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付出全部苦心和苦力弥补先天的不足

问：高考失败后，你回到村里当上了民办教师。是不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你选择要走文学创作这条路？

陈忠实：我在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文学作品，尚不知世上有“作家”和“小说”。在初中二年级喜欢上了文学。当时阅读《三里湾》，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人生中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也就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画卷。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激素，跃跃欲成一番事业了。父亲自幼对我的教诲，比如说人要忠诚老实啦，人要本分啦，勤俭啦，就不再具有权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这些美德的规范，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事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坚韧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父亲对我的人生安排很实际，要我念点儿书，识得个字、算个数儿不叫人哄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种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农业是最合适的。开始我听信他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我不能像阿尔青（《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里面保尔的哥哥）那样，过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

大约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想搞文学创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但到了1962年，我高考名落孙山。我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很使一些供孩子读书的人心里松了劲儿。我成了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我的压力又添了许多。回到乡间，除了当农民种庄稼，似乎别无选择。痛定思痛后，我决定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选择自修文学。

人获得知识，最理想也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缺失了这个条件的我，只能选择自修，同样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知识，只是比正规的高等教育的途径更艰难许多。我阅读过中外一些作家成长道路上的文章，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文学上有重要建树的人当中，幸运儿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要想比常人多有建树，多有成就，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劳动，要忍受难以忍受的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有了这种从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经验，我比较切实地确定了自己的道路，消除了过去太多的轻易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静下心来，努力自修，或者说自我奋斗。

我那时给自己订下一个目标，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学”领到毕业证了。为了避免太多的讽刺和嘲笑对我带来的心理上的伤害，我使自己的学习处于秘密状态，与一般不搞文学的人绝口不谈文学创作的事，每被问及，只是淡然回避，或转移话题。即使我父亲也不例外。我在爱上文学的同一时期，就知道了人类存在着天才的极大差别。这个天才搅和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应，就是越来越清楚地确信自己属于非天才类型。尤其想到刘绍棠戴着红领巾时就蜚声文坛的难以理解的事实，我甚至悲哀起来了。我用鲁迅先生“天才即勤奋”的哲理与自己头脑中那个威胁极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而终于坚持不辍。如果鲁迅先生不是欺骗，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所能付出的全部苦心和苦力，以弥补先天的不足。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到1965年春天发表了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提前一年多实现目标。这篇文章的发表，首先使我从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来，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我仍然相信我不会成为大手笔，但作为追求，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音了。我确信契诃夫的话：“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我不敢确信自己会是一个大“狗”，但起码是一个“狗”了！反正我开始叫了！

1965年我连续发表了五六篇散文，虽然明白离一个作家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可是信心却无疑地更加坚定了。

问：后来你在基层公社工作了十年，当过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回首这段经历，你觉得有哪些事情让你难以忘记？

陈忠实：我是1968年末临时抽调到公社。此前中央文件指示刚刚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搞一个中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我所在的那个不过万人的公社，竟然清理出来几百个“阶级敌人”。年末又有中央文件指示，要对被清理出来的“阶级敌人”落实政策，便抽调出七八个公社下属的中、小学教师组成专案组，公社领导做组长。经过近一年逐村逐单位一个一个落实定案，过程且不赘言，结果是没有定性一个“阶级敌人”。原因很简单，取消了造反队的多个村子，潜存的派性更难消除，那些被当作“阶级敌人”拉出来的人，多是派性的受害者。

紧接着一个中心工作，是恢复各个村子里被“文革”造反派搞瘫痪了的党支部，难度也很大，主要障碍还是派性。费时近一年，把多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建立起来，最后是公社党委的建立。这项工作结束，我和另一位中学团委书记留下来在公社工作。我之所以被选在公社协助工作，我想主要原因是文字能力，为领导写讲话稿，写年度或阶段工作总结等。领导留我时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很斟酌地肯定留我的原因，把握政策较稳当，人还可靠。

直到1973年，我才正式调入公社，解决了公职。因为我在公社里是最年轻的干部，也因为有了四年多的农村工作实践，此时“学大寨”运动已成为公社持久性的工作，我总是被安排到重点工程去完成任务，我也乐于干实事。我曾协助一位主管农业的公社领导，在原坡缺水地区建设小型蓄水库塘，使每个生产队都有了多少不同的水浇地，曾经被上级推广过经验。我独立搞过两次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一次是在麦收后和种麦子之间的两个月时间里，完成800亩跑水跑肥的山坡地改造为平整梯田。这些被改造的平整梯田，至今也是一劳永逸地发挥着效益。又一次是在为家乡灞河修筑了8华里河堤，得到上级拨款资助，临水面有水泥板护贴。从先一年入冬动工，到第二年发生涨水之前完工，这条可以对开汽车的河堤修成了，30多年来再未发生过灞河涨水冲毁农田的灾害。这两项较大的工程，都发生过平均摊派任务的问题，然而那个时候却不犯政策之忌，后来不久被纠正了。现在在个体生产的乡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我在这里有自我表彰之嫌。

