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主要内容（2）

二 第四版序言

1891年的第四版序言，除了说明对旧版进行修订和补充的原因外，恩格斯主要评述了巴霍芬、麦克伦南至摩尔根有关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批判了英国沙文主义者对摩尔根的错误态度，肯定了摩尔根的历史功绩。因此，该版序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写作该版序言的原因；第二部分阐述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在家庭史方面的研究状况。

第一部分包含序言的前三段。《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曾谈到对待文本和理论应该随时随地以当时的时代条件为转移，在该版序言中，恩格斯同样秉持科学的学术态度，指出自1884年之后的七年间，人们“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13]然而，虽然人们对史前史已经有了更多认知，但是“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史前史学派，仍然尽一切可能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掠为己有”。因此，恩格斯觉得有必要将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过程在新版序言中做简要评述。[14]

所以，序言的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家庭史观点的发展过程，阐述了巴霍芬、麦克伦南和摩尔根的家庭史观点。

首先，恩格斯肯定了巴霍芬在家庭史研究上的开创意义，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其研究中的固有缺陷。“在60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这一时期，历史学仍处在“摩西五经”（《圣经·旧约》的一部分）的影响下，欧洲学者普遍认为父权制家庭是最古老的家庭形式，同时还把父权制等同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后者自然就成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家庭形式。自有家庭以来它就毫无变化，因此也无所谓历史可言。除此而外，虽然人们也知道其他的一些家庭形式如“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度和西藏的一妻多夫制”，甚至还知道在一些地方存在依女性来计算世系的情况，但是“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它们”，去对待它们，甚至有人把这些现象看作“奇怪习俗”，把它们“与某些蒙昧人不许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宗教上的滑稽怪事相提并论”。[1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自从巴霍芬的《母权论》一书出版开始，人们才逐渐形成对家庭史的正确看法。

约·雅·巴霍芬是瑞士人类学家和法学家，他的《母权论》主要根据古代希腊、罗马的文献论证了家庭的原始发展形式。这一文献让家庭史研究进入科学领域，标志着欧洲家庭史研究的开端。巴霍芬在书中提出几个与当时家庭史研究截然不同的观点：（1）“毫无限制的性关系”在人类产生之初普遍存在着。虽然他指出的这种关系并非最原始的杂乱性交关系而是群婚制的痕迹，但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是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思想家，这也是他的研究弥足珍贵的原因。（2）当时人类的世系延续只能依靠女方，而不是像后来的父系社会那样。巴霍芬还指出人类最初的民族基本都是母权制，只是到了后来才转变成为父权制，这一观点，对于欧洲当时流行的狭隘的资产阶级观点即将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形式看作亘古以来就存在的东西的观点，无疑是致命的。（3）女性“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甚至“上升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这对认为父权制家庭是最古老的家庭形式的观点无疑予以沉重的打击。（4）巴霍芬发现了由群婚制向个体婚制过渡的形态。[16]

巴霍芬家庭史研究的主要缺陷就在于他总是用宗教的神秘主义来解读家庭形式的演变，而不是从现实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来理解。“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17]在这一点上，巴霍芬的观点和以往任何唯心史观没有本质差别。它们都是用彼岸世界的抽象观念来左右此岸世界的现实关系，从而以颠倒的因此在根本上虚假的方式来把握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虽然他对个体婚制之前的婚姻状态及其对母权制的伟大发现在根本上因为其“神秘主义的观点”而不可能得到明确的表述，但是，他搜集到的丰富的史料及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真实的家庭关系的发展历程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完全的革命”。[18]

如果说巴霍芬因为其语言的原因而未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其后继者约·弗·麦克伦南则在英国可谓家喻户晓。他是苏格兰法学家和人类学家，是英国官方任命的原始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被普遍认为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个领域的第一个权威”。[19]鉴于其在史前史研究方面的社会影响力，恩格斯自然不会忽略这个重要人物，就像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因重商主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给予专门讨论一样。

