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马尔罗与中国的文化遗产

奥雷利安·安东瓦纳^注103

在著作中论及中国的法国作家，很少有人像安德烈·马尔罗一样展开了如此丰富的分析。^注104追寻着远东审美观的法式文学习惯^注105，安德烈·马尔罗不仅成功地对这个习惯进行了总结而且还超越了它。事实上，在他的著作里，中国是一种不可回避的文化，西方的历史只有在与这种东方特性的对比中得到很好的理解。^注106他的目的在于认清处于21世纪边缘的世界挑战和对比多种多样的思考文化的方式。^注107安德烈·马尔罗非常重视中国的哲学、历史和文化遗产，这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他的沉思。中国陪伴着他，从他年轻时的创作，如《西方的诱惑》、《胜利者》与《人类境况》就开始了，中国在《反回忆录》里占据了整整一个章节，还在关于艺术的文学作品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如《沉默的声音》、《想象的世界雕塑博物馆》和《众神的变异》。^注108在人类文明伟大对话的环境下，他作为文化部部长的言论也是以中国的思想和历史作参考的。他一直称这一伟大对话是自己的心愿。

为了更好地完成我的分析和揭示马尔罗对中国遗产思考的财富，在我看来，回到提及的每一本著作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在此停留之前，我要从两方面进行严谨的说明：第一方面，是语义学措辞的谨慎，是关于这里采用的遗产概念一词。这里用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以便来还原马尔罗所有的思想。如果戴高乐将军的文化部部长最后的著作提到的是狭义的遗产，那么其他的著作则特别采用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历史，是以广义上的遗产作为参照的。第二方面，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不能用几分钟或几页纸来透彻地描述马尔罗和中国遗产的关系。我们的目标是在不提及马尔罗所有关于中国的著作的前提下，通过几个重要方面对这种关系进行阐述。因此，在简单概括这些中国占据一个显著地位的连续性著作带来的东西时，我们根据涉及的“遗产”，将分成四个大的部分：

1.《西方的诱惑》与中国和欧洲文化对比的概念；

2.《胜利者》与《人类境况》和中国的反殖民遗产；

3.《反回忆录》与中国政治历史遗产；

4.关于中国艺术遗产与艺术的文学作品。

一、《西方的诱惑》与中国和欧洲文化对比的概念

马尔罗所领会到的中国思想首先对于我们的作者来说是一种将它与西方思想进行对照的工具。正是这一种比较手段才可以揭示西方主要变化。在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的20世纪初期，马尔罗就已经看到这一变化。这个文明比较的意愿很早就在马尔罗的书中^注109出现了，这是他试着向超现实主义发展的文学摸索阶段之后的事了。^注110他发表于1926年(他当时仅仅24岁)的书信体随笔小说《西方的诱惑》(也许它更应该命名为《东方的诱惑》)，从两方面讲是不可不看的书：它标志着马尔罗“中国”时代的开始，成为对最重要主题的其中之一进行思考的奠基性著作。马尔罗终其一生都在研究这一重要主题，即文化对话。^注111

《西方的诱惑》在法国并不是很有名，也很少有人读。可是对于我来说，它是一本在远东和西方艺术汇合历史方面非常重要的作品。此书的开始一直渲染当时欧洲人对远东神话般和理想般的看法。^注112马尔罗对中国的兴趣应该和19世纪末期的浪漫主义作家和高蹈派诗人的兴趣相近。 远东异国情调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里^注113也可以看得到。他对中国艺术的品位体现在他那位于巴黎孚日广场家中的家具上(见他的诗《整个竖琴》^注114，在《做祖父的艺术》文集^注115中的《碎碗》，《痛苦》集中的几行诗^注116，他的哲学小说《一个笑着的男人》^注117或者在给巴特将军的含有描述西方列强洗劫圆明园情形的信件^注118)。同样还需要提及向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旅行邀请》)^注119，传达对中国文化有所爱慕的泰奥菲尔·戈蒂叶(1835年的《中国古玩》^注120，以中国神话为灵感的《水榭》^注121)。一些旅游作家、军旅作家和外交作家也加入了这个运动，例如：皮耶·罗提，斯特芳·马拉美， 圣·琼·拜斯。^注122马尔罗因此也继承了上述先驱的手法，所以很正常地在《西方的诱惑》一书中发现一定比例的异国情调、现实理想、神秘主义和讽刺，时而是正面，时而是负面。

