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效益篇

（一）效益竞争力评价分析

构建效益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意义在于：随着传统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把对外贸发展的关注点由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学界、业界的共识。

1.上榜成绩不稳定的偏科生超过半数，榜单延续动荡

2012年效益竞争力30强榜单延续动荡态势，更新率由2011年的46.7%进一步提高至56.7%（见表8）。除深圳、上海等发展相对均衡的外贸强市能够爆发持续竞争力外，一些依靠单项指标的高度影响力异军突起的城市，难以在效益榜单上站稳脚跟，陷入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境遇，例如，山西晋中、四川雅安、宁夏石嘴山、黑龙江佳木斯和河南济源等，其中，2011年河南济源依靠“净出口对本地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指标的优势排名效益榜单第23位，但2012年该指标成绩大幅下降，直接导致其在效益榜单中跌出百名之外，可见所有指标的同步发展才能修炼出难以撼动的综合实力。而2012年依靠某个单项指标突然崛起入围榜单的城市也不在少数，例如，湖南株洲依靠“加工贸易增值率”单项指标的突出表现，急升167位并斩获效益榜单亚军殊荣；山西长治在“贸易条件指数”指标上优势明显，助推其跃居榜单第4位，这类城市亟待加强综合实力的修炼方能避免成为榜单的匆匆过客。

表8 2012年我国城市外贸效益竞争力30强排名

2.规模是效益提升的底气，传统大市定力增强难以撼动

外贸规模是外贸效益的重要来源。虽然2012年效益榜单30强稳定度有所下降，但仍有13座城市连续2年上榜，其中5座来自我国外贸规模前10位的城市，例如，深圳、上海这类外贸“航母级”城市实力强劲，连续多年稳居榜单前10位，苏州、广州和宁波等生力军也是榜单的常客，而浙江省的杭州和温州外贸规模虽游离10名之外，但连续5年榜上有名的优异成绩也足以令人刮目相看。此外，未能入围效益30强榜单的外贸规模10强城市，如北京、东莞、厦门等在效益榜单中排名也均在50位之前。

3.东南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

随着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步伐的逐步加快，一些中西部城市外贸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指标考核上反映出了明显的竞争优势，如在“净出口对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高度化”等指标考核中，中西部城市表现优异，并凭借压倒性优势逐渐取代了部分东南沿海城市入围，以往“东强西弱”的效益榜单格局正逐渐向东南沿海、中部和西部三地均衡发展。从近5年效益竞争力30强榜单区域分布情况看，东南沿海地区入围城市数量由2008年的22座减至2012年的9座，而同期中部和西部地区入围城市数量则分别由2008年的2座、3座增至2012年的10座、9座（见表9）。

表9 2012年与2011年各地区效益竞争力单项指标前30名的城市分布表　单位：座

（二）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高度化指数分析

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高度化指数衡量的是一般贸易出口利用外部市场消费拉动内部经济发展的情况，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产业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1.中西部城市逆袭，榜单占有率首次超越东部沿海地区

相较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受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强。金融危机爆发后，一般贸易趁势而上。2012年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占同期外贸出口比重接近五成，比2008年提升近2个百分点；其中，资源富庶的中西部城市在一般贸易领域取得长足进步，2012年该地区一般贸易合计出口规模比2008年扩大了74.6%，入围城市数量由2008年的8座增至14座，而同期东南沿海地区由2008年的18座减少至12座，中西部地区入围城市数量首次超过东南沿海地区，成功逆袭。但也应当看到，中西部地区产业普遍单一、布局相对集中，这种竞争优势略显脆弱，例如，2010年陕西商洛凭借太阳能电池项目的密集上马，在当年本项指标考核中一度夺魁，但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出口大幅增长势头没有得到延续，2011年、2012年该市一般贸易出口太阳能电池锐减，其在本项指标上的排名已连续2年位居百名之后。

2.一般贸易大省疏于提升技术，浙江城市大幅落选榜单

浙江省是一般贸易出口大省，2012年其一般贸易出口规模在我国各省区中高居第2位。然而，低成本扩张的市场开拓模式导致以传统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导的本土产业结构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改变，全国一般贸易项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由2008年的8.4%提升至2012年的9.6%的同时，浙江省该比重却由2008年的4.9%下滑至2012年的4.7%，与全国同期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表现欠佳，2012年该指标榜单中浙江省仅存温州市一枚硕果，比上年大幅减少4座，一般贸易大省要实现华丽转身困难重重。

