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尽我有限的能力做了一些事

问：贾平凹老师曾提到你们当年曾经组织了一个“群木”文学社，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包括你在内的陕西8名知名作家当年曾经成立了一个影视创作的工作室，能否请你谈谈跟你同时代的，以及后来的这几代作家的交往。

陈忠实：这个话题太宽泛了，待有机会时专门说这个话题。仅说你提到的二三事。

1980年初，我在家乡灞桥区文化馆做群众文化工作，业余搞创作。文化馆的业务上级是西安市群众艺术馆。市群艺馆专事辅导文学创作的干部，很关注本市几位写作的青年作者，便有意把这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互相切磋，交流心得，互相促进，再得提高。他先找到贾平凹再找到我，大家都赞成，而且贾平凹已提出一个“群木”作为文学社的名字，并有解释，一群幼树互相拥挤，竞争竞长，志在天空。我当即表态赞成，善哉！并尤为欣赏“群木”的社名和意蕴，树木成片成林便会竞长，前途在广阔的天空，互不伤害。天空是既能容纳杨树柳树吸收阳光造成自己的风景，也能容纳槐树椿树吸收阳光造成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致。

文学社成立后，我大约参加了两三回聚会。问题发生在我住在灞桥古镇，离城较远，公交车下午6时就停运，安排在晚上的活动就没有机会参加了。那时候没有经费，没有会场也没有餐费，更没有交通工具，我损失了不少交流机会。

影视工作室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的，以著名编剧张子良和杨争光牵头，我是一个不会编剧的成员，充数而已。

同代作家接触太多，待有机会时说；不然，篇幅太大了。

问：你当了十余年作协主席，这与你当初不愿为官的初衷相悖吗？我们知道，你在任期干了很多大事，做这些事是否影响了你的创作？

陈忠实：其实也不相悖，人在一种意料不及的环境下，是会从一种别的角度选择取舍的，我即一例。早在陕西作协换届前两年已经内定路遥为作协主席人选，我当时还在原下老家写《白鹿原》的书稿。我完全赞成路遥作为未来的主席。我曾在此间两次给领导写信，坚辞推卸将我安排到另一个文艺团体做党组书记的意向。我那时倾心于写作，《白鹿原》尚未完稿，行政级别的升迁对我确实诱惑甚微。不是我清高，我向来未曾表白过自己清高的话。自1982年末成为专业作家，我就意识到已经进入人生的最理想境地，同时也意识到，能否写出较好的小说，全在自己的本事了。不然，连怨天尤人的理由也没有了。我因此而回到原下老屋，就是为了能专心于写作的探索，致志于从少年时期发生的至今不能舍弃的文学爱好。专心致志于写作爱好，有别于一般的清高。

正在筹备陕西作协换届的时候，路遥却病倒了，竟不治而谢世了。陕西文学界及至社会各界，都深为这位富有才华的中年作家惋惜不已，同时也把作家普遍存在的生活窘困的事情暴露出来。陕西作协办公院里的房子，墙倾屋漏，人们开玩笑说这是拍《聊斋》鬼狐影视最好的外景地。希望改善作家生活和办公环境的呼声高涨。大半年后换届，我被推上主席这个位置，没有拒绝，确实也是被那种希望改善生活和办公环境的热切议论所感染……至于做了什么事，已成过去，恕不一一列举。

至于体会，一言以蔽之，我尽我有限的能力做了一些事，也有当做而未做成或未做完满之事。我向来不说是否影响了我的创作的话，尽管这是经常被问到的话，我都不敢说是，连默认也没有。确实的事实是，我的写作兴趣由小说转向散文，竟许久都难以再转回小说创作。

作家当官，肯定有利有弊，而且个人的利与弊又各不相同，难能一概而论。我对此事缺乏用心，难以判断。我做了一些事，很难称大，多为文学范围的事，也有跑门子要钱的事，更免不了一些应酬场面的事。事已过，不足赘述。向来不说影响创作的话，如前面所答。

问：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脱离时代。那么作家该如何反映今天这个时代？

陈忠实：每个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每个作家对这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每个作家都在寻找反映这个时代的真实的而又只属于自己的句子。每个作家的大脑里都有一方独立的秘而不宣的艺术天地。只有在展示出某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答案，哦，这个家伙竟然如此独出心裁。

如果有一个大家都可以适用的“反映这个时代真实”的途径，那么100个作家写出的作品就会是一副面孔。况且，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段，也会发生新的体验和另一种表达方式。

依我的阅读感受，富于创造意义的小说，不同的作家各有自己的叙事策略和叙述方式，叙述的故事都发生了“引人思考、感慨、共鸣、震动”的艺术效果。譬如《悲惨的世界》《无名的裘德》《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等。如何把自己业已成型的故事讲出来，能够让读者发生“思考、感慨、共鸣、震动”的阅读效果，每个作家都得费尽智慧，不惜险招和奇招，力求达到那样的艺术效果，这就是创作。也就是创作的意义。

