一样，阳明学研究也早已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社群。即便是中晚明的阳明学，目前同样已成为海内外不少学者共同关注的一项共业。只有对世界范围内阳明学研究的状况尽可能予以全面与深入的了解和吸收，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使阳明学研究得到真正的深化与推进。但笔者不拟在绪论部分专门对海内外阳明学的研究状况予以介绍，而是力图将了解与吸收体现于本书的具体内容之中。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已有专文以及专书介绍海内外阳明学研究的状况与文献目录，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无疑，了解前贤研究成果只有在进一步提升现有研究水准的情况下才更有意义，而即使是对学界研究状况极为全面的综述与介绍，也毕竟不等于真正深入的理解和消化。事实上，研究意义的了解、对象的设定、目标的确立与取径的选择，本身便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反映研究者对现有研究状况的掌握程度，而整个研究的成果如何，更是反映研究者是否真正消化吸收了既有研究成果而能“更进一步”的最终判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