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的名称
《诗经》在孔、墨时代称为“诗”或“诗三百”。《论语·季氏》载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为政》篇载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墨子·公孟》载墨子曰：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诗三百》不但用来诵读，而且也还可以用来唱，可见其在春秋时代至少其中大部分入乐，有较固定的曲调可以唱。《国风》、三《颂》全部入乐，是没有问题的。《小雅》中也有民歌，如《采薇》《杕杜》《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明显为民间歌谣。《大雅》中基本上为贵族、史官之作，但其中有些用于祭祀仪式和朝堂仪式的，也应是入乐的。所以说，《诗经》中的作品在先秦时人们也是将它看作文学作品欣赏的。儒家强调《诗经》的教化作用，本无大错，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反映着一种美好的感情和正确的精神、思想，本有着陶冶性情和感化人的作用。问题只是战国以后的一些儒生、经师将对它的理解推向极点。把《诗》看作儒家的经典，最早是见于《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但仍名之为《诗》。开始称为《诗经》是汉代的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集，一般认为是“诗歌总集”，实际上是春秋中期以前的诗歌选集，因为此书编辑之时，还有很多诗歌作品，或存于史官、乐师，或存于贵族、士人，而两次编集之时编者有其主导思想，收录作品自均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去取，并不以“全”为宗旨，自然也会有没有收集到作品，故至今尚有些《诗经》之外春秋中期以前的诗歌存世，近年地下出土文献中也发现了一些春秋以前的诗歌便是证明。
《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成三百五篇”。这段话反映了一定的事实，这便是：《诗经》成书以前的诗歌作品是很多的，《诗经》中只是按一定的标准，选编了一部分。但说得不确切：“古者诗三千馀篇”如理解为作品很多则可，如以为只三千馀篇，便显得简单化和武断。而且《诗》在孔子之前已经编成，季札观乐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当时孔子才八岁，而《诗经》各部分的名称与编排次序已与今本完全相同，可见那时《诗经》已经编写。
《诗经》曾被称为“诗三百”，因它有三百零五篇（此外《小雅》中笙诗六篇，有目无文，不在其内）。
二、《诗经》的各部分组成及特色
《诗经》在编排上按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分为风、雅、颂三大类。
1.风：即《国风》，是一些诸侯国和地区带有地域色彩的诗歌，大部分是民歌，也有些是带有民歌色彩的贵族阶层的作品。《左传·成公九年》范文子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朱熹在其《诗集传》序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国风》题解中他又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讲何以称作“风”，很有道理。《国风》中包括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作品。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这些作品有的产生时代早，有的产生时代迟，不具有共时性。如《豳风》的产生地豳，后来归于秦，其地作品同《秦风》中秦人早期居于西垂犬丘之地时作品大体同时，但若就《秦风》中产生较迟的作品而言，却是它们的前身。《国风》中作品，内容上的特征是以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为主要题材，尤以反映恋爱、婚姻、家庭、行役、农业生产、社会习俗及反对剥削压迫、讽刺统治阶级贪婪荒淫的作品为多。有关《国风》的内容，很多文学史中都有详细的论述分析，而且这些也只有从具体作品中才能有较深切的理解和体会。
《国风》中的作品大部分是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的劳动者、下层官吏、妇女等唱出来的，是真正的“天籁”，在语言上、形式上、结构上都有明显的口传歌谣的特征。首先是语言的口语化，通俗明白，充满生活情趣。如《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至三千年后之今日读来，仍如白话，且轻快、欢乐的情绪溢于字里行间。其次，是《国风》结构方式上的重章叠句。这里要指出的是：第一，由于歌者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解诂》），总能唱出最重要、最想说出的一点，所以对这一点的重复，便能增进听者、读者的体味理解，能不断地引起听者、读者的艺术想象。第二，《国风》中的民歌在重复之中，也体现着一种“重章互足”表现手段。虽然只改变了一两句或几个字，而就在这一两句和几个字的变化中，反映出了时间持续或地点的转移、或程度的加深，或对同一物同一事在观察上视角的转换。如《王风·黍离》第一章：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苗”表示时在春季；第二章中作“穗”，表示时在夏季；第三章中作“实”，表示时在秋季。一字之变说明作者几次到该处，每次都触景生情，万分悲伤。“中心摇摇”言心神不定，思绪混乱。“摇摇”第二章作“如醉”，言其昏昏沉沉；第三章作“如噎”，言胸中哽咽难受。一词之变，从三个方面表现了诗人的心情。而后六句的重复，强调了诗人忧伤之深与无处诉说，正表现出呼天抢地的心情，并不显得重复，而显示出感情的强烈。不似文人之作的细心安排、句斟字酌，但却是真情真景、真实感受的反映，以情驭文，突出了情感冲动的中心，反复吟咏，一唱三叹，所以很能引起人的共鸣，带动人的想象。
