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把独特的体验充分展示，大约就是创造

问：《白鹿原》刚刚出版时，洛阳纸贵，书店很难购得。能给我们谈谈《白鹿原》当年热卖的情况吗？

陈忠实：要说当年《白鹿原》热销的事，在我既有恍若隔世又有如在昨天的感觉。应该感谢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们在1992年第6期《当代》上看到《白鹿原》书的前半部分时，便决定播出，于1993年春天一前一后播出，听众反响很大，无疑是最好的宣传。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白鹿原》出版前，只在《陕西日报》发表不过200字的消息，告诉读者关于《白鹿原》在《当代》发表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的时间，再没有任何的宣传手段，更说不上炒作。到1993年8月初，《白鹿原》在西安上市时，新华书店约我为读者签名售书，正值西安酷暑时月。我赶到书店门口时，看到排着望不见尾的购书队列。从早晨8时许签到中午1时，简单吃过午饭接着再签，直到下午5时左右收场。这是我平生签名时间最长、签得最多的一次。我不仅不感觉疲劳，反倒感觉在乡下祖屋从构思到完成这部小说的6年时间里所聚集的期望，在这一天完全实现了。

此后热销恕不一一叙说，倒是可以列举印刷数字来看看当年的情景，初版初印不过14850册，这是全国征订数字，接着便5万册再10万册连续印刷，到年末大约连印七八次。盗版书是在《白鹿原》书面世不到半月出现的，随之便摆满了大街小巷的个体书店，包括街头书摊，也包括国营书店。那时候我常为找上门来的热心读者签名，在我接待签名的书中，各种盗版本约占七成。起初我坚持不为盗版本签名，后又想到读者是无辜的，我便改变态度照签不误。我前后大约收集到20余种《白鹿原》书盗版本，乃至我的所有中、短篇小说的盗版集子。

令我更为欣慰的是《白鹿原》的常销。进入新世纪的10年，几家出版社出的几种版本的《白鹿原》书，每年都在印刷，通常在五六万册。据说印刷量较多的一年，大约十余万册，起码证明读者尚未厌倦这部小说，这是我最为欣慰的事。

问：《白鹿原》的成就不言而喻。很多文学编辑都说，《白鹿原》是中国当代小说丛林中的一棵大树，是文坛上一座风光无限的高峰，将流传百年。对于这部作品的广泛影响，你自己怎么看？

陈忠实：我不敢设想100年后的事。依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简直不敢设想20年后的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是怎样一番景象。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影响的是人的物质生活质量，也影响更广泛的人群文化教育的提升，人的审美和情趣必然会发生很难预料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我曾为自己买了一辆可心的自行车而兴奋不已。现在即使一个乡村青年也不会对任何名牌自行车感兴趣了，买汽车已司空见惯，更要看牌子。

我还是幸运的，《白鹿原》书出版20多年了，读者还愿意买它读它，近十年仍以每年五万到十余万册的销量继续印刷发行，我已很欣慰了。起码可以说明，现今的读者还没有舍弃《白鹿原》。再过许多年后，读者还会不会问津《白鹿原》，在我真是不敢奢望的事。

问：你在《白鹿原》的题记上写了一句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出来后，评论家们说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你怎么理解巴尔扎克说的“秘史”这两个字？在《白鹿原》的创作里如何实现了史诗的写作？

陈忠实：在我理解，秘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正史是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确切而又可资信赖的历史。秘史当为正史在这个民族的男女人群心灵上的投影，以及引发的各个不同的心理裂变，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的破碎、颠覆，以及完成新的心理结构的平衡。这是一个痛苦的剥离过程，也是精神世界完成更新的过程。其中的痛苦和快乐，不是个别人的偶然事象，而是整个群体普遍发生的事。既然是精神和心理世界发生的裂变，就不会像正史考证史实那样判别是或非，而是纷繁和多样，不同阶层乃至同一阶层的人，都会有各个不同的心理征相，更多地呈现着一种心灵的隐秘。小说大约就是揭示那种隐秘的。巴尔扎克把它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我是在《白鹿原》书接近完成时，读一篇论述巴尔扎克创作的文章里获知的。许是这句话正好切中我正在写作的《白鹿原》的意旨，许是又暗含着我当时的写作心态，所以竟然一遍成记，到写完《白鹿原》书要送出书稿时，便把巴尔扎克这句话题在书前。由此可见，我在构思和整个写作过程中，尚无明确的秘史这个概念，只是我对20世纪前50年的白鹿原地区的生活体验和思考，暗合了秘史的意蕴。

关于史诗，这是《白鹿原》出版后的一些评说。在我至今依旧不敢领受这样的好话。我可以坦白地说，在《白鹿原》从构思到写作完成的6年时间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史诗的事。我要把史诗一开始横在脑袋里，肯定压得我就难以写作了。我说过“想为自己造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的话，完全是为着大半生不能舍弃的写作兴趣，自然是面对自己的。我那时的心思只集中到一点，把我已经发生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体验表达出来，以一种新获得的艺术体验去实现，不要因匆促非文学因素而留下遗憾。

问：《白鹿原》应该是你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了，能请你谈谈创作《白鹿原》的技巧吗？你如何保持了那种大气、顺畅的感觉？

陈忠实：回想起来，在这部小说的构思和创作过程中，我几乎没有想到过“技巧”这个词。我竭尽全力着意在作品人物，前面已涉及到这个问题，即每个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能否准确把握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在白鹿原社会的重大事变中所发生的异变，才是外在性格的内在基础，它不仅呈现人物性格的差异性和生动性，更注定某种性格的合理性和可信度，且不敢想典型性。我把绝大的用心花在这方面了。自然还有情节的安排，也是循着人物心理结构变化的动向，给每个人物展示心理动向的一个恰当的机会。恰当在于合乎情理，却也可以偶然露出意料不及的横空一现。我在写作中常常斟酌，不同的心理结构的人物在其重大或者细微的情节里，写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恰到好处，什么情境下要不惜笔墨充分展示，什么情境下戛然而止，不赘一词一句才不留下画蛇添足的蠢事，全在一种自我感觉中完成，很难用技巧的术语规范作量化的伸或缩。

同样出于着重在作品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的把握，我几乎没有明确给自己规范要写得“大气、顺畅”。在我对小说创作的体验而言，一部或一篇小说呈现的风貌，大气或者秀气，顺畅或者晦涩，制约性因素是作者要写的人物的精神品相所决定的，不是不管不顾人物而要独出心裁追求某种表达形式。自然还有人物生存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也是决定作品气象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甚至决定作家对语言的选择。我是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得到启发的。鲁迅小说的每一部，无论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其气象风貌不仅不雷同，而且独成一景。《狂人日记》的气象和祥林嫂的生命气场各自独成风景，这是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所决定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直接影响到作家的语言选择，即必须找到一种最切合人物性情的语言。同样是鲁迅给我以启发，不可设想用写阿Q的语言再写狂人，更不可能写祥林嫂。鲁迅的散文，同样呈现着不同的语言景象，也是先生不同时期不同心境的语言形态。

准确把握要写的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寻找一种适宜表达这种形态的方式，包括语言，才可能使作家把独特的体验充分展示。这大约就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