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及患病率均明显增加。目前认为，全人群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吸烟、糖尿病、肥胖、年龄、性别、缺少体力活动、行为类型及家族史，而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及吸烟最为重要，多数冠心病的发病是这三种因素单独或共同发挥作用所致，其他为多种危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国2008年心血管病死亡占总死亡的32.8%，心血管总死亡率为244.8/10万，2008年资料提示40余万人死于冠心病。由于一级预防的有效开展，吸烟等危险因素的控制，美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从1998年到2008年下降了30.6%。1987—2008年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无心梗者冠心病的死亡率，男性下降4.7%/年，女性下降4.3%/年；院内外死亡均明显下降，年龄及心肌标记物调整的心梗年平均死亡率，白人男性下降4.3%，白人女性下降3.8%，年龄调整后的心梗28天住院致死率，白人男性降低3.5%/年，白人女性降低3.0%/年。

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及占死亡的比例均呈逐年增加趋势，农村为45.01%，城市为42.61%，位居各种疾病之首。中国2004—2010年国人心血管病总死亡率从2004年的240.03/10万人升至2010年的268.92/10万人，平均每年上升5.50/10万人，每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增加2.17%。全国心血管病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由2004年的37.46%上升至2010年的40.73%，呈逐年上升趋势。我国冠心病的发病存在地域差异，呈现北方高于南方，城市高于农村，经济发达地域高于欠发地区。但是，根据我国卫生统计年报资料，农村CVD死亡率从2009年起就已经超过并持续高于城市水平。2015 年农村CVD死亡率为298.42/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44.79/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53.63/10万；城市CVD死亡率为264.84/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36.61/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28.23/10万。由此可见，对于心血管病及其危险因素的防治已经到了至关重要的关口，参照西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经验，对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有效的一级预防，可以遏制包括冠心病在内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降低死亡率，提高人群健康水平，减轻社会医疗的支出。

北京地区一组人群的队列研究1992—2002年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调查，按照WHO MONICA方法进行研究，对血压、体重指数、腰围、臀围、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血糖、高血压患病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的变化进行比较。结果1992—2002年相同年龄组（45～54岁和55～60岁）比较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水平均呈显著升高的趋势。1992年理想血压者，2002年有19.0%的人成为高血压患者；正常血压者，45.3%的人成为高血压患者。10年间男女两性收缩压绝对值分别增加了8.6mmHg和10.2mmHg，增加了6.9%和8.2%；舒张压绝对值分别增加了2.9mmHg和4.8mmHg，增加了3.6%和4.3%。1992年血脂正常及体重指数正常者，2002年有43.8%的人成为血脂异常者及37.0%的人体重超重，43.7%的人成为高腰围者，14.6%的人成为有代谢综合征者。随着时间推移，生活习惯的改变导致多个危险因素明显增加。冠心病多种危险因素常呈聚集现象。北京社区居民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糖尿病、吸烟及肥胖的发病率分别为9.30%、41.57%、10.18%、35.81%及22.89%。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及糖尿病发病率随年龄增加均有增高趋势。吸烟及肥胖的患病率45～59岁组最高，分别是28.00%和25.27%。67.15%的居民伴有1项以上的危险因素，其中伴有2项及3项以上危险因素聚集者占21.37%及8.50%。我国北京地区2007年心血管主要危险因素调查发现，年龄35～74岁男性中，存在1个、2个或≥3个危险因素者分别为34.8%、33.9%及22.6%，而相同年龄女性者分别为36.5%、26.4%及12.9%，男性高于女性，45岁以上多种危险因素聚集者明显增加。不同危险因素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强度不同，我国11个省市队列研究发现，对冠心病发病危险的影响因素根据强度依次为高血压、吸烟、高胆固醇血症和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病危险的影响因素依次为高血压、糖尿病、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吸烟和肥胖；对出血性脑卒中发病危险的独立影响因素只有高血压。根据北京市心血管病监测系统中获取的资料，2007—2012年间，北京市25岁及以上户籍居民因冠心病住院者共421 929例，其中男性占56.7%（239 136例）。冠心病住院病例的平均年龄为（67.3±12.0）岁，男性平均年龄为（65.1±12.6）岁，低于女性的（70.1±10.3）岁。冠心病住院病例中最常见的伴随疾病为高血压（67.1%）、血脂异常（41.1%）、心力衰竭（38.9%）及糖尿病（31.4%），其中除血脂异常和肾衰竭外，其余伴随疾病患病率均为女性高于男性。男性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比例为女性的2倍。在所有冠心病住院病例中，AMI占18.3%，男性显著高于女性（21.8% vs 13.7%）；而不稳定型心绞痛和稳定型缺血性心脏病在女性中所占比例更高。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同时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1959年Framingham人群研究中发现高血压增加冠心病发病，在伴有胆固醇增高者更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 Framingham研究明确了收缩压和舒张压与冠心病的关系，并且收缩压比舒张压对冠心病发病的影响更明显，高血压患者患冠心病的危险是血压正常者的2～5倍，高血压长期未治疗者50%死于冠心病，且死亡率与血压升高的程度呈正相关。高血压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血压水平越高，动脉粥样硬化程度越明显。收缩压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与脑卒中或冠心病均相关，舒张压的升高与冠心病发病增高相关。研究表明，降压治疗可降低脑卒中风险35%～40%，降低心肌梗死风险 20%～25%，降低心力衰竭风险超过50%。全国11个省市队列人群基线血压与7年心血管发病危险研究发现，血压≥180mmHg与<120mmHg比较，多因素分析发现，急性心血管事件增加11倍，其中脑血管增加16倍，冠心病增加4倍，血压对人群急性脑血管事件及急性冠脉事件的影响程度不同，人群中79.7%脑血管事件是血压引起的，而只有36.6%的冠心病事件归因为血压升高。人群生态学分析提示，舒张压每相差5mmHg，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差15.6/10万，脑卒中发病率相差47/10万。西方多国家前瞻性研究结果提示，舒张压每相差5mmHg，冠心病危险相差20%。我国人群研究表明，收缩压每增加10mmHg，冠心病大发病相对危险度增高28%。1991—2000年我国大规模人群心血管疾病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引发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年龄，高血压前期，心率快，超重与肥胖，缺乏体力活动，男性饮酒与女性吸烟；高血压是导致人群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占死亡的11.7%。

我国多省市调查资料发现，高血压的患病率北方高于南方，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高，高血压的患病率明显升高，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4%，虽然低于美国的33%，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中国在1958—1959年、1979—1980年、1991 年和 2002 年进行过 4 次全国范围内的高血压抽样调查，15 岁以上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分别为 5.1%、7.7%、13.6% 和 17.6%，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发现，我国2012年≥18岁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5.2%，城市患病率高于农村（26.8% vs 23.5%），男性高于女性，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明显增高，分别为 46.5%、41.1%和13.8%。根据2012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我国现有高血压患者约2.66亿。与患病率相同，我国人群血压水平也明显上升，2002年我国男性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值分别比1991年增加了4.1mmHg和3.3mmHg；女性分别增加了3.6mmHg和4.1mmHg。

老年高血压的患者中，经典高血压的患病率增加呈下降趋势，但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的患病率明显增加，占60岁以上老年高血压的65%，70岁以上老年患者90%以上都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研究显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是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作用甚至比舒张压的影响更为明显。美国老年收缩压高血压项目（SHEP）随访结果显示，治疗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可以降低总死亡率25%，冠心病发病率降低25%。老年人单纯收缩性高血压者比例明显高，血压升高的幅度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危害也大于中年人群。老年高血压的另一个特点是脉压增大。脉压>40mmHg视为脉压增大，老年人的脉压可达50～100mmHg。大量研究表明，脉压增大是重要的心血管事件预测因子。Framingham心脏研究显示，老年人脉压是比收缩压和舒张压更重要的危险因素。中国收缩期高血压研究（Systolic Hypertension in China，Syst-China）、欧洲收缩期高血压研究（Systolic Hypertension in Europe，Syst-Eur）和欧洲工作组老年人高血压试验（EWPHE）等老年高血压研究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的基线脉压水平与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卒中和冠心病发病均呈显著正相关。我国脑血管病患者脉压水平与卒中再发的关系研究提示，脉压水平与卒中复发密切相关，脉压越大，卒中再发危险越高。