然而，马尔罗超越了先前的文学，并以文明间的对比作为著作的核心来超越小说和诗歌形式，而到目前为止它们一直处于主导位置。从这方面看，《人类境况》的作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注123很接近。 这些思想家曾使得中国成为他们思考的核心要素从而更好地确认他们喜爱的政体。^注124伏尔泰看到了一个完全的专制政体，而孟德斯鸠则看到了一个建立在畏惧上的专制政体，但他也不是没有承认中国的礼仪。对于孟德斯鸠，当我们读了《西方的诱惑》之后，我们忍不住去想他的《波斯人信札》^注125，这些札记通过一个很鲁莽的问题——“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波斯人”^注126提及了文化对照的必需性。

也就是在文化对照上，马尔罗透露了他所有的才智和特别之处，因为他能够超越对中国讽刺和理想化的看法而去支持一个新的观点：通过文学遗产，使西方东方化，同时，也包括使东方西方化。这一点预示着20 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文化全球一体化动态的新论题，即引起了一个威胁：中国可能会失去它的特别之处而死去，这也招致某一小说先驱者的作品中含有对白人和欧洲人的仇恨。马尔罗预感到并想到世界各地文化面临文化统一化衰败的危险。他还提出欧洲文化吸收东方的意义(思想上的更新) 和东方文化吸收西方的意义(权力的获得)，这也就是“诱惑”的来源。^注127《西方的诱惑》用世界变革的悲观分析为总结，而世界变革的负责人就是欧洲人：“为了去毁灭神灵，和把它毁了之后，欧洲精神已毁灭了所有能对抗人类的东西：到了力量的极限，就像在情人身体前的兰斯，他只有死亡。”^注128

从这第一部有关“中国”的作品，可以提取三点信息。第一点信息，在20年代，中国和远东——遥远、神秘、宗教和哲学与西方相比完全新颖的土地，在欧洲作家的作品里是文明恐惧的显露。从这方面看，马尔罗和当时其他作家(例如保罗·瓦雷里)的作品(《精神危机》^注129)的现实性是令人惶恐的。自从中国觉醒开始，欧洲不断地自问它与中国的关系和它的地位。

第二点信息是马尔罗引起的极度悲观主义，触及个人和文明的慢性死亡也一直萦绕在马尔罗的心头。《西方的诱惑》仅仅是悲观思考的第一步，但并不是宿命论的，因为马尔罗将寻求一种人类能够自我超脱这种死亡和人类创造出世界的方法。这是一次以深刻的人道主义(对他人的承认和与其对话)尝试对利益的荒谬的超越，这一尝试则以《西方的诱惑》为起点。

我们应该提及的最后一点仍就不合常理的信息是马尔罗对真正中国的不了解。^注130在他24岁时，他已经游历了亚洲许多地方，因进监狱而不得不结束考古学徒生涯，在印度做过反殖民主义记者。而当他开始撰写《西方的诱惑》时，马尔罗却从来没有长久地踏入和驻足中国。他是通过他的反殖民主义政治活动，才对中国有了一个间接认识。这些反殖民政治活动引导他组织了“安南青年党”运动，这一运动也是从中国相似的组织中得到启发的。因此，事实上，中国读者在《西方的诱惑》中一点也看不到中国。遗产和中国生活的展现事实上是很有限、很含糊其辞，也很书本化。^注131

总之，扎根于当时的智者思想中的《西方的诱惑》表明，马尔罗对中国的强烈爱好这一出发点，他的这一爱好一直没有中断过并且还超越了时代潮流，超过任何人，也不顾仿效经典人道主义的欧式观点，马尔罗不停地对中国和西方的碰撞进行自问以便证明艺术的力量可以“反命运”^注132。接下来的两篇涉及中国的小说以令人难忘的作用表明了这种方向。

二、《胜利者》与《人类境况》和中国的反殖民遗产

马尔罗最初的两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胜利者》与《人类境况》)不直接提出关于艺术、文明和在《西方的诱惑》里提出的那样东方和西方文化对照的问题。《胜利者》与《人类境况》分别发表于1928年和1933年，是《西方的诱惑》的后续，这是因为它们是借助中国反殖民和社会斗争的经验而对欧洲人和文化危机问题解决的探索追求而言的。

《胜利者》与《人类境况》使马尔罗脱离了先辈们的异国风情情调，而有利于他展开充满忧郁有时也有暴力的文学作品。这两篇小说阐明了被殖民者所侮辱的革命者的反抗。尤其是，它们以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结构很好的认识为依据。这一认识来自于马尔罗对中国真正的兴趣。他于1931年发表在《新法国期刊》的“年青中国”一文就是很重要的例子。在这篇文章中，马尔罗描述了“在中国精神中孝道和与逝者间的依赖的重要性”^注133——一些我们在《胜利者》中的程代这个人物身上发现的特点。