我在乡村工作中接触了多种人，也了解了乡村，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方便，却是当时没有想到的事。

问：那这段时间在坚持创作吗？

陈忠实：“文革”期间，我基本不再想文学创作的事。后来到公社工作，就专心于乡村与农民打交道的事了。到“文革”后期，一些文化艺术单位恢复工作，偏重于鼓励“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我是被激发起来的一个，我才发现文学创作的喜好没有消亡。然而我很清醒，文学创作当不得正事干。我只是在有闲而且可以相对清闲一段时间的情况下，便写上一篇。4年写过4篇短篇小说。我把这种写作自我定义为“过瘾”，过一回文字表达的瘾。

我在新时期文艺复兴的1978年冬发表了短篇小说《南北寨》,1979年大约写了十余篇小说，其中《信任》获得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

问：《信任》这个小说，好像你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它对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陈忠实：这篇小说的发表无疑给我以最真实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自信。说来话长。1979年初夏，我去刚恢复不久的陕西作协参加会议。会议即将结束时，陕西日报文艺部的吕震岳先生来到我住的房子，约我写篇小说：“你以前的几篇小说我看过，很不错，有柳青味儿。”我便应诺下来。我那时候的心态刚刚调整过来。三年前的1976年春天，刚刚恢复的《人民文学》约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写作笔会，我写了一篇适应当时反“走资派”的小说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引起较多反响。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在一切领域里的拨乱反正，我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巨大欢欣与在写作上的失挫，形成剧烈的心理冲突，直到1978年的冬天，仍然陷入在真实的又不想被人原谅的羞愧之中。

记得我当时正在灞河河堤的会战工程中领工，我和指挥部的同志住在河岸边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里，生着大火炉睡着麦秸铺。在紧张的施工过程中，我先后读到了两篇记忆犹新的短篇小说，先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陕西青年作家莫伸的《窗口》，后是刘心武的《班主任》。莫伸比我年轻许多而刘心武和我同龄，然而都是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都是从刚刚解冻的文坛土壤里蹿出来的惹人眼目的新苗。我读着这些优美的小说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失挫，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便把全部激情都转移到我所指挥着的河堤工程上。

直到这个工程完工的1978年秋天，我便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正是在我刚刚涌起新的创作激情时，我遇见了吕震岳，他向我约稿，我十分珍惜。那篇反“走资派”小说所产生的对我的看法，仍然是我的神经最敏感的因素，因而对那些依然还约我稿的编辑，更多的是一种被信赖被理解的感遇之恩了。想着应该尽力写好一篇小说送上，不致使这位初次见面的长兄失望。然而正在构思中的一篇小说篇幅较大，原计划给《人民文学》的，不怕长，便想着写完这个短篇之后，接着为陕报老吕再写，7000字是一个不能突破的限制。这时候，接到吕震岳一封信，信皮和信纸上的字，都是用毛笔写的，字很大，虽称不得作为装饰和卖钱的书法，却绝对可以称作功夫老到的文人的毛笔字。内容是问询稿子写得怎样了，一月过去了怎么没有见寄稿给他。我读罢便改变主意，把即将动笔要写的原想给《人民文学》的这个短篇给老吕，关键是怎样把原构思的较大的篇幅压缩到7000字以内。如果就结构而言，这个短篇是我的短篇小说中最费过思量的一篇，及至语言，容不得一句虚词冗言，甚至一边写着一边码着纸页计算着字数。写完时，正好7000字，我松了一口气，且不说内容和表现力，字数首先合乎老吕的要求了。这就是《信任》。

这篇小说写一位挨整受冤的农村基层干部，以博大的胸襟和真诚的态度对待过去整他的“冤家仇人”，矛盾甚至很尖锐。写成后我又有点踌躇，当时正是伤痕文学如苦水怒潮般汹涌，控诉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社会生活中亦是平反冤假错案刚刚激起社会各阶层强烈反应的普遍性情绪，围绕着“四清”运动的矛盾，农村社会的新矛盾和社会心理也很尖锐和复杂。这篇小说以这样的人物出现，会不会引起误解？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带着稿子去找老朋友张月赓，当时部队作家丁树荣也在，他们看后说我的担心以为是多余。丁树荣正好还要去找老吕，就替我捎带上稿子。

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的是，由丁树荣把稿子捎给老吕之后，我就到西安北郊的一个生产队参加夏收劳动去了。按当时干部下乡的习惯，自行车后架上捆绑着被褥卷儿，车头上的网袋里装着洗漱用具。大约十天或半月的下乡期满回到郊区文化馆里，《信任》已经发表多日，我在紧如救火的夏收劳动中尚不得知。回到馆里之后才看到发表《信任》的版面。“信任”两字是某个书法家的手书，有两幅描绘小说情节的素描画作为插图，十分简洁又十分气魄，看着看着就觉得眼热。这是我第一次在陕西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但不是处女作，此前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小说、散文在杂志和报纸副刊上发表，按说不应该有太多太强的新鲜感。我不由自主的“眼热”，来自当时的心态和更远时空的习作道路上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