《国风》中作品的表现手法，也灵活多变，少有束缚，体现出无穷的创造性。如《周南·卷耳》和《魏风·陟岵》都是通过悬想的手法写对亲人的思念，前者是写家中人思念在外行役者，后者是写在外行役者思念家中的亲人，两首诗都描述了所思念之人登上高山时的情状。值得注意的是《陟岵》中写在外的人悬想家中亲人思念自己的情状，钱钟书《管锥编》谓其法为“己思人乃想人亦思己，己视人适见人亦视己”，引三国徐干《室思》以来十余家诗人，以明其手法之奇，后人用之不厌，而俱见其妙。与《卷耳》相较，粗看相似，实有不同。在《国风》中，如后世文人递相模仿、陈陈相因、依样画葫芦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以上这些，本书在各篇的点评部分有所揭示，这里不多说。真实的感情、通俗化的语言、往往出人意表的构思，形成《国风》艺术上突出的特色。需要指出的是，《国风》以情驾驭语言，以情决定结构的精神，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而它表现手法的灵活多样，又为后代的诗歌创作开了无限法门，留下了很多值得深思的启示。
2.雅：是西周王畿内的诗歌。《诗经》中有《小雅》《大雅》。《荀子·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荣辱》又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可见雅是指夏地之声。
《诗经》中雅诗分为《小雅》《大雅》两部分。前人或以为《小雅》《大雅》主题有所差异，或以为思想内容上有所不同，或以为诗体风格上有所区别，或以为音乐特征或音乐用途上各有所属，但都没有充分的依据，不过是因为有《小雅》，有《大雅》，因而要为之寻找分为两部分的依据。其实，《小雅》《大雅》并无本质不同，只因为是两次所收集，而篇幅又太大，因而分为两部分罢了。
春秋以前常用“小”“大”区别相同的篇名（如《逸周书》中的《小开武》《大开武》，《小明武》《大明武》，《小开》《大开》；《管子》中的《小匡》《大匡》等）。《诗经》中也以“小”“大”区别相同的篇名（如同在《郑风》中的《叔于田》《大叔于田》，同在《雅》诗中的《小明》《大明》，《小旻》《召旻》，《小弁》《頍弁》等）。《小雅》《大雅》其加“小”“大”只是为了对两卷简册在名称上有所区分，便于称说而已。
《雅》诗中作品，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认为是替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所以评价不高，各种选本选录也少。其实，其中有些作品有很强的思想性。它们或表现了关心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或对贵族卿大夫的昏聩、贪婪、腐败行为加以揭露抨击，甚至对国君轻信奸佞、误国误民的昏庸予以斥责。芮良夫、郑武公、家父等人之作为后世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扶正祛邪、维持有益于社会的道德品质，作出了榜样，显示了诗歌不只是文人抒发个人情怀的“小玩意”。而宣王中兴之际，召穆公、尹吉甫、张仲等及宣王静，在内忧外患之际以诗来团结宗族、缓和内部矛盾，互相鼓励、平定周边部族的侵扰，安定社会，为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是明显的[1]。
《雅》诗中所收周民族的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生动地表现了周先民艰苦奋斗的情况，及他们在农业生产方面达到的水平，使我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光辉的过去。对它们的价值怎么估计也是不过分的。
因为《雅》诗全为史官、卿大夫甚至君王等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所作，所以在诗体形式上脱离了民歌的格局，也就是说脱离了对音乐曲调的依赖，而使诗成为语言的艺术，在形式上更为完善。《墨子·公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诗经》中作品全部是可歌的，又有人进而以为其创作之初衷是用来歌的。这是一个误解。当初是唱出来的，还是写出之后又被付之管弦，是两回事。《小雅·节南山》末尾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崧高》末尾说：“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烝民》末尾又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周大夫家父（父作甫）尹吉甫的这三首诗就明确地说明了是用来诵的，而不是用来唱的，作者当时创作的方式，也一定是著之竹帛，而不是当场唱出。