革命场景也同样很详细地出现在这两本书中。作者跑遍了并很详细地描述了那些充满着殖民国家带来暴力和社会混乱的西方租借地。在《胜利者》一书中，革命主要发生在广东——混乱之地和香港——英国强权的象征。很明显，《胜利者》表明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几年前他曾站在印度支那人那一边进行抵抗。这一亲身经历使得他越来越接近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了。为了收集用以发行他的《印度支那》报纸的必要的出版材料，他将会来到中国几天。小说的开端是以1925年7月31日出版的《印度支那》中的一则报导为原型的。小说内容非常接近当时中国反殖民斗争情况。在书中，笔者把自己当做负责印度支那事务的国民党成员，一位在广州博罗蒂尼领导下的国民党宣传代表。^注134马尔罗很好地概括了民族主义革命斗争的立足基点，他在给埃德蒙·贾路的一封书信中写道：“我的所有描述都是根据革命来的。”

在《人类境况》中，作者以1927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为背景。这一历史背景在某一点上被很好地描述，而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微妙之处还需进行一些研究。除了中国共产党和落入蒋介石之手的国民党，还要加上支持中国民族主义反对英法殖民者的苏维埃政权。^注135

然而，尽管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今天也成了中国历史遗产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但这对历史小说并非如此。另外，1948年马尔罗在一次对智者们关于《胜利者》一书的发言时，声明这本书仅仅很肤浅地属于历史。如果它依然存在，不是为了描绘中国革命的某些片段，而是为了证明将行动能力、文化和清醒的头脑这些集于一身的某类英雄的存在。这些价值也与欧洲的价值间接地结合在一起。^注136关于《人类境况》，马尔罗明确地指出：“他曾寻找一些人类伟大的画面”^注137，“并在中国共产党行列中发现了它们，这些共产党员被轧死、谋杀、活活扔到锅炉里”^注138。从那时起，中国反殖民斗争只是一个服务于作者非常明确的目的的背景——在集体斗争中提升个人价值以便找到在《西方的诱惑》中提出的问题的答案。这是尼采^注139宣称的神的死亡后的一种关于人类境况的荒诞性的基本上属于西式的担忧。集体斗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通过斗争和在历史上名垂青史来发现自己生命意义的方式。斗争也是人们之间博爱和反对压迫和屈辱力量而获得自由的载体。毫无疑问，我们远离了一种理解，一种中国人对马尔罗在《胜利者》和《人类境况》两文中细述事件曾可能有和已经有了的理解。这一点解释了研究马尔罗的中国专家不承认在这些小说中的“他们”的中国和强调应有的谨慎，一种当面对马尔罗式英雄和中国革命者动机的快速同化时的谨慎。^注140

马尔罗的这个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和他反殖民运动的过去成为他作品的主线之一，也调动了在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的西方国家之后他关于和毛泽东会晤的积极性。会晤在1965年举行，也被详细描述于《反回忆录》里。在这部著作里，小说家对他详细描述于年轻时作品的事件提升了高度。

三、《反回忆录》与中国政治历史遗产

对于这部著作我将会简言概之，它在马尔罗关于中国遗产的多种要素的观点中含有很少的关键成分。《反回忆录》发表于1967年，至少对于介绍马尔罗和中国之间的紧密关系或对于介绍中国和法国来说是不可回避的。正如我在引言中提到的，毛泽东与马尔罗的会晤成为《反回忆录》一书中关于中国的一章。^注141这次会晤于1965年举行，那时马尔罗在中国驻足逗留，而他还任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部长。这也是自1931年他和妻子来到中国以后最长的一次驻足停留。毛泽东和马尔罗间的对话在《反回忆录》中的描写体现了马尔罗对历史伟大人物的着迷。然而历史对话却非常小说化，更加突出的是作者而不是对话者。根据有关作家的传记(学者让·拉古特、伊曼努尔·托德^注142)，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对话只持续了几分钟，而且是非常礼节性的。马尔罗写下来的小说化观点表明了作家爱说谎的一面。^注143