与巴霍芬不同，麦克伦南“不是一个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想象，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振振有词的推论”[20]，当然，这不过是恩格斯的嘲讽之词。麦克伦南在史前史的婚姻和家庭形式方面的学说大多来自于他天才般的虚构和假设。他认为在古代至近代的许多民族中存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婚姻形式并称之为“抢劫婚姻”，于是他便“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僵硬的对立”，并将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当然，麦克伦南制造出的这种对立恐怕是未经实证考察的臆造，因此恩格斯将他的这个伟大论断判定为“即使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乃至一切场合，它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象中”。至于外婚制的由来，麦克伦南的论据仍然出于想象。他根据蒙昧人中间存在的“女孩出生后立即杀死的习俗”断定正是这一习俗导致男子过剩，出现一妻多夫制、母权制和“抢劫婚姻”。[21]

当然，史学研究仅凭天才般的想象是不可能做得久远的。麦克伦南在史前史方面的权威地位主要源于他的两个方面贡献：其一，“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其二，“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22]当然在一些细节方面，他的这些论断就经不住推敲了，甚至在有些地方连他自己都认为“缺乏牢固的根据”而存在着无法周全的矛盾，毋庸置疑，这都是因为他的整套家庭史并非出自客观的史料、素材和科学的逻辑推理，而完全是根据假说人为地编造出来的。

恩格斯在原始家庭史研究中强调麦克伦南，可能更多地是出于其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考虑，以避免让麦克伦南的错误理论流毒世间。对于麦氏，恩格斯认为“他那纯粹理解错了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并且在对待群婚制的态度上他甚至比他的前人巴霍芬还要落后。[23]

最后，恩格斯着重论述了摩尔根在家庭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独特贡献。

摩尔根在1871年发表了《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探索了原始时代的婚姻制度和亲属关系。后来到了1877年《古代社会》的发表，他就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内婚制和外婚制的相互关系，并指出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并明确指出在“氏族内部”而非部落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氏族实行严格的外婚制，但是在包含该氏族的部落来看，实行的却是“严格的内婚制”。这样，就把麦克伦南自以为是天才发现的观点给彻底推翻了。[24]

摩尔根的研究为史前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这主要是通过对印第安人氏族的研究得出的。通过研究，他发现母权制是一切后来的“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原始形式”。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一发现：“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要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他认为摩尔根的研究“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25]。

在此，恩格斯还指出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史前史学家们对摩尔根所采取的不公正态度。一方面，他们肆无忌惮地窃取摩尔根的研究发现；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他尽可能地保持沉默。英国史学家们对待摩尔根所采取的沉默可能是蓄意进行的抵制行为，因为摩尔根一方面批判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同时他也像马克思那样谈论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改造问题。

最后，恩格斯指出，在《古代社会》这部书出版之后，许多新的材料被挖掘出来，推翻了摩尔根的一些假说。尽管如此，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有效的。“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甚至可以说，越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越将获得大家的公认。”[26]

三 第一部分：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

对史前时代总体状况的认知和把握是分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必要前提。为了清晰地把握主要问题，在第一部分“史前各文化阶段”中，恩格斯简要介绍了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古代社会的大体情况。

恩格斯首先充分肯定了摩尔根在史前史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指出“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还指出，摩尔根的历史分期“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要求作出改变以前”都是有效的。[27]摩尔根的历史分期将人类形成和发展的时代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恩格斯指出，摩尔根主要研究的是前两个时代及向第三个时代过渡的时期。同时，摩尔根又根据生活资料生产水平的不同，将每个时代又细致地划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恩格斯直接采取了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分期，但是“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28]这一表述，并不是摩尔根提出的，而是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概括和总结出来的。这是恩格斯超越摩尔根的重要之处。

恩格斯对摩尔根两个时代、六个阶段做了简要概括。摩尔根对人类历史作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分期，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包含着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摩尔根的分期原则，恩格斯概括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29]。