再如卫武公所作的《抑》，《国语·楚语》中说是其九十五岁时所作，而且记其告诫卿大夫及国人之语：“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则《抑》（《国语》作《懿》）非唱出，本求其诵以自儆，也很明白。当然，《雅》诗中也有歌诗，这主要在《小雅》中，如《小雅》中的《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蓼萧》《湛露》《彤弓》等礼仪用诗；《菁菁者莪》《沔水》《白驹》《黄鸟》《我行其野》《巧言》《蓼莪》《裳裳者华》《鸳鸯》《车舝》《青蝇》《绵蛮》《匏叶》《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等结构方式上与民歌特征接近的抒情之作。《何人斯》则明确说“作此好歌”，则是歌诗无疑。但总体上说，《雅》中以诵诗为多。
同依赖于曲调的歌诗比较起来，诵诗基本上不用重章叠句的结构方式，而是在整体构思之后，依照叙述的层次或抒情的方式，一章一章写出，每章都有其独立的内容，全篇各章之间体现着叙事或抒情进程，或有意地穿插、倒叙，形成一种以篇为单位、独立延展的结构方式。语言风格上，基本也是一句表现一层意思，句与句的连缀无所依傍，但反映着思想变化的进程。从形式上说，诵诗的句子基本上为整齐的四言，偶句韵。因为脱离了曲谱，诗句要尽可能表现出语言本身的音乐美，以此来适应读者潜在的音乐感受习惯。从诗的发展进程来说，诵诗开始着重挖掘语言本身的音乐美，也进一步试探、挖掘语言的表现功能。虽然《诗经》中的诵诗还是四言，句子短，但从诗歌形式的发展说，是一次突变。
此外，《雅》诗中除部分礼仪用诗，史官所作祭祀等场合演唱的颂诗之外，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贵族之作，尽管其中大部分作品未能留下作者之名，但作品体现着抒情主人公独立的思想、情绪，表现出独立的个人情怀，是没有问题的。它不似史诗着重于描写一种客观存在（包括口传的历史），也不似颂诗，作者只是根据主祭者及其所代表的阶层的愿望来表达意思；也不似民歌，创作时往往借助了已有的某种模式或某些常用的语言表达形式，流传中也往往经过一些人的修改，而是在思想上、风格上体现着抒情主人公的各个方面。
所以，大、小《雅》中的诵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从诗体的完备和诗人主体精神的体现这两方面说，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思想内容，也有十分深刻和进步之处。
3.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清人阮元《释颂》说“颂”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颂乐是连歌带舞的。王国维《说周颂》以为“颂之声较风雅为缓。”颂诗包括《周颂》《鲁颂》《商颂》。《周颂》三十一首诗，全是周初的作品，篇幅较短，个别作品不押韵。《鲁颂》四首，是春秋前期鲁国为歌颂自己的祖先而作的，篇幅都比较长。《商颂》五篇，春秋时宋国所传，应是商代之作，宋人为商之后裔，在其演唱过程中可能会有增饰修改。《商颂》的篇幅、结构等，显示了早期商文化的成熟。三《颂》中作品主要称颂先祖的功业，也侧面反映了民族历史的某些方面，但都较突出地体现了统治者的愿望。
三、《诗经》各部分产生的大体年代
《国风》中作品创作的时间，有的早至西周初年，甚至更早。如《豳风·七月》，当是先周时豳地自古所传。崔述《丰镐考信录》以为“当为大王以前豳地旧诗”，方玉润《诗经原始》也说：“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因而说：“此必古有其诗，自公（按：周公）始陈王前，俾知稼穑艰难，并王业所自始。”所言皆有道理。《国风》中产生时代最迟的作品，过去以为是《陈风·株林》。据《左传·宣公九年》《宣公十年》《史记·陈世家》和《诗序》，此诗当作于鲁宣公九年（前600）前后的一两年中。其实，《曹风·下泉》为曹人赞晋荀砾纳周景王于成周之事，《易林·蛊之归妹》可证。据《春秋·鲁昭公二十三年》《二十六年》，此诗作于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或此后一半年中。此诗应是《诗经》编成之后，孔子编次订正的过程中，为了倡导周天子的思想而特别加入者。所以，《诗经·国风》的时间跨度在六百年以上，从个别作品的开始形成算起，将近一千年。
《小雅》部分是东周初年召穆公的子孙为了彰显召穆公、周定公在西周末年尤其在宣王中兴中的巨大贡献而编集的，故多西周末年、东周初年之作，而以反映宣王中兴一段历史的作品最多。《大雅》则是郑国贵族在第二次结集时将所获周天子史官、乐官保存的朝廷、宗庙、祭祀之用乐诗一并收入，故所收有周初甚至周人建国前的作品，也有迟至公元前七世纪末叶的作品。
四、《诗经》中民歌的收集
《汉书·食货志》中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按：徇，巡也）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艺文志》中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刘歆《与扬雄书》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代语、童谣、歌戏。欲得其最目。”（《方言》）何休《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因此，历来学者都相信中国古代有王官采诗的制度，《诗经》中作品就是采诗之官采集来的。但近代以来，学者多疑之：上古时代能有那样严密的户籍管理体制、养老制度和歌谣收集规律吗？
