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长们的影响让我决心走学术研究的道路

问：张先生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岂之”有什么含义？

张岂之：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岂、之都是两个虚字，也好写吧。姓张的很多，但叫“岂之”好像还没有见过。可能取名的时候，好多人没想到用两个虚字。

问：你出生在江苏，后来到甘肃、陕西、重庆好几个地方读中学。当时国难当头，你也饱尝了流离之苦，这些经历，能给我们讲讲吗？

张岂之：1927年10月，我在江苏省如皋县潮桥镇出生。后来，我们全家迁到南通市。南通是清末状元张謇的故乡。张謇曾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和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当时他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回到南通，全力投入实业和教育。经由张謇的倡导和践行，南通市的实业和教育比较发达，我有幸在南通读过小学。

1937年，由于日军侵华，故乡危在旦夕。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经历千辛万苦向后方转移。我先是在甘肃兰州读了初一、初二，再到陕西汉中的城固读初三，那是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后来我又到重庆读南开高中，在这里沐浴于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阳光中。张伯苓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开创者。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都是张伯苓先生创办的。

在这些地方，几间茅草屋，几排旧桌椅，虽简陋清苦，却也辟出了一方安宁的“桃源”。课余闲暇，钻进随文人们迁来的一间间书店，饱览书中的奇丽大观，令我深深迷醉于人文的魅力。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我都很喜欢，印象深刻。

问：在战争年代里，个人的命运往往被时代所裹挟。比如一些青年被迫走上战场了。你能一直坚持读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张岂之：在南通时，前辈张謇“教育救国”理念对当地人的影响很大，我们家乡那里学风较盛。我从小书读得不错。读大学、留洋、做教授，是父母为我规划好的人生。作为自己来讲，也喜欢读书，这样就选择了一条读书的路。前面也说过，我中学时代就喜欢上了人文。到读高中时，受课外书的影响，决心毕业后报考大学的人文学科，比如哲学、史学或文学。

问：1946年你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年报考北大，是很难的一件事吧？

张岂之：我考的那一年，是北大迁回北平复校以后的第一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北大、清华和南开返回北平和天津复校，并于次年联合招生。冯友兰先生讲，在中国历史上，南渡北返者没有！唯独抗日战争，实现了南渡北返，说明我们胜利回归了。

抗战爆发，三校先是到长沙。闻一多先生在长沙给他夫人的信里讲：“我在这里开两门课，《诗经》《楚辞》，学生很欢迎，我讲得也很得力。”我们现在找不到闻先生的讲稿，具体讲什么内容，我们不知道。但他借用《诗经》里的诗和《楚辞》，来表达爱国主义，这是一定有的。闻先生还说：“早上4个荷包蛋8个人吃，所有米饭里，一半是沙子，但我讲课的情绪比在清华演讲时还要高！”就是有一种家国情怀，有中华文化中壮怀激烈的内容在里面。长沙会战在即，三校又迁到昆明。抗战胜利后，三所大学分别迁回北平、天津复校。我就是参加了北京大学复校后的首次考试。

我赶到古城北平，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我还清晰地记得，语文作文题目是《学校与社会》，我写的是大学对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而且，我的数学得分也不错，至少在65分以上。我和老一辈的季羡林先生他们考清华不一样，季先生说他数学考了不到10分，我不太偏科，数学得分不低。因为北大文学院招收正取生11名，我是第五名，是按分数来排名的。

问：北大求学，是你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你的思想，包括选定从事人文学术的研究，是怎样从模糊走向清晰？

张岂之：我们那一届开学晚了，1946年秋冬之际才开学。当时北大的校长是鼎鼎大名的胡适先生。他尽管公务繁忙，但每学期都要抽出时间来给文学院的同学讲课，主题是：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讲《水经注》，介绍他的治学方法，我每次必听，受到一些启发。

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我还听过汤用彤、朱光潜、杨振声、张颐、贺麟、容肇祖等著名教授的讲课，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大文学院请马克思主义学家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何干之、艾思奇等先生来讲学。特别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题课给我很大影响。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我感到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是我走向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引路人。

