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卜筮与人之自我异化

一提起卜筮，我们往往把古人估计得太低了，动辄以迷信愚昧的行为目之，不屑一顾。其实从古文献来看，古代卜筮专职人员均为专家兼高级知识分子，绝非后来之江湖术士可以比拟。人遇到特殊情况，自己智慧有限，对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犹豫不决，即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均等，或利弊相当，也就是主观估计成败概率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此时往往难以决断。这是人之常情。卜筮乃于此时此际显示其作用，即人需依靠卜筮之力量以资鼓励，增强自己的信心，或阻止自己盲目贸然的行动。《礼记·曲礼上》即言占卜所以“决嫌疑，定犹与”（即犹豫）。《左传·桓公十一年》记鬬廉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没有疑惑，是用不着卜与筮的。《尚书·洪范》：

……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首先是“谋及乃心”。先人谋，后鬼谋，然后才是一整套的决断方案，并不全按卜筮行事。即令对于卜筮、对于所谓兆象的解释，专家们往往是借此作理智的分析，且多有意见不一之时，怎么办？“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少数服从多数，可称占卜选择法。

古代卜与筮后，其事既毕，复追踪休咎之验，都有记录存档。殷墟甲骨卜辞，即殷王朝之卜事记录。筮人亦自有筮事记录，古籍中亦有明证。《周礼·春官宗伯·占人》:“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即谓将筮事系之于帛，岁终，则统计其占之命中率。可见卜筮之书亦自与统计学有莫大之关系，亦可视为人之生活经验的总结。其实人在心灵深处，并不完全视卜筮为神灵的启示，否则怎么会出现“龟从筮逆”（既有龟从筮逆，也必有龟逆筮从）的情况呢？难道神灵们的队伍分裂了吗？还是各有派系起了矛盾？可是古人却平心静气地对待这种矛盾现象。

卜筮之举，实是人之自我异化。东汉伟大思想家王充早已在《论衡·卜筮篇》精辟地指出：

夫人用神思虑，思虑不决，故问蓍龟。蓍龟兆数，与意相应，则是神可谓明告之矣。时或意以为可，兆数不吉；或兆数则吉，意以为凶。夫思虑者，己之神也，为兆数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为思虑，在胸外为兆数。犹人入户而坐，出门而行也。行坐不异意，出入不易情。

我们可以将王充这一创说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有关论述相参照。在黑格尔看来，人、人的本质就是“自我意识”，所以人的自我异化，也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第一个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提出“人的自我异化”思想的是费尔巴哈。他揭示了宗教的秘密在于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人借助于幻想，把自然和自己的本质神化，变成脱离自身的上帝，然后又受它支配，向它顶礼膜拜。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写道：“上帝是分离了的、分开来的、最主观、最独特的人的本质。……人越放弃他的主观性、他的人性，上帝就越是主观、越有人性。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人放弃了的自我，不过它马上又把它收回来了。”

对比之下，早一千几百年我国王充的话更为豁达而生动。在《卜筮篇》里，王充搜集古代反异化的例子并加以论证，说明人若智慧有余，毫无疑惑，自可断然采取行动，而视卜筮之占为乌有，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如：“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

又如：“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

王充并于此论之曰：“周多子贡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诡论之才，故睹非常之兆，不能审也。世因武王卜，无非而得凶，故谓卜筮不可纯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专。”

《左传》固多宣扬卜筮灵验之例，但反异化的例子也不少。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晋楚此战，晋果获大胜，如子犯占。

仰面朝天，被伏在身上的人啃着脑髓，竟是“得天”，而伏在上面的人反而是“伏其罪”，真可谓极诡辩之能事。但这种“精神胜利法”对晋文公重耳的畏难情绪，却起了振作的作用。其实，太公、孔子、子犯等其智本足预料吉凶，故无视卜筮之作用。至于王充所云“略以助政”，即利用迷信作为手段来增己之威或鼓人之气，古书中更可以找到无数的例证。

《庄子·田子方》：

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终而释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乘驳马而偏朱蹄，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则卜之。”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

庄子揭穿了文王假造梦境助政的把戏。这与《尚书·说命上》所载：“（殷）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因以傅说为相，显然是同一手法。

人把异化出去的一半自我又收回来加以利用。《荀子·天论》云：“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大略》篇云：“善为《易》者不占。”皮锡瑞曰：“此以当时用《易》者，专为占卜，不知天地消长、人事得失，无不可以《易》理推测，故曰‘善《易》不占’，以挽其失。”

荀子的“以文之也”（即起文饰作用，亦即王充“略以助政，明己不专”之意）的思想为神道设教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不仅统治者利用，即许多农民起义领袖亦多利用神道设教举其大事。“以为文则吉”的思想确有其高明之处，前于荀子的殷高宗、周文王都懂得这个道理，并利用之以顺利达到既定之目的。后世更不用说了。如宋狄青征侬智高，则利用神道大鼓士气：“南俗尚鬼，狄武襄征侬智高，时大兵出桂林之南，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与神约：果大捷，则投此钱，尽钱面。’左右谏止：‘倘不如意，恐阻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而挥手，倏一掷，百钱皆面。于是举军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帖钉之，加以青纱笼，手自封焉，曰：‘俟凯旋当谢神取钱。’其后平邕州还师，如言取钱。幕府士大夫共视，乃两面钱也。”桂林路险，士心惶惑，故假神道以坚之。冯梦龙所编《智囊补》卷18将此条收入《术智部·权奇》类。

狄青诡谲的智术，对于克敌制胜无疑地起了积极作用。但说到底，毕竟是欺骗行为，一种愚弄人的勾当。不过，笔者以为，狄青的士兵即使事后得知原委，也一定甘愿受他们的统帅的愚弄，因为毕竟打了胜仗啊。他们甚至只会有惊异钦佩的情绪，而不会有被耍弄的感觉。这从狄青没有把这一秘密保守到底可以推想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