近年来研究提示，正常高值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血压对于心血管疾病（CVD）的风险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值。我们通常把收缩压（SBP）≥140mmHg和（或）舒张压（DBP）≥90mmHg定义为高血压，正常高值血压是指SBP在130～139mmHg及（或）DBP 85～89mmHg者，此血压水平是否增加CVD发病危险？1992年11个省市35～64岁队列人群共30 378人，对基线血压水平和1992—2003年期间发生的包括冠心病和脑卒中事件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正常高值血压增加人群脑卒中和心血管疾病发病危险。我国35～64岁人群中正常高值血压者占32.1%。多因素分析显示：以正常血压为对照，正常高值血压增加脑卒中发病危险56%，增加冠心病发病危险44%，增加总的心血管疾病发病危险52%。由此可见，我国35～64岁人群中正常高值血压比例很高，对健康影响很大，也是心血管疾病防治中的重要群体。西方的研究中，正常高值血压明显增加心肌梗死的发生，但是对于脑卒中的影响不明显。1992年多重危险因素干预试验（MRFIT）研究中10年的随访结果提示，收缩压120～129mmHg与110mmHg者比较，心血管死亡相对危险度是1.36，收缩压130～139mmHg者的相对危险度为1.89。所以，血压水平对冠心病的影响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但是没有明确的阈值。

高血压明显增加冠心病及脑卒中患者的经济负担。2003年的资料研究表明，35～74岁人群中，高血压导致的冠心病及脑血管疾病的经济损失占这两种疾病负担的47.7%。2007年至2012年北京市居民冠心病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的研究数据显示，每年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住院费用均高于单纯的冠心病患者。高血压知晓率是影响治疗的关键所在，我国高血压的防治工作虽然做了大量工作，知晓率、治疗率及达标率依然不满意，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加强。

血脂异常包括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和混合型高脂血症4种类型，其中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增高为主要表现的高胆固醇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包括冠心病、缺血性卒中以及外周动脉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血清TC水平每增加1mmol/L，冠心病死亡危险在男性增加1.43倍，女性增加1.34倍。Framingham人群研究显示，血TC增加0.26mmol/L，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增加9%，LDL-C增加1%，冠心病发病增加2%，相反，HDL-C增加0.03mmol/L，冠心病危险减少3%，TC/HDL-C比值4.5时，冠心病发病危险明显增加。中国11个省市人群队列研究发现，对于冠心病发病危险影响依强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吸烟和肥胖。老年人群临床前瞻性研究中，对年龄平均为70岁的1211名老年人随访11年，分析血脂水平与冠心病及急性心肌梗死的关系，结果发现：年龄、高血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老年人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2010年中国慢性病监测研究报告了中国31省（市、自治区）≥18岁人群的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水平，均较 2002 年明显增高。TC水平男性为 4.06mmol/L，女性为4.03mmol/L；TG水平男性为1.45mmol/L，女性为1.21mmol/L，TC升高（TC≥6.22mmol/L）的患病率男性为3.4%，女性为3.2%，TG升高（TG≥2.26mmol/L）的患病率男性为13.8%，女性为8.6%。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TC升高（TC≥6.22mmol/L）的患病率男性为4.7%，女性为5.1%；TG升高（TG≥2.26mmol/L）的患病率男性为16.7%，女性为9.8%，均较 2010年显著升高，且均为城市高于农村。辽宁省彰武县农村人群血脂调查发现，2002—2005年间，无论男女，血TC、TG、LDL-C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异常率20%～30%。北京房山社区农村人群2010年调查发现，高血压、血质紊乱、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分别为39.5%、56.7%、44.0%、13.6%。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村人群血脂水平及其他危险因素的变化值得注意。

2011年中国血脂异常患者管理和胆固醇达标情况调查显示，39%的血脂异常患者接受降脂治疗，其中大多数使用他汀类药物。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达标率为25.8%，心血管危险分层为高危和极高危者达标率分别为 19.9% 和 21.1%。2012年血脂异常国际研究 中国（DYSIS-China），住院患者的他汀治疗率为88.9%。接受调脂药物治疗的患者，38.5%未达到LDL-C 目标值，且心血管病危险分层较高组不达标率较高。

我国北京和广州4个队列人群进行的前瞻性研究中，选择年龄在35～59岁，基线无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病史且主要资料完整者10 222人为研究对象，平均随访15.9年。观察终点为缺血性心血管病事件，包括冠心病和（或）缺血性脑卒中。多因素回归分析，在控制年龄、性别以及收缩压、糖尿病和吸烟等主要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后，血清总胆固醇5.17～5.67mmol/L、5.68～6.19mmol/L、≥6.20mmol/L组缺血性心血管事件发病相对危险性分别为1.34、1.61和1.70；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3.62～4.12mmol/L、≥4.13mmol/L组，缺血性心血管病事件相对危险性分别为1.62和1.67，均显著高于参照组。我国中年人群血脂水平明显低于西方人群，但血清TC，LDL-C，以及NHDL-C和TC/HDL-C水平升高对缺血性心血管发病仍有独立预测作用，控制血脂在正常水平可以减少人群缺血性心血管疾病发病约10%。

全球范围内糖尿病、肥胖等患病率的增加，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病率也呈逐年增加。美国调查资料显示，TG≥150mg/dl者达31%。CCMR-3B研究对全国104家医院的25 817例中国2型糖尿病（T2DM）门诊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42%的T2DM患者合并血脂异常，其中仅有55%的患者接受了调脂治疗。此外，该研究中TC<4.5mmol/L、TG<1.5mmol/L、LDL-C<2.6mmol/L和 HDL-C>1.04mmol/L的患者比例分别为36.1% 、46.6% 、42.9% 和71.9%，四项指标均达标的患者比例仅为12%。CCMR-3B研究真实地反映了当前我国T2DM患者血脂异常患病及控制情况，并提示临床上应加强对T2DM患者的血脂管理。我国35～64岁人群基线TG水平不同者12年间心血管病发病情况研究发现，TG与急性冠脉事件发病有明确关系。TG水平上四分之一分位组（TG≥1.60mmol/L）人群的急性冠心病事件人年发病率是TG水平下四分之一分位组（TG<0.81mmol/L）的2.7倍。TG升高是急性冠脉事件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然而，近年来所完成的多项以降低TG为治疗目标的药物试验未能降低主要心血管终点事件发生率。TG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低HDL-C及胰岛素抵抗等，在控制了传统的心血管疾病因素后，TG是否增加心血管风险尚须更大试验证实。

自1974年Framingham的研究结果，随访16～20年后，在匹配了年龄及性别等因素后，与无糖尿病者比较，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事件、心梗及外周动脉疾病发病明显增加，心血管死亡增加3倍，此后的研究发现，心衰、房颤、无症状心梗及心血管事件再发也均明显增高。糖尿病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也是冠心病的等危症。2007—2008年资料显示，我国20岁以上人群总体患病率为9.7%，糖尿病前期患病率15.5%。中国成人糖尿病流行与控制现状调查结果发现，我国糖尿病人群至2010年已达1.14亿人，分别占中国成人总人口的11.6%，男女分别为12.1%及11.0%，新诊断糖尿病患病率为8.1%，男、女性中分别为8.5%与7.7%；糖尿病前期人口4.93亿，患病率为50.1%，男、女性中分别为52.1%与48.1%。3年间增加2200万例糖尿病患者。2010年中国慢性病调查数据，根据既往诊断糖尿病和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检测结果，中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为9.7%，如果同时参考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则糖尿病患病率为11.6%。根据世界糖尿病联盟2013年资料，预计到2035年中国糖尿病患者达1.43亿，全球20～79岁人群平均糖尿病患病率为8.3%，80%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成为糖尿病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次是印度与美国。美国2008年资料显示，糖尿病患者率为8.0%，全国约1830万人，糖尿病前期36.8%，到2013年糖尿病人数为2440万，主要是以2型糖尿病为主，约占95%。我国无论是诊断糖尿病还是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及总人数均已超过印度及美国，成为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等问题应特别值得关注。

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危症。约65%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血管疾病，冠心病患者随访7年，其预后与有糖尿病而无冠心病者相似，40岁诊断糖尿病者，生存期缩短7年。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眼底病变等的关系已经非常明确。我国中年人群中的前瞻性研究发现，在调整了年龄及其他危险因素后，糖尿病增加冠心病及脑卒中的风险3.22倍及2.5倍，其对冠心病及脑卒中的影响仅次于高血压，高于高胆固醇血症及吸烟。

Framingham的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早期（1950—1966年）还是近期（1977—1990年）的随访研究中，糖尿病作为心血管疾病的预测因素的强度相似，但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减低了50%，这与非糖尿病人群相似，但是心血管疾病的总人数却明显增加，主要是糖尿病及肥胖的患病率增加所致。包括高血压、吸烟、血脂及肥胖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仅糖尿病是基于人群随时间变化增加了心血管发病危险。强调通过强化干预糖尿病预防或延迟心血管疾病发生及降低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疾病事件，此外，还发现，糖尿病在增加心血管风险方面与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间具有协同作用。

我国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是世界上开展最早、历时最长的生活方式干预预防糖尿病的研究。大庆糖尿病研究20年跟踪随访的结果表明，生活方式干预组在积极干预的6年期间，糖尿病发病率降低了51%；在20年的随访中，干预组糖尿病发病率比对照组降低43%，干预组发生糖尿病比对照组平均晚3.6年，生活方式干预还使严重的视网膜病变风险下降47%。6 年积极的生活方式干预降低了23年间CVD死亡率，CVD死亡降低 41%，全因死亡降低29%，新发糖尿病风险降低45%。

