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系教育:教师与青年篇
- 钱理群
- 3368字
- 2020-11-19 04:40:15
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
一只青翠的小鸟轻轻地落在我的书桌上。——我在读九十二岁的冰心老人的近作《我梦中的小翠鸟》。
我梦见:我仿佛是坐在一辆飞驰的车里……坐垫和四壁都是深红色的。我伸着左掌,掌上立着一只极其纤小的翠鸟。这只小翠鸟绿得夺目,绿得醉人!它在我掌上清脆吟唱着极其动听的调子。那高亢的歌声和它纤小的身躯,毫不相称……
历经万般劫难,还能有如此绚烂、宁静的梦,这实在令人羡慕。
而我却又感到几分惆怅: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做这样的梦了!?
……那埋在记忆深处的如花似梦的岁月被悄悄地唤醒,想起校友会的来信,说明年是附中九十周年校庆,要我“写点什么”;我突然有了题目,连忙摊开稿纸,信笔写下给母校的献词——“感谢您让我自由地做梦……”
是的,附中最令人怀想的,就是自由。首先是有许多闲暇的时间,让学生自由地做自己愿做的事,读自己想读的书。那时的功课不能说不紧,附中老师要求严格是早已出了名的;但在我的印象中,需要掌握的知识在课堂上就消化了大半,作业顶多个把小时就可以完成。——只有作文,我每回都要写好几天,不过那是兴趣所在,自愿加班加点,不在此例。剩下的时间,就是玩——玩个人之想玩。我于是就读书,读闲书,各式各样的,漫无边际,抓到什么,就读什么,没有目的,完全是兴之所至,过瘾似的,翻下去,翻下去……翻累了,放下书来,就自己想,风筝断了线似的,任思想自由地驰骋,有时候就接着作者写的,继续想下去,设想书中的人物活到今天,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怎样说话,如何行动……想得兴奋起来,就信笔写下,也不管写的是诗,还是小说,反正是“我自己的”就是了。欣赏者也是自己一个人,从不给别人看。往往开始要陶醉好几天,一再地拿出来偷偷朗读,摇头晃脑的;渐渐地就厌倦了,不满意了,甚至害羞了。其结果可想而知:揉成一团悄悄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久而久之,甚至忘掉了还写过这样的“作品”……
有时候,上课时,也这样胡思乱想,即兴创作。记得高中语文课讲《春蚕》,我突然对小说中的荷花产生了同情与兴趣,很为作者写得过于简略而感到可惜与不平,干脆自己“编”起来,写了一篇《荷花的故事》。我的这种“改作”(“扩写”)似乎是得到老师鼓励的,甚至是老师启发的产物。记得高二年级的语文老师高鸿奎先生(他在肃反时曾被隔离审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活活打死)就出过一个作文题,要我们将鲁迅先生《药》里的侧面刻画改为正面描写,写一篇《夏瑜的故事》。光是这个题目,就让我兴奋不已,花了一个多月的课余时间,读了许多有关书籍,甚至对清朝刑罚也作了一番考证,最后写成了一篇万把字的短篇小说《夏瑜之死》。这不仅是我最初的文学创作,甚至是我的学术研究的起点。这一切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即所谓不自觉的创作与研究,其可珍贵之处也恰在于此。
这就说到了附中的老师。附中之为附中,就因为它拥有众多的教育家。不同于一般的教书匠,他们不是向学生强制灌输知识,而最懂得如何让学生自己做学习的主人。在我看来,最神妙的是,附中的老师不论教哪一门学科,都善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与满足学生的好奇心。鲁迅说过:“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这里说的是青少年探求未知世界的强烈欲望,附中老师的魔力就在于他们善于发现学生处于萌芽状态的求知欲,加以精心的培养与引导,他们的教学也就成了一种艺术。在我们这些老学生的心目中,我们所信服的老师都是这样的艺术家;我们至今还在津津乐道,化学周(兴发)——我们私下都这样称呼老师,及化学叶(少龙)在课堂做实验演示时,让我们感到他们是在做化学魔术,把我们带入了变化莫测的魔幻世界;生物余(仁)讲达尔文主义,我们都仿佛成了探险家,跟着达尔文老人漂洋过海到处采集标本;数学陶(强)凭着几块几何模型,仿佛今日孩子手里的魔方似的,让我们的想象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还有“历史”张(我们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听说他后来被当作“伪蒙特务”抓了起来)在课堂上讲圣经故事,讲古希腊神话,我们听得如痴如迷……那时候,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精神的探险,都会发现新大陆,我们总是怀着极强的期待感,以及某种神秘感,走进课堂,渴望着在老师的指导下闯入一个又一个科学的迷宫,解开一个又一个宇宙的奥秘……记得在一次学习经验交流会上,我介绍自己的学习体会,第一条就是“学习要有兴趣,要把学习每一门功课当作精神的享受,这是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我的这一体会曾得到了叶少龙老师的充分肯定,以为是说到了点子上,或者可以说,这是我们师生共同的理解与追求吧。我想,附中学生成绩一直保持优秀,这大概也是一个关键原因。