问：在这样的时代，创作者们应该坚守什么？如果需要放弃的话，应该放弃什么？

陈忠实：就我的印象而言，中国现时的长篇小说，都在叙述着当代和古老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一些无故事无情节甚至无人物的号称“三无”的小说，领一时风骚，却不是缺乏耐心讲故事，而是寻求一种新的表述方式的探索，近年间几乎不见“三无”作品了。从中国传说中的黄帝到封建帝制的瓦解，许多历史人物和大的历史事件，几乎被当代作家都写了，仅以陕西而言，我看到名气不大的一位黄陵县的作家出版了写黄帝的小说，孙皓晖先生出版了11大本500万字的《大秦帝国》。辛亥革命到共和国成立，解放后的新中国到时下，各个大的历史变迁的时段和平民生活，数不清被多少作家写过了，现在依然兴趣不减，继续在写。

这些小说大都有动人的故事，许多历史小说的故事惊心动魄。我便觉得当代作家不仅更有耐心讲故事，而且在历史和现实的故事中，努力开掘不同风格的意蕴，常常给人启迪。

同样，我说不了应该坚守什么又放弃什么。这是作家个人思想探索、艺术求变的个性化选择。我只是毫不含糊地相信，每个作家都在努力探索，以求艺术创造的新境界，必然会坚持自己信奉的东西，舍弃不再感兴趣的东西，追寻自己需要的东西。

问：写作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但我身边也有一些文学朋友，埋头写长篇，养活自己都快成问题了。不知道陈老师当年写作的时候有没有碰到生活上的困难？

陈忠实：我在《白鹿原》书写到一半的时候，经济压力凸显出来，三个孩子读书相继进入中学和大学，学费也较猛地涨起来。再加之集中写作《白鹿原》，没有写中短篇小说，基本断止了稿酬收入，仅凭当时的100多元工资收入，就发生了难以支撑的困境。给我以榜样力量的是杰克·伦敦。我此前读过一本写他传记的书《马背上的水手》。其中写到一个细节，杰克·伦敦倾心致志创作小说，作品却难以出版。美国没有政府出资供养的专业作家，似乎也没有谁愿意资助他的小说创作，常常闹到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的断顿儿困境。他的唯一财产是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便送入当铺，换几个买面包的钱继续伏案写作。他的一部小说好不容易被一家出版社看重，仅出价10美元买断版权。杰克·伦敦尽管明知被坑，仍然接受了。他要的是作品不再积压这种结果，终于有了面世的机会。他拿着10美元赎回自行车，把剩下的钱全部买成面包，继续写作。一个只能吃干面包的杰克·伦敦，是不敢想营养成分的，更遑论其余物质需要了。他再发生断顿儿时，又把自行车送入当铺，换几个买面包的钱。直到他的作品发生畅销，出版商以十倍百倍的版权费争购他的新作的景观出现，一个杰出的作家杰克·伦敦在美国出现了，自然不会只啃干面包了。

当时我尽管发生经济困难，但比杰克·伦敦好到天上了。我不愁饭吃，是比单一的干面包好得多的面条，一月可以吃两次肉，改善生活。直到《白鹿原》出版，初版领到1万元版费，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

我说的杰克·伦敦的事，以及我的困窘，都是陈年老话了。当今世界，多方竞争日见激烈，环境和人心也是今非昔比了，喜欢写作和挣钱过日子的矛盾却依然困扰着尚未发达起来的作家，相信他们各自都会找到较为适宜自己生存，而又兼及创作爱好的途径，至少不至于弄到杰克·伦敦当自行车买面包的困境。

问：前些年你曾资助过一个诗歌写作者。我想是不是有一个生存与写作的关系处理的问题？

陈忠实：我较少接触诗人，但听说过诗人的困境。诗歌在近年间很难形成热诵的现象，当年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被整个社会诵读的动人情景，再没有发生过。我听说诗歌集出版甚难，也能想到单凭写诗的稿酬很难过日子。艰难可能在年轻诗人群体里比较突出，因为年龄稍长的诗人大多都有职业，也就有一份稳定收入，起码生活不成为问题。据说不少年轻诗人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也难保证，收入就发生时紧时松的情状。我能想到的办法，先兼一份工作，有保证基本生活的收入，把写诗排在业余。其实小说作家也多是这样，靠写作不能养家糊口的时候，就得先找到能养家糊口的途径。写作——无论小说或诗歌——暂且先放在业余操练。发展到靠写作不仅可以养家，而且收入甚丰的时候，自然就以写作为专业了，且不需谁批谁。听说欧美的作家大都如此。仅供参考。

在经济社会如何去求得生存和写作的自由，主要是中国的写作者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和运行日渐凸显出来。西方国家一直运行的是市场经济，作家们从来面对的就是靠写作能否过日子的问题，靠写作的收入不能养家糊口，自己就会找到可以挣钱过日子的各种社会职业，把写作的爱好摆到业余，这是无需谁教谁的本质性选择。

我在美国乘火车时看到一种景观，火车站有小小的售书台，许多乘客扔几枚硬币便选一本便于口袋装进的很小的书，上车后便坐下读，到站后就顺手扔到车门旁的一只桶里。据说那里有不少专写这类供乘客解闷的随读随扔的书的作家。然而，并不担心杰克·伦敦为了不吃干面包而选择这类书的写作。

经济利益肯定会趋使一些人进入“媚俗”写作，但不会是全部，也不会是大部。在我理解，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决定着作家写作笔头的指向，不完全是经济利益的趋势所能决定。我相信对历史或现实生活有独特的深刻的体验的作家，肯定不会放弃此而改辙追彼。自然，有许多写作娱乐性的读物的作家，也无可厚非，既是这些作家的兴趣和特长，社会也需要这样读来轻松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