吸烟是目前各国面临的很大的健康问题，吸烟对人体的危害早期主要集中在增加肿瘤的风险，早在1956年美国心脏协会（AHA）的声明中，对吸烟与血管疾病及冠心病之间的关系持怀疑态度。1956年发表的Framingham 队列研究中，6年随访结果未发现吸烟与新发冠心病间的关系。将Framingham与纽约队列研究综合分析发现，吸烟与全因死亡、心梗及冠心病相关；此后的Framingham结果表明吸烟增加猝死、肺部疾病及脑卒中发生，心梗后戒烟可以获益，并且将此结果推荐给临床医生用于临床实践。目前已知，吸烟明显增加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及多种肿瘤的发生风险。即使低水平吸烟者，包括被动吸烟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明显增加，随着每日吸烟数量的增加，CVD增加的风险强度不那么明显。大量资料分析显示，吸烟者与不吸烟者比较，女性发生心血管疾病风险较男性高25%。目前吸烟者较不吸烟或戒烟10年以上者，脑卒中风险增加2～4倍。

2015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男性吸烟率仍处于高水平，15岁及以上成人的标化现在吸烟率为27.7%，男性为52.1%，女性为2.7%，与2010年比较变化不大。但是由于人口增长、老龄化等因素影响，按照2014年底全国人口数据进行推算，5年间现在吸烟者人数增加了1500万，从2010年的3.01亿增长到2015年的3.16亿。2015年现在吸卷烟者日平均吸烟15.2支，较2010年增加了1支。2014年完成的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青少年的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男生（11.2%）高于女生（2.2%）；农村（7.8%）高于城市（4.8%）。在现在吸烟者中，尝试过戒烟的比例为71.8%

吸烟和暴露于二手烟是冠心病、脑卒中、主动脉瘤和外周动脉疾病的主要原因。吸烟与心脏疾病的患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低水平暴露有明显增加，随着每日吸烟量的增加，剂量-效应关系减弱。吸烟引起动脉硬化的机制早期集中在尼古丁方面，它刺激交感兴奋，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及心排出量增加，进而引起心肌梗死及心脏猝死。既往认为吸烟不参与动脉硬化过程，而仅是在其他危险因素参与下的急性反应。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吸烟时的氧化物与尼古丁导致冠状动脉及外周动脉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内皮修复减缓，增加血栓风险，使心脏发病增加；影响血脂代谢，吸烟者血胆固醇、甘油三酯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可能与胰岛素抵抗有关；增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形成；NO产生减少及氧化应激；白细胞及细胞黏附因子增加；引起胰岛素抵抗；平滑肌浸润等。烟草中有一氧化氮及4000多种物质在其中发挥作用。

吸烟产生的支流烟雾中尼古丁等有害物质的含量是主流烟雾的5.1倍，主要由被动吸烟者吸入。被动吸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已被确认是患肺癌、冠心病、成人及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危险因素。主动吸烟的危害已为大多数公众所知，但被动吸烟的危害及在我国目前相当严重，2001年调查人群被动吸烟率为72.0%，其中男性为71.5%，女性为72.2%；2008年被动吸烟率为69.0%，其中男性为70.0%，女性为68.5%。被动吸烟率在8年里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其中男性被动吸烟率下降了近1个百分点，女性被动吸烟率下降近4个百分点，且女性被动吸烟的比例大于男性。2008年被动吸烟危害最大的是<50岁人群，并且各年龄段中女性大于男性，经常接受被动吸烟的场所为娱乐及餐饮场所。以上资料提示，要减少被动吸烟，要在餐饮及娱乐场所戒烟，避免二手烟的危害。2015年成人烟草调查显示，近5年间，家庭中二手烟暴露明显改善，其中文化程度越高，二手烟暴露比例越低；城市居民二手烟暴露低于农村，提示家庭无烟的理念已经受到关注，尤其是城市和较高文化程度人群。调查还显示，餐馆和酒吧/夜总会的二手烟暴露情况依然严峻。尽管如此，与5年前相比，餐馆内二手烟暴露已得到显著改善。此外，公众对餐馆内全面禁烟的支持率也接近70%。

目前国际上对于肥胖的定义主要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体重指数（BMI）在25～29.9kg/m ²为超重，≥30kg/m ²为肥胖。在西方发达国家，肥胖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公众健康问题，甚至超过吸烟对健康的危害。由于肥胖与冠心病的多个危险因素密切相关，例如脂代谢异障碍及内皮功能异常，糖尿病及胰岛素抵抗等关系，并且常多个并存，而糖尿病已知是冠心病的等危症，10年的心血管死亡风险与冠心病患者相似。与正常体重者比较，超重者高血压的发病率成倍增加。Framingham研究发现，超重者中，新发高血压发病风险在男性为1.75，女性为1.46。中国人群中收缩压与舒张压与BMI呈正相关关系，BMI每增加1kg/m ²，收缩压/舒张压升高1.47/1.13mmHg。肥胖者心脏、肾脏的交感活性均增加，通过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导致钠水潴留及血浆容量扩张，心排出量增加，心室肥厚、心力衰竭、睡眠障碍及肿瘤风险增加。脂肪组织RAS激活导致全身RAS激活，而高血压本身也可以激活交感神经，诱发对心血管系统器官损伤。

超重及肥胖与冠心病相关。肥胖者无论是冠心病的发病率还是冠心病事件的发生均明显升高。超重的变化趋势与其他冠心病危险因素的变化相似。Framingham心脏研究的结果发现，肥胖增加心力衰竭的发生危险3倍，人群中对于心力衰竭的影响超过糖尿病、左室肥厚及瓣膜性心脏病，在女性中危险增加14%，男性为11%。

北京地区心血管病监测人群中，分别进行了5次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横断面调查。年龄25～64岁人群平均体重指数（BMI）由23.3kg/m ²增加到24.0kg/m ²，超重率由27.5%增加到35.9%。男性人群超重率由23.5%增加到43.4%，男性各年龄组及城乡地区的超重率均呈增加趋势。女性人群在城乡地区的超重率呈不同变化趋势，城市女性超重率由36%下降到23.3%，农村女性超重率由28.4%增加到46.0%，农村人群的超重率由22.1%增加到49.6%。已经接近西方超重水平。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表明，2012年18岁及以上居民的超重率为 30.1%，肥胖率为11.9%，与2002年相比分别上升了7.3% 和4.8%；2012年农村居民的超重和肥胖率虽低于城市居民，但上升幅度要大于城市居民。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也明显增加，2012年中国6岁以下城乡儿童的超重率（8.4%）和肥胖率（3.1%）较2002年（6.5% 和 2.7%）明显升高；2012年7～17岁城乡儿童超重率（9.6%）和肥胖率（6.2%）较2002年（4.5% 和 2.1%）明显升高。

2015年公布的一个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分析了10个地区中512 489名队列成员基线调查时的BMI和腰围（WC）及其对应的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分组情况的地区差异，其结果发现，10个地区女性的超重/肥胖45.3%）和中心性肥胖（44.6%）水平均高于男性（41.7%和38.3%）。青岛项目点人群的超重/肥胖率（男性为66.9%，女性为67.5%）和中心性肥胖率（男性为63.3%，女性为64.9%）均为最高。超重/肥胖的地区差异在男性中更为明显；除河南以外的农村项目点超重/肥胖率相对较低。在BMI<24.0kg/m ²的非超重/肥胖人群中，部分个体达到中心性肥胖标准（男性为9.8%，女性为15.3%）；该比例在青岛项目点更高（男性为22.2%，女性为23.2%。

西方的研究荟萃分析了臀围与心血管疾病事件风险间的关系，发现臀围每增加1cm，心血管事件相对风险增加2%。虽然对于肥胖与心血管间的关系已经非常明确，BMI最高者与正常者比较，心血管死亡的相对风险增加2～4倍，但是何种肥胖的判断指标与心血管事件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近年来认识到，腹部脂肪通过不同的机制，起到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而外周脂肪则不同，BMI可能不能准确反映腹部脂肪的多少，但是BMI又与腰围密切相关，BMI到底多大程度误判腹部脂肪的多少不得而知。早期研究显示，BMI>32km/m ²，死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4.1倍。近年来研究应用腹围/身高比，腹围、腹围/臀围等参数与BMI和心血管事件的关系，发现这些新的参数比BMI并无太大优势。BMI与死亡率的关系呈U形分布，严重肥胖者，死亡明显升高。美国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在所有队列中均发现了体重与全因死亡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BMI在23.0～23.9kg/m ²和26.0～26.9kg/m ²之间者死亡率最低。我国人群中进行的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BMI介于24.0～24.9kg/m ²的男性和介于25.0～26.9kg/m ²的女性全因死亡率最低。研究人群中低体重者（BMI<18.5kg/m ²）或者低于正常体重者（18.5kg/m ²≤BMI≤22.9kg/m ²）与BMI在24.0～24.9kg/m ²者（男性和女性）相比，全因死亡率均显著增加。此外，男性BMI>27.0kg/m ²和女性BMI>30.0kg/m ²也与全因死亡率增加相关。

