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承受着生活的艰难和乡情友谊的欢欣

问：陈老师的老家在西安东郊的西蒋村，我专门去那里探访过。你小时候那里是什么样的景象？

陈忠实：我家紧依偎着白鹿原的北坡坡根。我记忆中，20世纪50年代全村不足40户人家。村庄背后的原坡上，是一台一台的梯田，只种一料麦子。春天无疑是最富诗意的季节，麦苗的绿色呈现着起伏的波浪，荒坡上也是绿草。到6月收割过麦子，直到9月末再种麦子，大半年都是赤裸的土地。因为缺水源，收麦后种不得秧苗。山坡上是我的开心之地，给牛割草的后晌，常常陶醉在逮蚂蚱的快活之中。

家门前是灞河和不大宽阔的河川。这是养育生命的宝地，收罢麦子又种苞谷，一年两料基本保收，有灞河水的引灌作保证。

灞河在平时清澈见底，游泳洗澡再好不过，可惜我没学会浮水。

问：农村生活给你写作提供了什么？能谈谈你的家庭和你当时在农村的生活吗？

陈忠实：我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听说我的一位老爷爷（父亲的爷爷）曾经是私塾先生。而我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的农民。

农村生活，首先提供给我的是生存依托，依靠收获土地上的麦谷生存。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习惯和风俗，完全在不知不觉，又不留任何痕迹的无意识状态下完成对我的影响和传承。

我在少年时期没有任何自觉的反叛行为。在进入高中读书以后，尤其是接触了国内外的文学作品后，往往会引发我对自己生活的乡村里的人和事的反观。

我和乡村人一样生活着，承受着生活的艰难，也有乡情友谊的欢欣。

我后来进入社会，环境也是乡村。尤其是在最基层的公社（乡镇）工作了10年，还是在家乡的地盘上。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干部，走出公社（乡镇）大门，看见的就是男女老少的乡村人的面孔。我那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专职乡村干部，接触多种性格的乡村干部和群众，对家乡农村的了解和理解逐渐丰富。那个时候正是“文革”期间，我早已断了文学创作的爱好。这样反而因祸得福，我在乡村专心致志做事，做事的过程也就加深了对乡村生活的积累，倒是避免了以作家的角色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局外人之弊端。

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我预感到写作可以作为人生追求的事业来干的时候，便调离到相对比较轻松的文化馆工作，致力于写作这个人生兴趣。这时候和这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20年基层工作尤其是10年公社（乡镇）工作经历的宝贵。我甚至感到，如果没有那10年公社（乡镇）工作的经历，很难设想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是怎样一种景象，也很难设想会不会有《白鹿原》的创作。

问：因为家庭贫穷，你在中学时曾休学一年，这也导致你高考失败。这段经历，愿意给我们讲讲吗？

陈忠实：休学这件事是真，说这导致高考失败，更多的也是我当时的怨天尤人。我1962年高中毕业，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月，高校招生名额大大减少，我们班剃了光头，四个班也仅仅考取了几个人，而上一年我们学校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我名落孙山回到乡村，陷入无边无际的彷徨苦闷，那时我曾经怨天尤人：“全都倒霉在休学那一年……”以至于父亲在弥留之际，对坐在他身边的我说：“我有一件事对不住你……”父亲说不该让我休那一年学，说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20年。我浑身战栗，久久无言。

休学是在初中，我13岁那年。父母亲都是地道的农民，那一年他们实在无力承担两个儿子的学费。父亲便有了个精确计划：待到第二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三块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这样我就去学校申请休学一年。我们教务处那个女老师还对我说：“你休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我便说：“老师，没关系，我年龄小。”后来办完休学证书，她还送我，安慰我：“我同意你的打算，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猛然看见老师那双睫毛很长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迅即垂下头避开她的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处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号啕大哭。

问：后来就是按父亲的那个计划去复读了？

陈忠实：辍学后，我与家庭一起抗拒着穷困的生活。我抱着不满周岁的妹妹在村里村外游荡，逗逗小动物，在树荫下、灞河边回忆着自己在学校的快乐时光，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有一天，乡里的书记在村里碰到了抱着妹妹的我。了解情况之后，书记发火了，认为新社会让贫农的孩子失学，实在是本乡土的耻辱。他立即与中学校长通电话，要他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复学。后来减免了一些学杂费，还给了助学金，我就复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