尽管《反回忆录》存在一部分不真实的东西(作者完美地承担了这一面，这个传记保留下来的题目可以证明)，但是小说的内容特别有趣，目的是衡量中国和趋于垂暮的马尔罗之间关系的现状。如果年轻时的小说家对于在原环境中的革命有不可磨灭的印记，它们也让人感受到面对大事件时马尔罗强烈的主观性，而《反回忆录》表述了一种很强的客观性和历史事件时间上的一种后退。有关中国的历史思考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同情革命的见证。《反回忆录》因而成了一个对于那个时代的全新见证和对于教育欧洲人什么是中国的历史遗产的重要见证。殖民者的离开，作为马尔罗小说背景的民族主义革命，长征，1949年毛泽东执政，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在书中也是有所争议的。马尔罗并不是完全被戴高乐将军派到中国(这是一次私人旅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个对于法国承认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提升一个在几个世纪中没落的文化价值必要性的重要时刻。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马尔罗的作品既是重要的也是逆流的。

《反回忆录》对于马尔罗来说是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财富和其千年历史深度变化的契机。对于这位文化部长来说也是提升文化遗产价值的契机。我们可以引用这样一段话：“我昔日看到旧中国的结束，看到狐狸的身影快速穿越超过了那一对对覆盖着白霜在戈壁滩上游走的骆驼驼峰犹如城墙的紫色紫菀——我也看到那些末日黄昏的雪公主，就像被死亡骑兵盯上的非洲的皇后：蒙古，西藏天路，西哥特人的发式。”^注144在一种文化融合的感情冲动下，这一句话就概括了对国家历史和艺术对照及文明对照的观点。这也是马尔罗要在他的关于艺术的作品中理论化的观点。

四、关于中国艺术遗产与艺术的文学作品

在人类境况的实证的寻找中，马尔罗给出了种种回答。联想中国，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个问题思考的范围。在提出了欧洲人如何克服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文化危机困难的问题后，他试图在他的第一批小说中给出答案。政治宣言、个人行动和人间的博爱就像是人类跨越自身境况的第一种工具。在《反回忆录》中，政治领导人的例子看起来也是很重要的。这些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通过行动超越人类境况荒诞并要延续下去的意志主义榜样。这点解释了作者对历史伟大命运的着迷，这与其政客的思想毫无关联。

在马尔罗的书中，尽管政治历史遗产的创作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但艺术仍旧是终极解决办法。在他的后三分之一的生命里，作家完全放弃了小说而主要致力于艺术的思考。没有放弃政治誓言，他仍然认为艺术组成了典型的反命运，这是人类超越自身境况、蔑视死亡的方式。在作者死后留下来的著作在时间之外也成了遗产的一个部分。还有就是，某些在创作之始没有被当做是艺术品的画、实物、建筑物，之后也都被看做是杰作。作品的这一转变对于马尔罗是决定性的，看起来像是一种揭示——这是一种蔑视作品作者死亡的变形和一种在一个排除了所有历史、政治和社会偶然性的空间发展的变形。艺术因此超过了由极度反人类的野心引起的政治运动。艺术和遗产的保护因此表现得像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人道主义理想， 因为人类杰作是对人在思考自身命运时提出的问题的最好回答。马尔罗的两段话可以使人理解作品的变形和它的卓越的一面。

“所有艺术作品是为了满足一种需要而创作的，一种非常有激情的需求才能让它问世。然后，这种需求藏匿在作品中就像鲜血藏于身体之内那样，作品从此开始了神奇的变化。”^注145

“艺术依靠它的功用而存在， 它的功用让人们脱离他们的境况， 不是通过回避而是通过支配。所有的艺术是一种命运掌控的方式。 文化遗产不是人们必须重视的作品的总和，而是可以帮助他们生活的作品。”^注146