儿童肥胖明显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及发病率，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儿童期存在心血管危险因素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儿童肥胖明显增加收缩压（OR：4.5）、舒张压（OR：2.4）、LDL-C（OR：3.0）、甘油三酯（OR：7.1）。肥胖是否为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目前尚不明了。有研究提示，肥胖与冠心病死亡明显相关，但在多因素分析时，肥胖对死亡的影响并非独立危险因素，死亡增加为其他医学因素起作用，包括高血压及高脂血症等复合因素。Framingham随访26年后认为，肥胖是冠心病、脑卒中、心衰及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代谢综合征（metabolism syndrome，MS）定义有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NCEP ATP Ⅲ）、世界糖尿病协会（NDF）及中国糖尿病协会（CDS）的标准。2004年CDS发表了我国关于代谢综合征的定义，至少包含以下3个因素：BMI≥25kg/m ²，收缩压/舒张压≥140/90mmHg或服用降压药物，空腹血糖≥6.1mmol/L，甘油三酯≥1.7mmol/L，HDL-C（男）<0.9mmol/L或<1.0mmol/L（女性）。2009年 IDF、AHA、NHLBI、世界心脏联盟（WHF）、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IAS）等多家组织共同发表声明并形成一个暂定的统一MS定义，包括：WC（男性 ≥90，女性>80kg/m ²），TG≥1.7mmol/L或已调脂治疗，HDL-C<1.0/1.3mmol/L（男/女）或已调脂治疗，血压SBP≥130/DBP≥85mmHg或已降压治疗，FPG>5.6mmol/L或降糖治疗者。

2009年中国人口健康与营养调查结果显示，依据CDS标准年龄标化的MS患病率为10.5%，NCEP ATPⅢ标准为21.3%，MS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高，女性年龄≥60岁后，明显升高。丹麦一组基于人群的研究中随访9.4年，有胰岛素抵抗及代谢综合征者，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吸烟、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等因素后，胰岛素抵抗者患心血管疾病的相对风险为1.67，而代谢综合征的相对风险为1.22。我国11个省市3万多人10年的调查研究发现，18.2%有代谢综合征，而糖耐量异常及糖尿病者中MS分别为38.1%和48.7%，在调整了代谢因素后，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及缺血性卒中在MS人群中明显高于无代谢综合征者。综合87个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MS致CVD的发病和死亡风险的相对危险度（RR）及95%置信区间（CI）分别为2.35（2.02～2.73）和 2.40（1.87～3.08），全死因死亡的RR值为 1.58（1.39～1.78），致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RR值分别为1.99（1.61～2.46）和2.27（1.80～2.85），该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剔除T2DM患者后患MS者的CVD危险依然较高。北京市万寿路地区横断面研究发现：随着老年人群中患有MS组分数目的增多，其冠心病、脑卒中和外周闭塞性血管病患病率明显升高。

冠心病的发病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多，程度也随年龄的增长而加重。多在40岁以后，每增加10岁冠心病的患病率增加1倍。男性50岁，女性60岁以后冠状动脉硬化发展比较迅速，同样心肌梗死的危险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目前冠心病在我国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患病年龄也趋于年轻化。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随男女年龄的不断增大而进行性增高。风险的增加是由于两方面因素。首先是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等冠心病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大而相继出现；此外，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是一个慢性过程。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进行性累积，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且独立于其他危险因素。

冠心病的发病率与性别有关，成年后的任一年龄段，男性的危险度都比女性要高。因此，从性别角度来说，男性相对于女性是一项危险因素。许多人群女性的绝对危险度都比男性落后10～15年。但是，绝经后由于雌激素分泌减少，以及手术原因引起的绝经，男女落后时间就不明显了；然而也有部分人仍然滞后甚至可拖至老年。据统计，60岁以前冠心病患者男女之比为2.5︰1～5︰1，男性冠心病的死亡率为女性的2倍。吸烟，生活工作压力和精神紧张等因素，是造成男性冠心病发病率较高的一个原因。研究发现，美国白人和非白人的男性冠心病发病率均高于女性，Framingham 研究发现绝经女性冠心病发病率为非绝经女性的2倍。

不良生活习惯包括过度饮酒、不合理饮食、缺乏体力活动等多个因素。饮酒与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关系表现为饮酒量在0～25g/d时，冠心病的发病危险随饮酒量增加而降低，当饮酒量在25～90g/d时，危险则逐渐增加，但仍低于不饮酒者，当>113g/d时，危险增加8%。东亚男性饮酒与冠心病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每日饮酒40g以下时，冠心病发病率及死亡率降低，随着饮酒量的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明显增加，每天饮酒超过60g时，全因死亡增加32%。我国上海地区30～78岁人群饮酒及吸烟对死亡影响的研究显示，少量饮酒减少死亡风险，特别是冠心病死亡，但如果同时吸烟，这种降低将被中和，大量饮酒则增加死亡风险40%。过量饮酒及吸烟则增加死亡风险90%。过量饮酒还引起酒精性心肌病、高血压、脑出血等多种心血管问题。适量饮酒冠心病死亡减少的解释可能是多方面的，酒精可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血凝血酶原及血栓烷A ₂水平，减缓胰岛素抵抗从而降低糖尿病风险，缓解精神压力等，其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起到近一半的作用。另外，饮酒可以减少缺血性卒中发生，但是过量饮酒增加出血性卒中风险。

缺少体力活动与冠心病间的关系已经很明确。缺少体力活动增加冠心病事件的发生率。芬兰对于很低的Framingham危险积分体力活动很低的工作者与中等及以上工作活动强度者相比，冠心病危险增加2倍。缺乏体力活动增加冠心病风险独立于Framingham危险积分之外，缺乏体力活动有致血栓性、致炎症及脂质代谢异常等作用。

近年来，在遗传因素与冠心病及其危险因素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05年进行的基因筛查研究（GWAS）揭示了遗传因素与冠心病及其危险因素相关。现已知有超过45个基因变异与收缩压及舒张压相关，血脂相关的变异有95个，糖尿病相关的达65个，冠心病相关的也达25个之多。目前GWAS也只揭示了遗传部分中的很少部分，目前对于遗传中的主要部分不能用总变异来解释。近一半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与遗传相关，冠心病的遗传性为56%，LDL为66%，2型糖尿病为26%。虽然这些主要危险因素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巨大，但是这些危险因素的病因学所知不多，对其机制进一步研究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

大量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资料证实，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在校正年龄及性别等因素后，基线纤维蛋白原水平每升高1g/L，患冠心病的风险比为2.42。可能机制为：纤维蛋白原及降解产物刺激平滑肌细胞的增生、迁移；诱导血液中红细胞聚集，增加血液的黏稠度，减缓血液流动，增加血栓形成。

最近报道指出高水平血清炎性标志物可作为主要冠脉事件的预测因素，如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其他一些特殊细胞因子或相关因素水平的增高，如白细胞介素-6、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sICAM-1）、E-选择素和P-选择素已经被证实可预示原发和继发冠脉事件。有几种机制可解释这种联系。例如，特定的感染如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的肺炎衣原体和巨细胞病毒已被认为可促进动脉壁的炎症。另外，一些主要的危险因素（如吸烟、高胆固醇血症和糖尿病）可以促进动脉炎症，使斑块更容易发生破裂。hs-CRP水平在肥胖特别是腹部肥胖的人群中增高；脂肪组织可以产生细胞因子，通过肝脏使hs-CRP生成增多，推测高水平细胞因子状态能够活化动脉壁内的巨噬细胞使斑块易于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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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的一级预防主要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其内容等同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预防，指疾病尚未发生或疾病处于亚临床阶段时采取预防措施，控制或减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预防心血管事件，减少群体发病率。

在致残致死的心血管疾病中，75%以上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我国人群总死亡的80%由非传染性疾病（NCD）引起，40%是心血管疾病引起。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International Atherosclerosis Society，IAS）强调，除少数患者有遗传学因素外，ASCVD主要是不健康生活方式所致。预防中优先强调生活方式干预，其次是药物干预。生活方式干预的主要目的是降低LDL-C和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次要目的是降低其他危险因素。预防ASCVD的最根本性措施是从生命早期开始直至终身保持理想的LDL-C水平。事实上，无论年龄高低，凡是能够导致、加速动脉硬化的因素，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高血脂、吸烟、高血压、糖尿病等都应该积极管理，降低ASCVD的风险。WHO及非传染性疾病联盟（NCDA）2011年指出，到2025年实现NCD所致死亡下降25%。