（三）加工贸易增值率统计分析

随着增值空间狭窄、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加工贸易发展模式逐渐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此，延长产业链、提升增值空间、改善加工效益，对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尤为必要。加工贸易增值率用于衡量这方面的情况。

1.受益于有序承接加工贸易转移，中西部增值优势明显

自2007年以来我国先后3批共认定了44个中西部、东北城市作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受益于政策扶持，这些地区加工贸易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虽然在总量上仍无法比肩东南沿海地区，但发展速度令人侧目：自2008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年均增长44.5%，增速远快于同期全国6.3%的平均水平，其占全国加工贸易的比重也由2008年的2.9%迅速提升至2012年创纪录的9.8%。加工贸易的迅速成长，带领一批中西部城市入围榜单，2011年多达23座，2012年仍保持19座的数量，例如，重庆市抓住全球电子科技创新的机遇，相继吸引了惠普、宏碁、华硕、思科等品牌商以及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等代工商和大批零部件制造企业入驻，几年间已搭建出一片构成完整、运作成熟的笔电产业集群，在此带动下的全市加工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速高达1.9倍，凭此优势重庆已经连续2年入围本项指标榜单。而作为我国老牌加工贸易生产基地的东南沿海地区，多年累积的庞大进出口规模难掩低端的国际分工水平，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同质化严重，致使议价能力低下、增值空间狭小，光鲜的外贸数据背后并未带来与之相称的实际利益，2012年仅浙江舟山和丽水等2座城市入围榜单，延续贫困式增长的困局。

2.榜单稳定性与联动性两块短板暴露指标计算的片面性

必须指出的是，加工贸易增值率指标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部分城市开展的加工贸易业务主要是对自身物产资源进行简单加工后出口，对应进口的是包装物、标签等低值辅料，由此计算的加工贸易增值率极易出现虚高情况，无法全面反映加工贸易实际增值水平。例如，2012年四川南充加工贸易项下主要进口“有机合成着色料”、出口“棉≥85％印花平纹布”，导致其加工贸易增值率拔高了41.2倍，居全国首位，但在综合竞争力榜单中四川南充最终仅名列第111位。由于这种虚高的加工贸易增值率代表的竞争力概念不具备全面性，在与效益竞争力、综合竞争力之间联动关系中表现出较低的契合度，2012年入围加工贸易增值率30强榜单的城市中，仅12座城市入选效益竞争力榜单30强，仅有3座城市最终挤进综合竞争力30强；同样，指标计算的片面性也直接影响最终榜单成绩的稳定，2012年该指标30强更新率高达66.7%，延续动荡局面。

（四）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分析

净出口作为构成GDP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是衡量外贸发展效益高低的重要标准。

1.有限市场容量让中西部变身榜单主角，改写区域格局

综合2008年以来的榜单区域分布变化情况，除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冲击，数据表现较为异常外，其余年份基本呈现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此消彼长”，其中，东南沿海地区由2008年的22座减少至2012年的10座，而中西部地区入围数量由2008年的3座快速增至2012年的16座，超越东南沿海地区，占据榜单的半壁江山。虽然中西部城市外贸在区域发展战略转移的推动下取得显著发展，但高上榜率的优异成绩主要得益于内陆城市有限的内贸市场容量，榜单中中西部城市的平均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其余地区上榜城市平均水平的78.6%，较小的经济基数和外贸市场容量给指标结果蹿升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稳定性欠佳的负面作用，在新晋入围的23座城市中中西部占据47.8%的比重。2012年黑龙江七台河可谓一鸣惊人，随着2012年10月对俄国际货运线路开通，当年该市贸易顺差同比猛增9.8倍，在本项指标的排名大幅提升153位并一举夺魁，中西部地区的西藏拉萨、甘肃金昌、广西崇左、安徽合肥紧随其后。而同处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市在2011年该指标考核中排名榜首，由于2012年外贸出口出现了超过70%的降幅，其贸易顺差大幅收窄77%，导致其在榜单中跌落至第290位。

2.内外市场走势分化，部分外贸发达城市落选榜单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造就外贸大市的同时成就了大批经济强市，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一波三折，国内经济稳步上升，外贸对经济的强势拉动趋于疲软。2012年，10座东南沿海城市入围本项指标榜单前30位，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海西地区分别有5座、4座和1座，均比2011年减少1座，如2011年榜单中排名第6位的福建福州，由于2012年该市外贸出口下降12.4%，降幅大于同期进口水平6.6个百分点，净出口规模收窄，对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体现为负拉动，滑落至第279位的末排座次。又如浙江温州，2012年外贸进出口出现下滑导致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力弱化，该市在本项指标评比中的排名应声下滑，从2011年的第12位跌落至第151位。