在课堂上培养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唤起了创造冲动,又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得到更加自如的发挥。记得我一个人就参加了化学协会与戏剧协会;后者让我的艺术想象力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我已经记不清在中学时期自编、自导、自演了多少出话剧和曲艺节目,每一次创作与表演的成功,在我的感觉中,都是一次精神的升华,我终于做起我的教师梦、作家梦与演员梦来。当然,做梦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全班同学,我们这一代人……
……登理,还记得吗?每星期六下午,我们都要避开班上同学,偷偷地溜到玄武湖,租一条小船,划到荷花塘深处停下,编造起我们自己的“童话”来。我写,你插图,题目就叫《神剑》,讲一个勇士探宝的故事,后来,我还将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在蓝天、白云、盈盈湖水、田田荷叶的包围中,我们的心变得纯净而柔和,仿佛要融化在这美妙的天地之中……
……敦荣,你还记得吗?中学毕业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学校后山上,几乎走了一夜,谈了一夜。我像往常一样,高谈阔论,有声有色地描绘自己的“儿童文学家”梦;而你呢,照例沉默着,偶尔也细声细气地述说自己要当一个平凡的中学教师的梦。如今你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局长,而我还在继续地做梦……
我们这批同学,我们这一代人,走出中学时代,就遇到了以“反右斗争”为开端的历史大动荡,大曲折。
谁曾料想,在中国,竟然会出现不许做梦的时代!但这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事实。大学期间,我的“作家梦”被当作“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严厉批判,从那时起,噩梦就一直纠缠着我,再也没有离开过。为了驱走这心中的噩梦,我曾写信给中学时代的老班长韩品嵘(品嵘,你现在在哪里?),诉说我的苦恼。他后来专门约我到颐和园玩了一次,暑期在南京聚会时,他、庆象和我,还特地到紫金山山脚重温旧情,我们仍然孩子般地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手折的纸船上,放它顺流而下……但我们已失去了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即使笑,也是苦涩的。我们分明感到,童年金色的梦再也不能拾回:它已经破碎了……
最近,因为研究工作的需要,我重读了别林斯基的一段论述,对这段历史似乎又有了新的认识。别林斯基指出,青年时代是人的“精神幼年时期”,“他不过是美好的灵魂,但远不是实际的、具体的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分裂”,将看到“生活的梦想和生活本身完全不是同一的东西”;这就是说,即使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发生历史的曲折,梦想的破灭也是必然的,这是“幼稚的、不自觉的精神和谐”向“不和谐与斗争的过渡”;但也如别林斯基所说,这种“不和谐与斗争”最终仍将走向“雄伟的自觉的精神和谐”。周作人说得好,“梦想是永远不死的。在恋爱中的青年与在黄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梦想,虽然他们的颜色不同,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她,但终究要回到她的怀中来”。
于是,在两鬓斑白之时,我似乎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梦的怀抱。仿佛是鲁迅所说的“朝花夕拾”,我重新“拾”起了中学时代的梦,不是怀旧,而是要在有限的年月将它一一实现。我对我的朋友和我的学生开玩笑似的说,我这些年的工作,无非是在圆梦——尽管教师梦早已实现,但只要想起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每次走上北大的讲台,仍然怀着一种神圣感,仍然充满着内在的激情;去年,在一场大病之后,我写了一部关于曹禺的书,这是中学时代戏剧梦的现实化;现在,我又把目标转向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我还在迷恋着当年的儿童文学梦。
我知道,我依然活得沉重、苦恼,以至恐惧依然纠缠着我的灵魂,我远没有达到冰心老人那样的灵魂的和谐,那将是一种更高形态的人生境界。
但我仍然梦想着:有一天,这只青翠的鸟会飞入我的梦境。
你看,它已经站在那里,安详而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