马尔罗关于艺术的著作解释了对于普遍价值的这个自诩为人类的普遍思考。 在马尔罗的作品中，遗产的普遍性是明显的， 这一普遍性预示了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设置的种种目标。为了证明这一普遍性，他将要展开“想象的博物馆”这一概念，“想象的博物馆”具有允许每个人在每个文明的艺术遗产概念之外去建立自己的博物馆的功能。这个概念指引他去对比来自于不同文化的遗产元素，正如在《西方的诱惑》里的情况一样。在这些有关艺术的著作中， 对比也同样是思考的对象本身， 这是为了在人类和文明靠近的运动中发掘一种人类作品的共同点。自然而然的， 中国文明占据一个重要席位， 无论是在《沉默的声音》(重新采用1947年到1950年的三本著作)、《想象的世界雕塑博物馆》(1952年~1954年)还是在《众神的变异》(1957年~1977年)中。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尔罗的这种尝试，我举几个中国遗产的例子。^注147在《沉默的声音》的第二部分(阿波罗的变异)，马尔罗揭示了中国佛教对古代艺术的影响：“当希腊形态在绿洲之中接触到了脆弱的标准， 它们就烟消云散。然而在印度和中国， 它们接触到了印度佛教或中国佛教强有力的观念时，它们变形了。”^注148马尔罗进行了欧洲和中国艺术的对比，并举了如今被认定为世界遗产的龙门石窟巨佛的例子。“龙门石窟看上去好像从中国古老的大山中雕出的民族塑像。但是，它们罗曼式的僵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毫无疑问，中古世纪的西欧人摆脱了把植物、运动员、沐浴者形象运用到陶土上并将其发展到极致的希腊艺术形象。毫无疑问，他们也不知道萨桑王朝的涡式岩石浅浮雕。 然而西藏、帕米尔，难道它们也没有创造与这些孤寂教堂相似的东西吗？通过贫瘠戈壁来到太平洋彼岸的朝圣者的雕塑看起来突然间变得光彩照人。 一个真正的宗教艺术出现在中国， 与古西方神圣的罗曼艺术有所区分。人类故事从此在大地上演， 就像金星永远地改变了迦勒底难以平息的苍穹。”^注149马尔罗继续着并强调了当时曾经接受了在印度长期遭受威胁的佛教的中国的人道主义。 他也提及了这种来自于开放的艺术成果。“神奇的几何学曾经在高处支配着印度艺术的丰富”^注150。作为总结：“椭圆特性和建筑意义的关系在禅寺的黄色悬崖侧面雕出了几个高超雕塑。”^注151

我们还可以指出中国绘画的例子，马尔罗对于“中国绘画是和西方相同的唯一绘画”^注152这个思考是建立在亚洲艺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和法国绘画的影响之上的。 另外，马尔罗并没有犹豫就对比了法国印象主义和“永恒的启示”， 而人类消失在永恒里就像消失在凝视的迷雾里一样。^注153

在《众神的变异》一册中的对照是明显的，马尔罗写道：“正是通过夏尔特，我们才喜欢上龙门……透过世界雕塑……随着世界雕塑我们重现了西方绘画。毫无疑问，下个世纪听得到两种伟大绘画第一次真正的对话。”^注154

我还可以举很多例子，可是它们实在太多了，因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何况就博物馆的概念谈一谈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马尔罗，亚洲和西方在这一点上有很深的分歧。 他写道：“博物馆是变形间的较量。在欧洲人的影响和指引下， 亚洲近来才对博物馆有所了解。可是对于亚洲人，尤其是对远东人来说，艺术作品欣赏和博物馆是不可调解的。 在中国，除了宗教艺术，艺术品的享用和占有是相连的，这样艺术品就可以不为人知。绘画作品是不会被公开展出的，但会在雅致的环境中在爱好者面前打开来欣赏，这也具有让爱好者更好地融入其社会圈子的作用。对绘画作品进行对照是一种智力工作，不能容忍那种对作品简单欣赏的随便态度。在亚洲人的眼里，博物馆如果不是一个教化大众的地方，也不可能是将不同艺术作品混合在一起摆放让人去欣赏的地方。”^注155 特别是对中国来说，他补充道，“中国没有真正的绘画博物馆，一些收藏家、庙宇不接受外界对他们持有的画卷进行拍照的权利。说到底，中国的翻版设施是非常简单的，中国绘画的杰作只有靠直接的照片或是日本制造工艺^注156才能够相对真实地复制下来”。通过关于艺术的著作，马尔罗超越了东西方博物馆不同的理念，并明确支持文化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自称遵守亚洲式的沉思正如遵守对博物馆的思考，尽管在当时，他非常支持艺术博物馆在中国的大力发展。除了这些不同看法外，马尔罗思考的主线仍是人类应该通过艺术与其遗产寻求和了解自己境况并有所超越，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法国。

总之，我还是强调马尔罗理解艺术和遗产方式的后续。 艺术史专家和大学老师极力诋毁马尔罗， 他们指责他对关于艺术的著作中提及的杰作和文明的认识非常肤浅。 不可否认的是，马尔罗事实上没有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或者说也缺乏远东艺术的知识， 也没有远东思想的真正认识。 然而，除了有些人嫉妒他的怪才之外，他的思考的价值大于他关于艺术认识的价值。 在读了这些书之后， 我们不能不认为马尔罗是个真正的先驱。 想象中的博物馆的概念在因特网和数字化的发展下从来没有如此现实。 文化对话的积极性在我们全球化的社会中也从来没有如此深刻。毋庸置疑，由艺术和遗产产生的马尔罗人道主义和宽容情怀还是很重要的。

(翻译：赵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