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晨洋：时刻听从组织安排

洪晨洋，1948年10月起在四明山游击区负责《四明简讯》的电讯工作，1949年6月进《浙江日报》工作，1958年调入刚创办的杭州大学新闻系，任新闻系秘书，1962年调省委统战部工作，“文革”期间调手工业局（后为省二轻集团公司）工作，直到离休。

问：请你先谈谈你的经历好吗？

我是宁波定海人，1927年出生。我的祖父是个地主，爸爸是个职员，我在“文化大革命”也是吃了苦头的，我不属于无产阶级出身，不过审查来审查去没东西，家里是家里，我是我，而且我年轻时候就开始工作了，经过多次审查没有问题，我还是保持了原来的工作。

小的时候接触一个同学，同学姐姐是地下党，她说我这个人是可教育的，经常和我联系。后来我和她在定海一个“植云小学”当小学教师教书，小学校长是我们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叫胡阿棠。后来因为我们地下党活动很多，比如与群众联系搞夜校，搞电讯班，为四明山提供人员，所以被国民党发现了，把我们一个同志抓走了，我们党支部决定有关人员撤退，先到宁波再进入四明山。那时候是在1948年10月，我在四明山游击区负责在《四明简讯》中发电报，里面的头头叫梅寒白。后来很快就分开了，因为工作需要分成两个队伍，我进入另外一个队伍，头头儿叫徐严，还有一个后来到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同志叫周青，在山坳里搞工作。

1949年6月，我们从四明山下来就进入《浙江日报》了。那时候浙报刚刚创办，报社中大多数人员是南下的，也有一部分《东南日报》的人员留下工作，有几个人挺勤恳的，我们很重视他们，他们工作也很好的，比如谢狱、严芝芳、方福仁等等，我印象都很深。

问：你后来是如何去了杭州大学新闻系的？

我在《浙江日报》里工作了好多地方，刚刚进入是在电台，搞的时间不长，后来去印刷厂当政治指导员，两男一女，他们是正的我是副的，主要是组织会议，搞一些文娱活动唱一些革命歌曲，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后来我去人事部门具体管《报人生活》的出刊，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去编辑部的农村报道组，完了以后又去党的生活组，最后在《浙江日报》编辑部资料组当组长。

1958年组织上告诉我要办新闻系了，新闻系嘛跟新闻有关，省委要求浙报来办新闻系，浙报需要配备力量做这个事情，所以出于工作需要领导派了我和《浙江日报》的办公室主任于光过去，人事关系也转过去了，编制也属于杭大的了，我做新闻系的秘书工作，于光是头儿了。

问：当时新闻系的教师的来源怎么样？

开始的时候于光带着我一起到上海复旦大学去请新闻系的教师，那时候请了姓吴的教授和讲师朱振华，还有几个助教一个姓陈，一个姓丁，一个姓华的，华祝考，教师队伍就是这样慢慢组成的。当时的系主任是于光，后来上面派来一个女的来当系主任，叫李文放；总支书记叫陈树棠，还请来一个孟还。当年还有资料员倪凤英。系里成立了两个教研组，一个叫做新闻理论教研组，一个是新闻业务教研组。新闻系招生对象都是各个地区县市报社的在职干部，因为1958年是大跃进的形势，各地都在办报，缺乏新闻工作人员，专业业务知识缺乏，需要培训。我们那时候学生叫做在职调干生，学制两年。新闻系就这样开始办学。

问：新闻系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在新闻系我本来搞秘书工作的，主要是了解学生情况，系主任说要开会了，我就通知召集一下会议，别人搞支部活动我会去参加，听听他们的内容，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两年后又叫我搞新闻业务，做新闻业务教研组的组长，真的是滥竽充数啦。我自己真的不懂，我是初中没有毕业的人啊，被推上讲台讲新闻业务的课。我上什么课呢？我只能东看看西摘摘，一边学习一边备课。在新闻业务方面也做了一些东西，懂得了一些东西。我的一批老同学都知道我这个水平，反正我上课都是被逼着上的，没办法的，他们也都理解我的情况。教材具体怎么弄我不知道。

我知道自己一点水平，初中没有毕业，思想很单纯，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不懂我就学。至于个人什么理想，当时是没有的。那现在回想起来，办这个新闻系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要有一定的教师资源，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的质量，我们当时请来的讲师、教授和助教都是尽力的，不过学生意见还是有的。对这个复旦调来的朱振华老师好像有点意见，他年纪比较大，学生反映他水平不怎么样。但从当时来看，总体都是还可以的，总比没有新闻知识的人好一点吧？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要求。

问：当时学生的情况如何？

那个时候学生政治素养很好，业务水平比较一般，因为都没有经过专业学校的学习，多数都是半路出家的。那个时期我们这辈人，党的需要就是我们自己的志愿，党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自己没有什么想法，即使自己有什么想法也不太可能去做的。我们这些学生年龄与我相差无几，我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人，想当年的学生现在也差不多这个年龄了。学生学习都是比较用功的，没有特别调皮的。

师生之间的关系一般，同学们经常以支部为单位活动，师生之间特别好没有，我们联系是有的，邬武耀、章贤采、张广富我们都合得来在一块的，谈谈心交流交流思想。

4年当中学生没有发生过大的政治问题，没有听到什么大的意见不合与争论问题，反右过程中对新闻系没有太大影响。对于章老师认为学生偏左的看法，我不这样认为的，觉得会有一点偏激而已。

问：你离开新闻系后去哪里工作了？

新闻系这样办了2届，到1962年，困难时期各方面都困难，报纸的纸张都很紧张，所以那个时候各地都想不办报了，1962年新闻系就不办了。停办后，把我调到省委统战部。统战部准备办《华侨报》，后来因为纸张紧张，《华侨报》也不办了，我就在统战部那里搞通讯工作了，分配在党派处工作，就是搞民主党派学习活动，再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了。我最后是在原来叫做手工业局，现在叫做“省二轻集团公司”的单位离休的。

总的来讲新闻系的大致发展是这样的，开始与大跃进有关，后来和整个形势有关。你说政治运动当中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没有弄到我们新闻系里来，年轻人组织和参加一些活动是有的。我现在联系的同学没有几个，朱林我仍在联系，范育华我知道但是没有在联系，还有章贤采也有联系，有些都已经过世了，像邬武耀和台州的一个同学徐达会。

问：今天你对新闻系开办与停办的看法如何？

我没有什么想法，那个时候想法单纯，要办了就去，不办了就不办了，没有觉得可惜。当初是想过新闻系为什么不办了，后来就觉得整个形势是这样，对我个人而言无所谓。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需要办新闻系的，新闻系办起来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形势需要。如今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政策都是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制定的。你说大跃进期间如果不办新闻系，下面需要人，你怎么办？后来没有这个条件了，那就不能办了。

问：新闻系工作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对我而言是个新的工作，自己开始也有点不适应这个工作，给我的教训是什么工作都要从头学，不好好学是不行的。虽然之前我在《浙江日报》做事，有过实践，但是理论确实没有学过，这个得从头学。特别是让我做新闻业务教研组组长的时候，真的很苦的，自己一边总结实践中得到的知识，一边要学理论，边学边干对付，我一辈子都没有再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这个工作与其他工作不一样，你要上台讲的，新闻业务这个东西吃进去要吐出来的，反映你的水平。

（何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