恩格斯在本章的第一部分介绍了蒙昧时代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他看来，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人类的童年”，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在这一阶段，人类还至少部分住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树上，以果实、坚果和植物的根等作为食物，从而能够在猛兽环峙的情况下生存。恩格斯指出，人类在这个阶段中，主要的成就是形成了音节清晰的语言。语言的形成对于人类形成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就已经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生产劳动中相互之间的帮助和协作的程度发展到“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时就出现了语言，同时还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使得为脑髓“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也得到发展，这些反过来又推动劳动和语言的发展。[30]语言之于人类形成的重要性在于其不只是简单的音调乃至后来的文字符号，不只是一些感性素材的堆积，相反，它是由感性素材如声音、文字等传达出来的理性的东西。简言之，语言的内核乃是理性。因此，语言的出现对于提升人类抽象的理性思维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可见，语言的形成乃是蒙昧时代低级阶段的头等大事。这一阶段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只是受制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对这一阶段的性质和状况的认知还更多地需要借助逻辑的推断。因此，恩格斯对这一时期的介绍无法做到十分详细。

接着，恩格斯描绘了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他认为，食用鱼类和使用火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并且，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自从将鱼类作为食物之后，人类就可以突破气候和地域的限制，沿河流和海岸迁徙至地球的大部分地区。新的居住地、探索欲和摩擦取火的本领，让人类有了新的食物，包括根、块茎和猎物。恩格斯强调，单靠捕猎来维持生活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专以捕猎为生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的。由于食物无法得到保证，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可能出现过人吃人的风气，并且还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中级阶段的重要性突出体现在火的使用上。因为一直以来，人类只能靠采集现成的东西为生，而火的使用则极大地拓展了人类食物的范围，使得原本很难食用的肉类可以直接为人所食用。同时，火的掌握对于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安全性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总之，火的掌握和使用成为人类从自然界中分离的道路上的又一大步。另外，和火的掌握与使用一样，石器的制作和使用也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制造、使用石器提升了人类生存的本领，同时也使手和人脑进一步走向成熟。

恩格斯最后介绍了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恩格斯指出，这一阶段是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的，而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是具有决定性的发明。由于发明弓、弦、箭这些复杂的工具，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较为发达的智力，而且还需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因此，弓箭的发明表明人类智慧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得益于弓箭，猎物成为经常性的食物，捕猎也成为常规性的劳动，这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自人类学会采集和捕猎以后，动物般的迁徙就可以走向终结，人类终于可以开始定居生活，并且“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31]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定居生活对于提升人类生产水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自从人类能够定居下来，生活资料的生产得以普遍展开，从直接的工具的生产，到广泛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必需品的制作与使用，使得人类的生产得以全面展开，为人类生产能力、思维能力的普遍提升创造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最后总结道：“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32]

在本章的第二小节，恩格斯介绍了野蛮时代。在摩尔根看来，制陶术的掌握与应用是人类摆脱蒙昧时代进入野蛮时代的开始。“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33]与蒙昧时代不同，自人类进入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开始，“普遍适用于一切民族的一切时期”的发展状况已经不再存在，而是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东西大陆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对人类的多样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东大陆即旧大陆上到处都有适合于人们驯养的动物和种植的植物，但是在西大陆即美洲大陆上，这些资源就要匮乏许多。由于这种自然的差异，两块大陆上的居民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两块大陆沿着各自的道路向前发展，从而此后各个发展阶段的界标也互不相同。

