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好的年龄段在空白中度过

问：这些教授中，很多都有留洋的背景。他们学贯中西，对你的学业及学术造诣有哪些影响？

张岂之：当时北大的教授有不少是古今、中西融通的，如汤用彤、贺麟、冯至、朱光潜等。冯至先生精研德国文学，但他对中国古代“诗圣”杜甫也有研究。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有独到的成就，他同时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深厚的修养。贺麟先生对中国宋明理学、特别是对王阳明哲学的研究很有功力。同时他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哲学家。他为学生们开出《西方哲学史》必修课，又开出一门选修课“黑格尔哲学”（在贺先生之前，张颐老先生曾经开出“黑格尔哲学研究”专题课）。1948年选读贺先生“黑格尔哲学”课的，共有五位学生：杨祖陶、杨宪邦、陈世夫、梅得愚和我。贺先生的讲课方法很有创意：他对黑格尔哲学作了简要介绍以后，要求我们直接读黑格尔的原著，指定阅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英文译本）。

当年贺先生已经把《小逻辑》译成了中文。他要我们分工将其中文译稿对照德文本和英文本，“加以校正”，或者提出问题讨论。这样的讨论每周抽出一个晚上来进行，不在教室，而在贺先生家中的小书房内。每次去，贺师母都为我们准备了茶水，贺先生的女儿亲切地称我们“叔叔”。开始我们对贺先生的《小逻辑》中译稿本提不出什么意见，因为我们对《小逻辑》尚未通读一遍。经过贺先生的启发，以及我们对《小逻辑》的思想体系有了一些理解以后，我们讨论贺先生的中译稿时，才有话可说并展开争论。贺先生听了很高兴，说这些发言对他校正《小逻辑》译稿有帮助。后来贺先生的《小逻辑》中译本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他在序言里提到我们五位同学的名字，简要地叙述了当年讨论的情况。

应当承认，这种教学方法，是真正启发性的。贺先生采用这种方法来培养教育哲学系的本科生，是卓有成效的。我们五位中的一位杨祖陶，从此下决心长期研究黑格尔哲学，他后来成为这方面有影响的专家。还要提到，我们五位和贺先生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有着很好的个人情谊。贺先生把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日记给我们看，坦露他当年的思想见解和个人生活，仅此一事足见贺先生对我们的信任。这十分难得，要知道，贺先生当年是北大的著名教授，在学术上已有成就，而我们则是毛头小伙，在人生道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问：我也看到一些曾经在北大、清华求学的学者的回忆录里，都提到曾经在导师家中聚谈学习、亦师亦友的情形。这种情形现在好像很少见了。

张岂之：是条件不一样了吧。那时没有茶楼，也没有宾馆、教授办公室什么的吧。只能在教授家里聚谈。

问：在你的学术及人生道路上，侯外庐先生对你的影响应该说是最大的。1952年你到西北大学任教，是因为侯外庐先生的邀请。作为你个人来讲，当时来西安，还有其他缘由吗？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学术的领路人。他194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同时在北大开设了一门选修课，讲《中国思想史》专题，我选了这门课。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讲的是鲁迅的笔名。他问同学们：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中的阿Q为什么不叫阿K，或者阿R，阿W？他说Q者，即question，问题也。提出中国社会问题，所以叫阿Q。我觉得很有道理，一直喜欢上他的课。我1950年6月从北大毕业，10月又到清华读研究生。到了1952年底，侯外庐先生已到西北大学任校长，他想带北大的学生来。听他思想史课的几个同学，他都找过了，他们不愿意到西北来。侯先生也找过我谈话。

那时，我正在六神无主。1952年，所有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清华不办文科了，都合并到北大去，我正思考着毕业后到何处去。外庐先生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去西安。我知道长安，汉唐盛世就在这儿，汉唐以后，经济南移，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就过去了；明代，包括清代都不如汉唐。在西安这个古都学习思想史，学习中国历史，哪儿有这么好的条件？所以，我很高兴地说，我愿意到西大去。侯先生也很高兴。当时也不需要评职称，校长说了算。侯先生说：“你在清华做过研究生，你就不当助教，做讲师吧。何谓讲师呢？讲师就是讲课的老师，因而你必须讲课。过了寒假，你就上课，给法律系的调干生讲 ‘逻辑课’”。我也不敢说我完全可以，我说试试看吧。我讲《逻辑学》这门课的时候，侯先生来听了一堂课，说原理讲得可以，但是举的例子不生动，还需要继续努力。就这样，我开始在西北大学当讲师，讲了不少的课。

问：“文革”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段很煎熬的岁月。你是怎样度过这段时期的呢？

张岂之：我算了一下，从1952年告别大学生活，到西北至今已经有60多年。60多年里我不是完全搞学术。“文革”前，在山东和北京两次参加“四清运动”, “文革”后到陕西渭南的大荔县农村劳动数年。“文革”前后的这20年，我没有读书，但没有读书并不等于没有思考。我还是思考了一些问题，对后来搞学术还是有一些帮助的。我没有懊恼，不会说这20年荒废了那些话。这些经历，使我对中国的现状，有了一些了解。

问：你当时已经到西大了，为什么又会到北京和山东去参加“四清”呢？

张岂之：是这样，1956年，侯外庐先生奉命调到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成立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不久我也就成为研究室的一员，一半时间在北京工作，一半时间在西北大学教书。

1964年到1965年，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到山东海阳县农村的“四清”运动。这对我的思想触动非常大。没去之前，我们以为人民公社像报纸上说的那样“莺歌燕舞”、“欣欣向荣”。实际上一看，和我们想的差距很大。我们当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行“三同”。去农民家里吃派饭，吃的是地瓜干，地瓜就是红薯。山东的房顶是平的，农民把红薯切成片，放在房顶上，自然风干。吃的时候，把红薯干放到锅里，蒸热就可以吃。有些农民也配些虾酱，把虾磨碎，然后加上一把盐，拌着红薯干吃。一天两顿饭，吃的就是这个。结果，我们同吃了三天左右，大家撑不住了。最后，有关方面就批准我们不吃派饭，从北京调来管理伙食的人员，自己开伙，这样我们的伙食就有所改善了。

山东“四清”结束以后，我们又到北京的郊区房山县继续搞“四清”。北京郊区的农民生活要比山东海阳县好，但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吃粮也很困难。1965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革”开始了。我们结束“四清”，回到北京。“文革”开始后，侯外庐先生被戴上“反共老手”的帽子，受斗诬陷。我回到西北大学后，被下放到大荔县农村劳动。“文革”十年，使我最好的年龄段在空白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