（五）出口收益率统计分析

内资企业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内生力量源泉，由内资企业创造并掌控的出口收益能力（注：出口收益指在出口额基础上，剔除其中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等因素，更直接体现内资企业的实际创收能力。）更能体现“国民概念”，因此出口收益率是衡量我国技术改造、自主研发能力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贸易模式决定收益能力，外贸大省广东、浙江殊途不同归。2012年“出口收益率”30强榜单中多达28座城市连续2年入围，仅湖北武汉和山东潍坊淡出榜单，被安徽合肥和福建泉州取代。外贸规模是获得出口收入的基础，在持续入围的28座城市中多达21座城市来自底子较厚的东南沿海发达城市，而起步较晚的中西部地区仍未发展到具备与之抗衡的实力，仅4座城市入围，其中重庆、四川成都和新疆乌鲁木齐连续2年入围。然而，出口规模并非影响出口收益能力的唯一因素。本地经济内生动力逐渐增强，内资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广度不断加深以及加工贸易国内产业链的延伸，均有利于贸易收益能力的提升。例如，近年来安徽合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受益于此，合肥民营企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外贸活动异常活跃，2012年该市民营企业出口增长2.4倍，所占比重较上年明显提升了28.5个百分点，本项指标排名相应由2011年的第35位升至第25位。而对同级别贸易区域，其贸易方式直接决定其收益水平高低，以加工贸易起家的广东省，21座列入考核的城市中多达18座城市出口收益排名低于出口规模排名，除了个别体量较大的明星城市仍然难掩光芒外，多达13座城市游离在前30名榜单之外；而同是外贸发达地区的浙江省，由于本土经济特征显著，列入考核的11座城市出口收益排名全部高于出口规模排名，其中7座上榜，在入围榜单的东南沿海城市中占据33.3%的比重。

（六）贸易条件指数统计分析

贸易条件指数指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用于说明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交换比率关系，是从价格方面衡量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

1.东南沿海地区维持零入围纪录，贸易不利地位亟待破解

在2012年贸易条件指数30强榜单上，中西部城市继续保持2011年24座城市的上榜纪录，而东南沿海地区入围数量自2011年归零后，重新寻找零的突破。由于生态资源相对匮乏，发展加工贸易生产基地、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实现国内外两种资源的交换、两个市场的对接，成为东南沿海城市必然的战略选择。由于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原料供应和成品销售都听命于跨国公司的市场策略，导致该地区出口产品议价能力脆弱，进口商品普遍缺乏定价话语权，贸易条件指数在考核中长期处于劣势，如综合竞争力前五的东南沿海外贸强市在该指标排名均落于百名之外，深圳、东莞等全球加工生产基地更被远远抛在180位之后。

2.中西部城市排名错落起伏，凭资源优势难成竞争合力

由于发达经济体进一步释放流动性、金融化程度加深和短期供需失衡的搅动，2012年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大宗商品价格在戏剧性波动中呈现下跌态势，铜、铁、锰、煤炭、棉花等资源性商品进口价格均应声而降。由于东南沿海城市进口品种相对丰富，个别商品价格波动难以对整体形成决定性影响；反观结构单一的中西部地区城市，一旦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动，对进出口价格以及由此计算得到的贸易条件指数将产生较大影响，24座入围贸易条件指数30强的中西部城市中，多达20座是新晋成员，例如，甘肃平凉出口商品以苹果、杏仁等农产品为主，而进口仅锰矿砂一项商品，出口价格稳中有升的同时进口锰矿砂价格快速下跌，使该市在该指标考核中最终胜出。然而，单纯凭借资源优势上榜的城市，在其余指标表现上往往乏善可陈，难以形成综合竞争力，入选贸易条件指数30强的24座中西部城市中，21座最终落选效益30强榜单，更无一座城市能够最终入围综合竞争力榜单。例如，山西长治依靠“贸易条件指数”第8位的优异表现而位列效益榜单第4位，但由于综合实力的不济，在综合竞争力榜单中最终仅列第42位，四川达州、江西萍乡、贵州安顺、贵州六盘水等均属同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