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起冠心病死亡率持续升高，1968年冠心病死亡率高达336.5/10万，此后政府开始重视冠心病的预防，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预防，主要是控制胆固醇水平、控制高血压和戒烟等。到2000年冠心病死亡率下降了50%，其中贡献率最大的是危险因素的控制，全人群胆固醇水平下降0.34mmol/L、收缩压下降5.1mm Hg（1mmHg =0.133kPa）、吸烟量下降11.7%，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率分别为24%、20%和12%。西欧各国近30年来加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控制，冠心病死亡率平均下降了20%～40%。在我国不同地区14组人群（共17 330人）进行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平均随访6.4年，显示我国人群缺血性心血管病（冠心病、缺血性卒中）发病危险80%与高血压、吸烟、高胆固醇血症和糖尿病有关，其中34.9%归因于高血压，31.9%归因于吸烟，11.4%归因于高胆固醇血症，3%归因于糖尿病。2004年全球52个国家（包括中国）参与的Interheart研究发现，8种已知的可控的心血管危险因素预测个体未来发生心肌梗死危险的把握度为90%，包括：高胆固醇血症、吸烟、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缺乏运动、饮食缺少蔬菜水果和精神紧张。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危险因素、合理使用循证药物，采取综合措施才能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2013年 IAS意见书是依照2006年Lloyd-Jones等提出推算个人到80岁时发生心血管事件的绝对风险，自低到高分为4级：低危（low risk）<15%、中危（moderate risk）15%～30%、中高危（moderately high risk）30%～44%，以及高危（high risk）≥45%。低危人群主要是非药物的生活方式干预（lifestyle therapy），中高危及高危人群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使用他汀类药物。中危人群是否用药，则应考虑其LDL-C值。若LDL-C高，则应用药物。评价 ASCVD 总体危险，不仅有助于确定血脂异常患者调脂治疗的决策，也有助于临床医生针对多重危险因素，制定出个体化的综合治疗决策，从而最大程度降低患者 ASCVD 总体危险。2007 年我国血脂指南中，提出用“缺血性心血管病”（冠心病和缺血性卒中）发病危险来反映血脂异常及其他心血管病主要危险因素的综合致病危险。2016年血脂指南增加了进行 ASCVD 余生危险评估的建议。

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及患病率较西方国家均相对较低，但是冠心病的预防开展的时间晚，在不同的地区普及程度及措施均较欧美等发达国家有不小差距。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发病率、患病率等均呈上升趋势。国家已经认识到冠心病对健康、社会、经济负担带来的影响，也已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包括更加严格的控制吸烟等措施，将我国心血管疾病的防控模式从重治疗轻预防向预防为主转变。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膳食不平衡（五多一少：长期多摄入肉类和油脂量、多摄入食盐、多食用不科学的腌制品、多糖饮食、大量饮酒、少食蔬菜水果）、吸烟、缺乏运动和精神紧张。它们不仅是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还可以直接导致血管内皮功能损伤、炎症和氧化应激加强、促进血栓形成等。生活方式干预是一级预防的基础。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摄入大量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人群与摄入较少的人群比较，前者具有更高的血浆胆固醇水平和冠心病的发病率。虽然没有大型的饮食-心脏临床试验证明降低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将降低冠心病发生风险，但是几项小型临床试验的meta分析强烈提示，饮食中不饱和脂肪酸比例增加能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以及冠心病发病率。美国心脏疾病和脑卒中的死亡率下降除了广泛推广戒烟外，低脂饮食的干预措施，包括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控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其他饮食因素与冠心病发生风险相关，既有正性作用，如公认的保护性因素则包括不饱和脂肪酸（n-9、n-6、n-3）、叶酸、水果、蔬菜、抗氧化维生素、酒精以及植物类固醇和黏性纤维；又有负性作用，如反式脂肪酸似乎能增加发病风险；另外，摄盐过多或钾、镁、钙摄入过少会引起血压升高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

有循证医学证据证实，鱼和鱼油（富含二十碳五烯酸和二十二碳六烯酸）、蔬菜和水果（包括浆果）、富含亚油酸和钾的食物、植物甾醇，以及规律的身体活动与减少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饱和脂肪酸（豆蔻酸和棕榈酸）、反式脂肪酸、高钠摄入、大量饮酒、超重和肥胖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危险；维生素E补充剂与心血管疾病无关联。α亚麻酸、油酸、膳食纤维（非淀粉多糖）、全粒类谷物、无盐坚果、叶酸很可能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膳食胆固醇和未过滤的熟咖啡很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硬脂酸与心血管疾病没有关系。摄入类黄酮和大豆制品可能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而富含月桂酸的脂肪、β胡萝卜素补充剂和胎儿营养不良可能增加其风险。

多国研究显示，n-9脂肪酸的高摄入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呈负相关，表明 n-9脂肪酸具有保护作用。发生心血管疾病较少的“地中海饮食”特点就是n-9 脂肪酸摄入较多而饱和脂肪酸摄入较少。有关高摄入 n-3脂肪酸产生保护效应的证据较少。研究证实，氧化应激会增加冠心病风险，但抗氧化维生素的临床实验结果却未证实其有保护效应。高摄入植物类固醇或黏性纤维除了减少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摄入外还可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

2014年心血管疾病营养处方专家共识指出，医学营养治疗（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MNT）是心血管疾病综合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营养治疗的目的是控制血脂、血压、血糖、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同时，增加保护因素。营养治疗和咨询包括客观的营养评估、准确的营养诊断、科学的营养干预（包括营养教育）、全面的营养监测。总的原则包括：食物多样化，粗细搭配，平衡膳食；保持健康体重，BMI在18.5～24kg/m ²；低脂肪、低饱和脂肪膳食，膳食中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30%，其中饱和脂肪酸不超过总能量的10%，尽量减少摄入肥肉、肉类食品和奶油，尽量不用椰子油和棕榈油，每日烹调油用量控制在20～30g；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控制其不超过总能量的1%，少吃含有人造黄酮的糕点、含有起酥油的饼干和油炸油煎食品；摄入充足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总能量的6%～10%），n-6/n-3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适宜（5%～8%/1%～2%，即4～5/1），适量使用植物油，每人每天25g，每周食用鱼类≥2次，每次150～200g，相当于200～500mg EPA和DHA。素食者可以通过摄入亚麻籽油和坚果获取α亚麻酸，提倡从自然食物中摄取n-3脂肪酸，不主张盲目补充鱼油制剂；适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占总能量的10%左右，适量选择富含油酸的茶油、玉米油、橄榄油、米糠油等烹调用油；低胆固醇，摄入量不应超过300mg/d，限制富含胆固醇的动物性食物，如肥肉、动物内脏、鱼子、鱿鱼、墨鱼、蛋黄等；限盐，每天食盐不超过6g，提倡食用高钾低钠盐（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增加钾的摄入，使钾/钠=1，即每天钾摄入量为70～80mmol/L，每天摄入大量蔬菜水果获得钾盐；足量摄入膳食纤维，每天摄入25～30g，从蔬菜水果和全谷类食物中获取；足量摄入新鲜蔬菜（400～500g/d）和水果（200～400g/d），包括绿叶菜、十字花科蔬菜、豆类、水果，可以减少冠心病、卒中和高血压的奉献；增加身体活动，每天30分钟中等强度，每周5～7天。

多项研究证实，饮食中降低盐摄入，减少饱和脂肪，增加蔬菜、水果、海鱼和谷类纤维素摄入，可显著降低已知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发病率。目前欧美等国家的心血管疾病预防和治疗指南（ATPⅢ，NCEP 2001）均建议合理饮食的目标是：低盐、富含水果和蔬菜、低脂（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低于总热量的7%，胆固醇摄入<200mg/d）。

避免下列含高饱和脂肪酸食物的摄入可有效地降低饮食中的饱和脂肪酸：富含脂肪的奶制品，动物脂肪和热带油。富含胆固醇的食物也必须减少摄入，如：奶油、动物脂肪、鸡蛋和动物内脏。为增强降低LDL-C 水平的效果，ATPⅢ进一步推荐可考虑增加其他的非药物方式：植物固醇/甾醇（2g/d），黏性纤维（10g/d）以增进LDL 水平的降低，可溶性纤维每增加1g/d，LDL-C降低0.057mmol/L。每日摄取2.6g植物固醇能够降低10%的胆固醇，单纯控制饮食可以使胆固醇水平降低25%～30%，血糖降低8%～12%。

以下推荐的饮食方案可进一步降低患心血管疾病风险：每天至少消费5g水果和蔬菜；保持反式脂肪酸低摄入；确保摄入充足的叶酸（每天400～1000mg）；每天n-3 脂肪酸的摄入至少占总能量的1%。对于高危患者可考虑增加n-3 脂肪酸的摄入至1g/d，避免摄入过多的酒精。男性每天乙醇摄入量不超过20～30g，女性不超过10～20g。