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从驯养家畜开始。而在西大陆，这一阶段则从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砖和石头开始。对于西大陆来说，它的发展是缓慢的，直到后来为欧洲人所发现，它的总体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处于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甚至更早的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在对西大陆的分析中，恩格斯通过将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秘鲁人生存状态同处于野蛮时代初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加以比较，展示了西大陆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诸多不同于以往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接着，恩格斯以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为例，说明了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从而将此认定为东大陆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标志。畜群的形成和动物的驯养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东大陆的人们逐渐形成了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然而，“一旦这些处于中级阶段的野蛮人习惯了游牧生活以后，就永远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沿河平原自愿回到他们的祖先居住过的林区去了”[34]。对于这些游牧居民来说，后世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谷物种植在最初也可能只是为牲口提供饲料而出现。并且，动物的驯养所引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人种本身的发展来说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在饮食结构上发生的变化。动物为人提供的肉乳食物更加有利于儿童的发育，甚至通过比较也能够发现以肉乳为食的人和以植物为食的人在大脑上出现的惊人变化。其次是食人之风曾经比较盛行，如今正逐渐消失，更多只是存在于一些原始宗教活动和巫术当中。食人之风的消除说明生产能力得到提升，生产水平业已提高。

既然西大陆的发展囿于其独立而又封闭的环境而终止于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那么后来的人类文明的进程就要完全归功于东大陆了。铁器的制造和拼音文字的发明标志着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到来以及向文明时代的过渡。这一阶段所获得的“生产的进步”因此随之而来的文化上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35]铁矿石的冶炼、铁器的制造并使用，在生产中有诸多具体体现，比如犁之于田野农业、铁斧和铁锹之于森林砍伐等。铁器使田野农业的发展和生活资料的增加都成为可能，使人们的生存范围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的提升使其有能力来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人口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迅速增长起来，家庭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也发生了诸多变化。接着，恩格斯以荷马史诗和神话为例，高度评价了古希腊人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所取得的丰富成就，认为其为人类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本章的最后，恩格斯对摩尔根的历史分期作总体概括，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摩尔根对各文明时代和阶段的描述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一些特征的描绘是“不可争辩的”。但是，恩格斯也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指出摩尔根的这种分期方式本身是有局限的，它与科学的分期比较起来要“显得暗淡和可怜”，并且只有在科学的分期中，我们“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36]

摩尔根的历史分期在今天看来难免会有许多显著的缺陷。首先，在确定各时代、各阶段的标志上有些草率而不够准确。这些区分各年代、阶段的尺度往往并不属于同一领域，有的以生产工具，有的以生活用具，也有以生产方式甚至产业来进行划分。在明确划分依据的标志物上也未必准确，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比如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以铁矿石的冶炼为标志，这一点就并不是普遍的。其次，摩尔根用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并不科学。虽然恩格斯也肯定摩尔根是用生产来进行历史分期，这一点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弥足珍贵，但是应该看到摩尔根只看到了生产的一个方面，即生产力的方面、生产的现实条件和水平方面，而没有看到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方面，这一点相对来说可能更加重要，因为只有从人的关系方面来把握、区分各历史阶段才能抓住其实质。生产中形成的客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影响并制约着生产的形式及其进程，改变了人类生存的自然形态，同时这种生产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的重要标尺。马克思的“五形态”即对历史作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划分就是根据生产关系来进行的。在摩尔根的历史分期中，生产关系的方面恰是被忽视的方面。最后，摩尔根对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的把握也没有抓住其实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是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出现，而摩尔根只抓住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器物的方面，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出发探寻私有制的产生过程、私有制对社会组织形式的影响等方面，因此也不可能抓住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逻辑。

在理论认知与研究方面，用僵化、教条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一个理论是不正确的，用超越历史的因此在根本上非历史的眼光来要求一个理论也是不正确的。摩尔根的理论不可能摆脱时代所赋予它的局限性。由于史料的匮乏和实证研究的欠缺，摩尔根只能根据有限的思想素材来展开推论，因此难免带有狭隘性，不可能非常准确地作出历史分期。同时，又由于理论视野的局限性，摩尔根也不能采取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来分析和把握历史，在当时，他能够根据生产的条件、具体方式来进行历史分期已属难能可贵，何况他对历史时期的总体把握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要注意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摩尔根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及其对人类发展史研究的独特贡献。另外，摩尔根的研究，他对蒙昧时代特别是野蛮时代的整体把握，为恩格斯接下来考察并说明家庭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演变奠定了基础，也为恩格斯在全书最后分析人类从野蛮时代发展到文明时代的转变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