但是，《诗经》中作品的地域范围，北至今河北，东至今山东省东部，西至今甘肃，南至今湖北省北部。这样广大地域的诗歌，尤其又有很多农夫、怨妇、役人的作品，被收为一集，总有一个收集的机制和过程。但在两千六百年以前，不可能有那样完善的制度，周天子的轩车使者或遒人（行人）不可能在各个诸侯国家都有，也不可能有那样庞大的收集歌谣的队伍，且由天子的乐师统管，直接领导，一竿子插到底。所以，这只能是周王室和诸侯国的乐师，通过同各级乐师有联系的民间艺人收集上来，乐师进行整理、挑选之后再献给天子。另外，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收集这些民间作品，并不完全为了“观风俗，知薄厚”，更重要的应该是音乐欣赏、娱乐的需要。《礼记·乐记》载魏文侯（前445—前396）问孔子弟子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此战国初年之事，去春秋时代不远，应反映了春秋战国之时国君的普遍情况。《礼记·王制》中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陈诗之事应该是有的，但并不是为了“观民风”，主要是为了使天子高兴，是一种娱乐性的接待仪程。注重政事的天子，可能会从中了解到一些民风方面的事。诸侯国的诗通过陈诗、献诗等活动集中于周天子之处，这应是各地民歌集中于周太师乐官之处的主要途径。
五、《诗经》的编定与编者
原被藏于乐师和史官处的乐诗、献诗，只是根据来源或用途分别收藏，尚未产生编集成书的意识。《国风》先编入者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雅》诗先编入者为《小雅》。这两部分大多表现宣王中兴和召穆公文治武功、赞扬召公的作品，如《周南·兔罝》《汝坟》，《召南·甘棠》，《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车》等。其中有些作品可以考知是召穆公、尹吉甫、张仲、南仲这些中兴大臣之作。当中也有些产生于厉王时的作品，因这些大臣是由厉王朝至宣王朝的，收入厉王朝一些作品也正可以显示出召穆公等人辅佐宣王扫除内忧外患的功绩。
从《召南》《周南》《邶》《鄘》《卫》和《小雅》中作品产生的时间可知，《诗》第一次编集在东周初年。
据《史记·三代世表》，周厉王因暴虐被国人逐于彘之后，周定公、召穆公主持朝政。召穆公于厉王时牺牲自己的儿子保住了太子静的生命，又辅佐太子静即位（即宣王），安定天下，成中兴局面。但平王东迁之后，天子形同诸侯，周王对周、召二公的依靠和信任程度也不如以前。召穆公的子孙为了昭显其祖上的功绩，主要收集能反映宣王中兴那一段历史的作品，及周、召二公封地内民歌，还有无论在周初还是厉宣之际，地位都与周、召二公地位相侔的卫君封地内的作品（包括《邶风》《鄘风》《卫风》）汇为一集。为什么将《周南》排在前面？因为根据西周王朝的定例，周公旦之后，历代在朝廷卿士中周公的地位，都在召公之上，而宣王中兴，周定公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召穆公的后代在《诗》的编排上充分体现了周王朝的传统观念，但所收作品《召南》多于《周南》。其中所收《采蘩》《采□》《羔羊》《驺虞》等同当时礼制相关的诗篇及《甘棠》《何彼秾矣》之类怀念召氏人物的作品也较多，在《国风》中显得比较突出。第一次的编纂工作应是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七年》的召伯廖和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国语上》的召公过（召武公）完成的。
《诗》的第二次编集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前期。
西周末年，周厉王的少子、宣王的庶弟郑桓公友在求教史伯后，寄孥与贿于虢郐之间，并徙其民于此（即新郑），以待时而兴（参《国语·郑语》）。郑桓公虽是幽王的叔父，却是庶出，明明看见周王朝将亡，受到宗法制度和当时贵族、百姓传统观念的制约，无法改变这种现状，也不便有大的动作，但他不会不作由他或他的儿子收拾残局、继承大统的准备。他能在周亡之前同史伯谈避难自存之事，则趁乱收存史官、乐官处所存包括乐诗在内的文献，便可想而知。当然，在周幽王将周朝天下即将断送之际，郑桓公出于对周室的负责，出于对列祖列宗业绩的重视，应该这么做。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队在新郑市郑韩故城西南又先后发现十余座青铜礼器（见《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23日、1998年3月15日有关论文及《文物》2005年第10期挖掘报告），则郑国在西周之末保存周王室礼器、乐器、诗乐等的事实，十分明白。到公元前六世纪前期，郑大夫之有远见者将郑国所藏原在周太师和守藏室的民歌、乐歌，同召穆公子孙所编合为一集，则《国风》包括十五国风，《雅》诗中增入《大雅》中31篇，并《周颂》《鲁颂》《商颂》各若干。《诗》遂形成今日所见之规模。从郑国的历史等各方面来分析，主持完成这个工作的人是郑国的政治家子展（公孙舍之），当时尚年轻的子产（公孙价）也可能参加了这项工作。