对于高血压患者，适当降低能量摄入，维持健康体重，超重或肥胖者，根据健康体重，按20～25kcal/kg计算每天总能量，或通过膳食调查评估，在目前摄入量的基础上减少500～1000kcal/d，三大营养素功能比例为蛋白质10%～15%，脂肪20%～30%，碳水化合物55%～60%；必须严格控制钠盐的摄入，推荐每日食盐用量控制<5g/d，提倡低盐膳食，限制和不适用腌制品；限制酒精的摄入，尽量少喝或不喝；增加身体活动，每天≥3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周5天；保证足够的钾摄入量，3.5～4.7g/d，从自然食物中获取；同时保证足够的钙镁摄入，推荐引用牛奶、适用蔬菜和水果。

体重指数（BMI，kg/m ²）增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亚太地区人群BMI正常范围为18.5～22.9kg/m ²，≥25kg/m ²为肥胖。超重和肥胖与冠心病风险呈正相关。相关程度在青年人和中年人中最大。腹部肥胖预示心血管疾病风险，亚太地区：男性腹围≥90cm，女性≥80cm是腹部肥胖的分界值。2005年WHO工作报告中，估计全球大约有15亿成人（15岁以上）超重，肥胖的成人至少4亿。资料还显示，2005年全球5岁以下儿童中，至少有2000万人肥胖。肥胖不仅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在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在城市）超重和肥胖人口的增加更加引人瞩目。

控制超重，治疗肥胖症是减少冠心病发病率和病死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一项荟萃分析探讨BMI和死亡风险的关系，纳入全球57个研究，共90万例研究对象，平均随访8年发现，BMI在22.5～25.0kg/m ²间时病死率最低，BMI>25.0kg/m ²后，每增加5kg/m ²，总病死率增加30%。Calle等对100万例健康人随访16年，亚组分析显示，超重使心血管病死亡增加1.5倍，肥胖使心血管病死亡增加2～3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数逐年增加，尤其是青少年，因此控制超重和肥胖是我国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的重要内容，控制肥胖的源头是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膳食，增加运动，保持良好的情绪，生活规律。

鉴于超重/肥胖可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美国肥胖教育计划”将减轻体重和高危患者管理的总目标概括如下：至少要防止体重进一步增加；减轻体重；长期维持较低体重。

减轻体重的特定目标和控制方法如下：减轻体重的最初目标是大约减轻基础体重的10%；减轻10%体重的适度时间限制是6个月；减轻的体重很容易反弹，除非持之以恒地坚持体重维持计划，包括饮食疗法、体育锻炼和行为疗法；6个月的体重减轻治疗成功后，应采取维持体重的措施。如果需要进一步减轻体重，可以进行另一轮尝试；对于不能有效减轻体重的患者，重要目标是防止体重的进一步增加；这些患者也需要参与体重维持计划，包括饮食疗法，体育运动及行为疗法，甚至外科手术。

2011年中国成人肥胖症防治专家共识中提出，体重管理的适宜目标是强调合理的体重减轻，以达到减少健康风险的目的，同时应该兼顾持续促进减轻和维持体重，预防体重增加。肥胖的管理和治疗总体原则包括：对肥胖的管理和治疗不应局限于减轻体重，还需要兼顾减少有关的健康风险并促进健康状况，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包括适度的减轻体重（减少原有体重的5%～10%）、营养干预和适当的体力活动等措施达到；除了体重之外，还应兼顾肥胖并发症的管理，如血脂紊乱、2型糖尿病、高血压病、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骨关节炎的治疗和有关精神-心理障碍的干预；有效的肥胖管理能够减少对治疗肥胖伴发疾病药物的需要；对部分患者尤其超重的患者，通过饮食和运动治疗防止进一步体重增加而不是减轻体重可能是合适的目标；体重减轻的目标应该具备合理性、可操作性、个体化，着眼于长期有效；具体目标包括在6个月左右达到5%～15%的体重下降、严重程度肥胖（如BMI>35kg/m ²）可能需要更多的体重减轻（20%或以上）、维持体重减轻和防治伴发疾病以及随访。

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由于种种原因体重仍然不能减低，或不能达到期望的减重目标，可考虑用药物辅助减重。此外，对于那些存在伴发疾病尤其是增加体力活动可能加重原有的疾病或使病情出现新的变化的患者，也需要采用药物辅助减重。欧洲成人肥胖治疗指南建议，对于BMI>30kg/m ²或者BMI>27kg/m ²同时伴有肥胖相关疾病如（高血压、2型糖尿病）者进行药物治疗。目前全球范围内正式批准临床应用的抗肥胖药物仅余下两个去甲肾上腺素能药物（盐酸芬特明和盐酸安非拉酮）及一个酯酶抑制剂（奥利司他）共三个药物。另外，还可以选择兼有减重作用的降糖药物，如二甲双胍、胰淀粉样多肽类似物、胰升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或GLP-1类似物。如果采用药物治疗，建议3个月后对疗效进行评价。如果体重下降在非糖尿病患者>5%，在糖尿病患者>3%，可被视为有效，可以继续药物治疗。对于无效患者则宜停药，并对整体治疗方案重新评估。为避免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对使用中枢性减重药物者的随访，起初至少每2～4周一次，3个月后可以改为每月一次。

体力活动除了增加能量消耗和减少脂肪之外，还具有以下优点：减少腹内脂肪，增加瘦组织（包括肌肉和骨组织）的量；降低血压，改善糖耐量和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脂代谢；增强体质；增加对饮食治疗的依从性，并对长期体重控制具有正面影响；改善对自我健康的满意度，减少自卑感；减轻焦虑和抑郁状态。制定锻炼方案时要考虑到患者的运动能力和健康状况，本着循序渐进和安全第一的原则。建议患者每天进行30～6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消耗的能量，男、女分别为4.8～7.0kcal/min和3.3～5.1kcal/min，而低强度活动则分别为1.9～4.6kcal/min和1.4～3.2kcal/min。如用心率来大致区分，进行中等强度体力活动量时的心率为100～120次/分，低强度活动时则为80～100次/分。

几项证据表明进行规律的锻炼对心血管疾病具有保护作用。美国心脏协会已经正式确定并且基于大量证据的报道证实，缺乏体力活动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体育锻炼的保护作用主要通过降压、控制血糖和体重，以及改善心血管功能来实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国家健康学院公布的运动建议中推荐：每周至少5天，每天进行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包括快步走、慢跑、游泳、爬山、各种球类运动等）。

2010年发表的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中国专家共识建议：

（1）每天坚持至少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推荐每天进行累计相当于快走6000步以上的身体活动。

（2）每周进行至少2次抗阻训练（如负重训练），每次每种运动重复10～15次。

（3）控制体重，超重和肥胖者在6～12个月内减轻体重5%～10%，使BMI维持在18.5～23.9kg/m ²。腰围控制在男性≤90cm，女性≤85cm。

吸烟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因此，戒烟对于冠心病的预防是十分必要的，戒烟可以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50%。烟草依赖是一种成瘾性疾病，戒断很困难，无戒烟干预的吸烟者每年戒烟率平均仅3%。一系列研究显示，行为治疗、心理社会支持以及戒烟药物治疗可提高戒烟率。2015年中国临床戒烟指南建议目前以“5R”法增强吸烟者的戒烟动机，用“5A”法帮助吸烟者戒烟。“5R”法包括相关（Relevance）、危害（Risk）、益处（Rewards）、障碍（Roadblocks）、反复（Repetition）。“5A”法包括询问（Ask）、建议（Advise）、评估（Assess）、提供戒烟帮助（Assist）、安排（Arrange）随访。WHO推荐的一类戒烟药物包括：尼古丁替代治疗、盐酸安非他酮和伐尼克兰。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中国专家共识指出：医生的行为干预对戒烟有明确作用，3分钟以内的戒烟咨询使戒烟成功的几率增加1.3倍，3～10分钟的咨询增加1.6倍，>10分钟的咨询增加2.3倍。医生在劝导吸烟者戒烟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吸烟的医生说服力明显下降，甚至起反作用。应用戒烟药物可使戒烟成功的几率提高2～4倍。美国2008年更新的戒烟指南中建议，医生应当给所有想戒烟的患者使用有效的戒烟药物，除非有禁忌证和特殊人群。烟草依赖性治疗在临床上证实非常有效，相对于其他医疗和疾病预防干预措施费用也较低。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情绪应激与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发展以及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我国一项“初发急性心肌梗死研究”显示，心理压力水平和6个月内负性生活事件对急性心肌梗死的人群归因危险度分别为36.03%和14.83%，仅次于吸烟，排在第二位。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和工作压力增加，人们常出现情绪和心理不稳定，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下去，容易诱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等疾病。日本进行的心理压力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研究中，心理压力大的女性冠心病发病风险增加2.28倍，压力中等的男性为1.74倍。Interheart研究显示，心理社会因素可预测28.8%的急性心肌梗死风险。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心理对预防冠心病十分重要。常见的心理障碍包括：焦虑、抑郁、惊恐发作、躯体化感觉障碍、疑病症、睡眠障碍和强迫思维等。非神经科医师可使用焦虑、抑郁筛查量表进行筛查，目前推荐应用的焦虑、抑郁筛查量表包括贝克（Beck）焦虑抑郁量表、汉密尔顿（Hamilton）焦虑抑郁量表或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相大多数压力来自自身，通过自身调节可以解决好，包括适当睡眠、运动、增加对外界的交流。平时应重视对就诊患者心理障碍的筛查，注重对患者的症状和病情给予合理的解释，对焦虑和抑郁症状明显者应给予对症药物治疗，或转诊至心理疾病门诊进行治疗。