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们，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感召人的力量。他们的言传身教，一直在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工作，就是在这些师长们的影响下，我决心走学术研究的道路。在我看来，北大之所以称为北大，是因为作为北大灵魂的老师们有着高尚的人品和学品，薪火相传，谱写了北大的光辉篇章。数十年过去了，我在母校哲学系读书的情景，一直刻印在自己的心上，越是年久，其印象越是鲜明，弥足珍贵。我从这些图景中汲取着精神的力量。

问：当时北大的学者中间，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呢？

张岂之：前面说过的老一辈著名学者，我不再说了。说说当时哲学系的年轻老师任继愈（讲师）、齐良骥（副教授）和石峻（讲师）三位先生吧。我在大二时选读了任继愈先生开的选修课《隋唐佛学》，选读的学生只有五位。在我的记忆中，任先生没有请过假。我每听他一次课（两小时），都有收获。他不仅介绍中国佛教史料，而且在讲课中着力引导我们从史料中抽绎出观点，使这门关于中国佛学史的课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性，促人思考。这种重视理论分析的治学方法，不是停留于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内容的复述，而力求提到宗教哲学思想的高度进行提炼分析，这对我毕业以后研习中国思想史做了很好的准备。尤其使我难忘的是，任先生不仅是这门课程的老师，而且是我课外的指导教师。这不是系上的安排，当时北大哲学系本科生并不实行导师制。我主动向任先生请教：我是否可以着手阅读关于中国佛教的典籍，任先生劝我暂缓，要我先读先秦诸子书，有了这个基础，才便于研习其他。于是我开始读先秦诸子，写了不少读书笔记，这些都经过任先生的批改。他不止一次地鼓励我，要我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我不知道当时北大哲学系的老师是否有今天所谓“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在我的记忆中，教我的老师们在课堂内外都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

齐良骥先生开出选修课“英文哲学名著选读”。某个学期只有我一个人选读，系里没有因此而停开，齐先生也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他对我说，上课时到他家中去听课，这样查书会方便些。齐先生将选读的英文哲学名著（节选的）给我，要我在上课前准备，上课时和他讨论。齐先生通过讲授洛克、休谟、斯宾诺莎和康德哲学著作的某些部分，指引我一种研究的方法。他说，读西方哲学史原著，首先要把哲学家们使用的概念、范畴研究清楚，然后解剖其哲学思想体系，把握住他们的哲学思想特色，进而理解他们在哲学史上的贡献。每次上课，齐先生都要给我提出一些问题，有些我能回答，有些则无言以对，但齐先生从来没有责怪我，他循循善诱，培养提高我的自学能力，我逐渐觉得听齐先生讲课是很有质量的学术熏陶。后来，课程结束不久，齐先生给我一张字条，问我他的讲课有哪些不足，他准备改进；并说，如果他的健康允许，他希望有机会能开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书研究”的专题课。后来齐先生因身体欠佳，一直没有开出这门课来。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因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齐先生。

石峻先生在1946至1948年间，每年都开出“伦理学”的必修课，涉及中、外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他讲课的风格和任继愈、齐良骥先生不同，热情奔放，随时发挥，使学生们觉得天地开阔，但也有一点副作用，就是石先生讲课时湖南乡音颇重，语速较快，有些话学生们听不清楚。我想出一个补救的法子，把听不懂或不清楚的地方归纳成几个问题，给石先生写了一封短信，请他抽时间给我点拨一下。某次下课后，他要我暂留片刻。他给我几本书，里面夹着纸条，叮嘱我仔细读一读有关的段落。我照着做，果然解决了一些问题。过了几天，我把书还给石先生，并表示感谢。石先生说：“你还想读哪些书，请到宿舍找我”。当时他的宿舍在沙滩北大红楼顶层的一间屋子里，到处是书，我选了几本，写了一张“借条”。石先生很不以为然地说：“不要借条，你看毕还我就是了。”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师生间的这种互信更加宝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