《诗》的这个本子传至公元前六世纪后期，鲁国的孔子又调换了《国风》中《豳风》与《秦风》的顺序，调整了个别篇目的归属，去其个别句子、段落不必要的重复，订正了个别文字的错讹。他本着恢复西周礼仪制度的愿望，也增添了个别篇目。于是，成今日流传的《诗经》文本[2]。
《国语·楚语》载楚庄王（前613—前591）时申叔答士亹关于教太子之事，提到“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则《诗》在第一次编成之后，虽只《国风》之前五《风》和《小雅》部分，已在诸侯国以至南方的楚国中有广泛流传。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兴：启发、鼓舞和受到艺术感染，这主要从借诵诗以抒发情感而言。观：了解历史、认识社会，所谓“观风俗之盛衰”，这主要从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方面而言。群：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增进友谊，这主要从赋诗言志方面而言。怨：对不良政治现象和行为进行批评讽刺。这主要从借诗以讽刺抨击社会不良现象而言。“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指在社会伦理和思想上受到教育；“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指从中学到动植名物常识。这是就其教化作用和传授知识而言。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长短不一的《诗经》简一百七十余条，其中包括《国风》《小雅》两种，存残诗65首，《国风》中仅《桧风》未见，《小雅》存《鹿鸣之什》中4首的残句。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被盗挖的竹简，其中《孔子诗论》简29支，1006字，不仅多引《诗经》原文，且有孔子对《诗经》一些篇章的评论，对于了解春秋末年以来儒家的诗学思想、《诗序》的形成及其与孔子、子夏的关系，都有很大的意义（参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六、《诗经》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
《诗经》中很多诗篇反映了春秋以前的一些政治事件及不同阶层的人的遭遇与表现，反映了三千来年前我国广大土地上的社会状况，是我们了解西周与春秋时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还有些反映了商代甚至史前中华民族早期记忆中一些事件，如商、周民族的起源，秦人的早期社会状况与习俗等。所以它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其次，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现实，反映一千多年中不同历史阶层的人的情感经历，使我们听到古人的歌哭之声，听到他们心脏的跳动。它奠定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再次，它所表现我们的祖先辛勤劳动的一幅幅壮阔画面，反映在民族危亡中下层劳动人民克服家庭个人的种种困难长期转战，及上层社会中有远见的政治家努力消除内部矛盾、相互勉励为国效力的艰难困苦与复杂情感，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中一些丑恶现象的讽刺、抨击，和上层社会中一些有远见人物对统治阶级内部恶腐集团的揭露、抨击与愤怒，都表现出人性中光辉的方面，表现出中华民族吃苦耐劳、乐观奋进、正直勇敢、疾恶如仇的特征，体现着民族精神的光彩，在今天仍有教育意义。
从文学的表现手段方面说，《诗经》中作品感情充沛而又完全出于真情，诗体形式与表现手段都丰富多样，语言生动，有很强的感染力。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我国古代的杰出诗人、作家，没有不读《诗经》的。它的风格、手段与所体现的创作思想，奠定了我国诗歌的抒情的传统。两千年来诗歌创作上每至出现形式主义、僵化的倾向使诗歌发展走向死胡同之时，都是有思想的文学家举起《诗》《骚》的大旗使诗人们向民歌学习，向抒发真情的方面转变。所以，从文学理论、文学思想方面说它也体现着正确的发展目标。《诗经》是包含着强大艺术感召力的不朽之作，不仅是珍贵的文学遗产，也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七、几点说明
（一）本书所录《诗经》原文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有所校改之处，均在注释中说明。
（二）今将所选作品分为《国风》《雅》《颂》三大部分，《国风》之下分《周南》《召南》等十五部分如旧，《雅》之下列《小雅》《大雅》。《颂》之下列《周颂》《鲁颂》《商颂》。
（三）本书注释，凡学界分歧不大看法基本一致的，本书的说解便简略一些；凡学界看法有较大分歧，本书的所取或本书著者的看法可能不易被理解者，论述便稍详一些。在体例上灵活一些处理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做到雅俗共赏，品评部分为个人感受，力求做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强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