大量流行病学资料和临床研究证实，收缩压从115mmHg开始和心血管风险之间呈连续的正线性关系，且为独立危险因素。我国研究资料显示，高血压是我国人群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首要危险因素，其独立致病的相对危险为3.4，人群归因危险度为35%。

为了能及时发现及治疗高血压，平时应密切监测血压：18岁以上健康成人至少每2年监测血压1次，35岁以上成人至少每1年监测血压1次，心血管门诊患者应常规接受血压测量。高血压患者调整治疗期间每日监测血压至少2次，血压平稳后每周监测血压2次。鼓励家庭自测血压。

1.根据中国高血压治疗指南及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中国专家共识（2010年发表）建议

（1）对于没有其他危险因素的初发高血压患者均首先进行强化生活方式干预。1级高血压［收缩压（SBP）140～159mmHg或舒张压（DBP）90～99mmHg］干预数月后若血压未得到控制，则开始药物治疗；2级高血压（SBP160～179mmHg或DBP100～109mmHg）干预数周后，若血压未得到控制，则开始药物治疗；3级高血压（SBP≥180mmHg或DBP≥110mmHg）立即药物治疗。

（2）对于有1～2个危险因素的初发高血压患者，SBP在120～139mmHg或DBP在80～89mmHg之间时改变生活方式，1级和2级高血压首先进行生活方式干预，数周后若血压未得到控制，则开始药物治疗；3级高血压立即药物治疗。

（3）有3个以上危险因素、代谢综合征、有靶器官损害或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正常血压改变生活方式，正常高值血压及1～3级高血压建议改变生活方式同时药物治疗。

（4）长期高血压患者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根据血压水平给予降压药物治疗。

（5）所有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在140/90mmHg以下，糖尿病、脑卒中、心肌梗死以及肾功能不全和蛋白尿患者至少降至130/80mmHg以下。

2.2017年AHA公布了美国高血压管理指南，将收缩压130～139mmHg或舒张压80～89mmHg定义为高血压1期，收缩压≥140mmHg或舒张压≥90mmHg定义为高血压2期。但国内专家并未对该观点形成一致意见，故本书暂时仍沿用既往指南的观点，参照最新高血压指南，包括2013年ESH/ESC动脉高血压管理指南、2015年我国台湾地区高血压管理指南、2015年加拿大高血压指南、2017年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修订对降压目标值的推荐如下：

（1）舒张压（DBP）推荐降压目标值为<90mmHg，仅糖尿病患者DBP需尽可能控制在80～85mmHg。

（2）中低危患者：收缩压（SBP）降至140mmHg，因为与>140mmHg相比，将SBP降至140mmHg以下能显著减少不良心血管事件，故SBP应降至140mmHg以下。

（3）老年患者：SBP≥160mmHg、年龄<80岁的老年人应将SBP控制在140～150mmHg，并尽可能降至140mmHg以下；SBP≥160mm Hg、年龄≥80岁的老年人则应根据其对药物的耐受情况选择SBP降压目标，尽可能将血压控制在140～150mmHg。这主要是因为多项随机试验显示，老年患者中140mmHg的降压目标很难实现，且老年人中强化降压获益的相关研究结果尚存争议。

（4）高危患者：大量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均不支持将高危患者的血压控制目标设为130/80mmHg，故新指南推荐糖尿病、既往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冠心病、慢性肾病患者的SBP目标值为140mmHg。具体来说，糖尿病患者130mmHg以下的降压目标在临床实践中难以实现，且并不能显著降低主要心血管事件，故推荐糖尿病患者的SBP目标值为140mmHg，DBP为80～85mmHg。对既往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以及慢性肾病患者，血压降至130mmHg以下是否具有获益的研究结果存在争议，且临床实践中130mmHg以下的降压目标很难实现，故新指南推荐该类患者的SBP降压目标为140mmHg。慢性肾病患者降压旨在预防心血管事件及预防或延缓肾功能的恶化。

阿司匹林在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中的地位目前存在争议。6项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包括英国男医师研究（BDT）、美国男医师健康研究（PHS）、血栓形成预防试验（TPT）、高血压最佳治疗研究（HOT）、一级预防研究（PPP）和妇女健康研究（WHS）荟萃分析结果表明，阿司匹林用于心血管病一级预防使主要心血管病事件减少15%，心肌梗死相对风险降低30%，出血并发症的相对危险增加69%。小剂量阿司匹林（75～150mg/d）在心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荟萃分析发现，小剂量阿司匹林与安慰剂比较，脑卒中减少13%，非致死性卒中减少19%，短暂脑缺血发作减少24%，心肌梗死发生率减少11%。但全因死亡率、冠心病死亡率和卒中死亡率均无显著下降。2011—2012年对上述6项试验及随后完成的低剂量阿司匹林用于2型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事件的一级预防研究（JPAD）、动脉疾病和糖尿病进展预防试验（POPADAD）、阿司匹林用于无症状性动脉粥样硬化试验（AAA）3项试验共进行了4个汇总分析，结果均显示全因死亡率有轻微减少，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阿司匹林的效益存在性别差异。男性主要获益是降低心肌梗死危险，女性主要获益是降低缺血性卒中危险。研究提示，未来10年心血管事件风险>8%的个体服用阿司匹林获益大于风险。所有患者使用阿司匹林前均应仔细权衡获益—出血风险比。只有在预防心血管病事件的获益明显超过出血风险时，使用阿司匹林进行一级预防才有意义。 阿司匹林治疗获益和风险的权衡取决于下列4个主要危险因素：出血风险、阿司匹林治疗依从性、基础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以及年龄。

阿司匹林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中的临床应用（2016中国专家共识）建议服用阿司匹林75～100mg/d作为以下人群的ASCVD一级预防措施。

高脂血症患者，TC≥7.2mmol/L或LDL-C≥4.9mmol/L，年龄 ≥55岁。

（1）高血压且血压控制到150/90mmHg以下，同时有下列情况之二者：① 年龄（男性≥45岁或女性≥55岁）；② 吸烟；③ 低HDL-C（<1.04mmol/L）。

（2）未来10年心脑血管事件危险>10%的患者。

（3）糖尿病患者，年龄≥50岁，伴有以下至少1项主要危险因素：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男性<55岁、女性<65岁发病）、高血压、吸烟、血脂异常（TC ≥5.2mmol/L或LDL-C ≥3.4mmol/L或HDLC<1.04mmol/L）、蛋白尿（尿白蛋白/肌酐比值≥30mg/g）。

（4）慢性肾脏疾病患者，eGFR 30～45ml/（min·1.73m ²）。

（5）不符合以上条件者，同时具备以下5项危险因素中的至少4项：年龄（男性≥45岁或女性≥55岁）、吸烟、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肥胖（BMI≥28kg/m ²）、血脂异常。

需要指出的是，用药前必须评估出血风险，并采取防范措施。危险因素包括阿司匹林大剂量及长期服用、凝血功能紊乱、严重肝病、肾衰竭、血小板减少、正在使用增加出血风险的药物、消化道溃疡及上腹部疼痛病史、近期出血病史、难以控制的高血压等。 年龄≥80岁或<30岁的人群和无症状的外周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程度<50%）人群，目前证据尚不足以做出一级预防推荐，需个体化评估。

降脂治疗在冠心病、脑卒中一级预防中的重要作用有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如西苏格兰冠心病预防研究（WOSCOPS）、空军/得克萨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预防研究（AFCAPS/TexCAYS）、日本成人高胆固醇处理一级预防研究（MECA）、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人心脏事件试验（ASCOT）。在不同人群，包括血胆固醇水平明显升高或无明显升高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多个大规模临床研究一致显示，应用他汀类药物降脂治疗可显著降低各种心血管事件约30%，降低脑卒中约30%，且心血管事件绝对危险的下降与胆固醇下降的绝对值密切相关。中美心肺疾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控制血脂水平可使我国人群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危险减少约10%。2013年IAS的专家建议：血脂管理要有更长远的规划，强调终身预防的观念。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延续了2007年血脂指南危险分层方案，将高血压作为危险分层的重要参数。不同的危险分层，降脂治疗的措施和血脂目标值不同。用于血脂异常危险评估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① 高血压；② 吸烟；③ 低HDL-C血症；④ 男性≥45岁或女性≥55岁。

符合下列任意条件者，可直接列为高危：① LDL-C≥4.9mmol/L或TC≥7.2mmol/L；② 糖尿病患者：1.8mmol/L≤LDL-C<4.9mmol/L（或）3.1mmol/L≤TC<7.2mmol/L且年龄≥40岁。

符合有以下任意 2 项及以上危险因素者，定义为高危：① 收缩压≥ 160mmHg 或舒张压≥100mmHg；② 非HDL-C≥5.2mmol/L（200mg/dl）；③ HDL-C<1.0mmol/L（40mg/dl）；④ BMI≥28kg/m ²；⑤ 吸烟。

极高危：ASCVD。

患者根据危险分层决定血脂达标值：

（1）低危和中危：治疗目标值为：非HDL-C<4.1mmol/L（160mg/dl），LDL-C<3.4mmol/L（130mg/dl）。

（2）高危：非HDL-C<3.4mmol/L（130mg/dl），LDL-C<2.6mmol/L（100mg/dl）。

（3）极高危：非HDL-C<2.6mmol/L（100mg/dl），LDL-C<1.8mmol/L（70mg/dl）。

LDL-C 基线值较高不能达目标值者，LDL-C 至少降低 50%。

极高危患者LDL-C 基线在目标值以内者，LDL-C 仍应降低 30% 左右。

为达到尽可能将LDL-C控制在理想值的目的，非药物的生活方式干预（lifestyle therapy）仍然是所有有心血管病风险者都应尽力做好的一线治疗；至于他汀类药物，则保留给中高危（moderately high risk）及高危（high risk）人群使用。中危（moderate risk）人群是否用药，则应考虑其LDL-C值。若LDL-C高，则应用药。降低胆固醇药物推荐 “建议”认为，当决定开始降低LDL药物治疗时，他汀类是一线药物，其药物剂量应足以将致动脉硬化性胆固醇降至理想水平。不能耐受他汀的患者可有如下选择：换用另外一种他汀、减低他汀剂量、隔日用药、应用其他类降脂药（如依折麦布、胆汁酸结合树脂、烟酸），并最大限度地改变生活方式。对于严重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可以联合应用他汀和其他降低胆固醇药物［依折麦布和（或）胆汁酸结合树脂］。

糖尿病的发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诊断糖尿病之前，常经历很长一段糖代谢异常时期。2007年上海糖尿病调查显示，每年糖尿病发病率为4.9%，而糖调节受损发生率高达11.7%。中国心脏调查结果显示，冠心病住院患者中糖尿病患病率为52.9%，糖调节受损患病率为24.0%，糖代谢异常总患病率为76.9%。高血压患者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检查，发现53.4%的患者为糖尿病前期，13.6%的患者合并糖尿病，且糖代谢异常患者ASCVD风险高于血糖正常者。急性卒中住院患者糖代谢异常患病率为68.7%，其中糖尿病为42.3%，新诊断糖尿病占22.9%，糖耐量异常占33.1%。大量研究证明，心血管损害早在糖耐量异常（IGT）或空腹血糖受损（IFG）时就已开始，因此，对血糖的干预应该提前到糖尿病诊断之前进行。

糖耐量异常患者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可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瑞典MalmoIGT研究证明，生活方式干预可使糖尿病发病危险降低50%和30%～50%。我国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是世界上开展最早、历时最长的生活方式干预预防糖尿病的研究。大庆糖尿病研究20年跟踪随访的结果表明，生活方式干预组在积极干预的6年期间，糖尿病发病率降低了51%；在20年的随访中，干预组糖尿病发病率比对照组降低43%，干预组发生糖尿病比对照组平均晚3.6年，生活方式干预还使严重的视网膜病变风险下降47%。6 年积极的生活方式干预降低了23年间CVD死亡率，CVD死亡降低 41%，全因死亡降低29%，新发糖尿病风险降低45%。预防2型糖尿病研究（STOP-NIDDM）和糖尿病预防计划（DPP）为两项IGT干预研究，证明阿卡波糖和二甲双胍可延缓或预防糖耐量异常进展为糖尿病。

对患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的基本目标是维持糖化血红蛋白≤7%，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目标可以通过标准的降血糖治疗而达到。此外，戒烟、控制血压、降LDL-C 治疗对糖尿病患者也是有益的。目前推荐的血压控制水平仍在讨论，JNC Ⅵ推荐的血压控制目标是<130/85mmHg，而美国糖尿病学协会推荐的目标更低，即<130/80mmHg。按照2017年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糖尿病患者的收缩压控制在140mmHg以下，舒张压控制在80～85mmHg。

依照ATP Ⅲ指南，糖尿病可等同于冠心病风险，因此将糖尿病患者归于高危人群，要求LDL-C<100mg/dl（<2.6mmol/L）。目前已经明确不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冠心病10年危险度都>20%。PROCAM和Framingham的研究都表明有部分糖尿病患者的危险度<20%。但是ATP Ⅲ认为糖尿病患者如果并发急性心肌梗死及梗死后预后不良，所以认为糖尿病是冠心病一个危险因素。而且ATP Ⅲ指南也支持在中高危险度（10年危险度为10%～20%）患者中应用降胆固醇药。大部分危险度不到20%的糖尿病患者其10年危险度一般为10%～20%。这样的危险度也已被证明需要降胆固醇药物。心脏保护研究已显示他汀类药物治疗对糖尿病患者有益。

2015年版糖代谢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临床诊断和治疗指南对糖尿病患者血脂异常的治疗建议包括：极高危［即合并已确诊的ASCVD、慢性肾脏病或有1项或多项心血管危险因素和（或）靶器官损伤］的糖尿病患者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目标值LDL-C<1.8mmol/L（<70mg/dl），如不能达标，则至少降低50%；高危（无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并无靶器官损伤）的2型糖尿病患者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目标值LDLC<2.5mmol/L（<100mg/dl）；心血管事件高危的1型糖尿病患者，无论基线LDL-C水平如何，均应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将非HDL-C<2.6mmol/L（<100mg/dl）设为极高危糖尿病患者的次要目标，非HDL-C<3.3mmol/L（<130mg/dl）设为高危糖尿病患者的次要目标；中等强度他汀治疗LDL-C未达标的患者，需强化他汀治疗或者联合依折麦布；不建议2型糖尿病患者使用升高HDL-C的药物来预防ASCVD。

积极干预IGT，首先进行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包括平衡膳食，适当体育锻炼。3～6个月无效可口服二甲双胍或阿卡波糖。每半年进行1次OGTT评估。

新显现的危险因素通常是代谢综合征的组分之一。这些危险因素的首要治疗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减轻体重和增加体育运动）。但是对于生活方式改善之后代谢性危险因素仍然存在的患者就要考虑药物治疗，以及处理特殊的危险因素，如血压升高和血脂异常的处理。代谢综合征时可以考虑长期应用小剂量阿司匹林。胰岛素抵抗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减轻体重和增加体育运动。应用胰岛素增敏药来处理不伴绝对性高血糖的胰岛素抵抗的疗效还在研究中，在这里不做特别推荐。检测其他新显现危险因素的存在是必要的。例如，如果发现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增高，就应该补充足够的叶酸。无临床动脉粥样硬化疾病但处于进展期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认为有未来发生心血管意外的风险，对于这些人，推荐合理控制所有的主要危险因素和代谢综合征。

目前的研究表明，代谢综合征将显著增加人群和个体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人群和个体代谢异常的综合评估有助于积极预防和联合治疗，但代谢综合征在人群评估标准方面还存在不少争议（如指标涵盖和切点值等），个体评估的异质性也影响相关临床研究的质量和实用价值，正如 2010年 WHO专家组的相关报告所述，代谢综合征作为一种概念有一定公共卫生学意义，但对于诊断疾病或疾病管理或许意义有限，今后不必重新修改代谢综合征定义，因为实质上代谢综合征仅仅是一种疾病前状态，还不能称得上是一种临床诊断，诊断代谢综合征应当排除已患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者。

NCD于2011年发表了政治宣言，就是到2025年，实现心血管、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所致的死亡率降低25%。其中除了危险因素控制外，还要各国根据控制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其中控制心血管疾病死亡至关重要。加强预防医学的作用，预防与治疗相结合，控制冠心病危险因素，做好一级预防，有效降低冠心病的发病率，加强冠心病的治疗，做好二级预防，减少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及提高救治水平，改变心血管的患病率及总体死亡率上升的势头，使下降的拐点尽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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