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发展报告(2013)
- 袁卫 彭非
- 3953字
- 2020-08-30 03:22:28
五、发展篇
(一)发展竞争力评价分析
构建发展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意义在于:是否充分有效利用外资、带动产业升级、提高产业集聚力、发挥外贸强市辐射力,是衡量城市外贸发展活力的有效途径。该体系由“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进入外贸500强企业的进出口比重”、“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等4项三级指标构建。
中西部城市快马加鞭迎头赶上,打破传统发展金三角。纵观2012年发展30强榜单(见表10和表11),各经济区板块整体阵容基本保持不变:中西部地区占据最多席位、11座城市入围,东南沿海10座城市入围,东北6座城市入围,环渤海3座城市入围。30强榜单上有6个席位易主,除长三角和珠三角此消彼长各1个席位外,其他5个席位均在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内部盘整:一类属于收复失地型,如广东惠州、陕西西安、江西新余和内蒙古包头均是重新问鼎发展30强;一类属于指标激进型,如河南济源因富士康产业园项目的引进,其发展竞争力由上年的第129位攀升至第23位;一类属于步步为营型,如辽宁盘锦近年来稳打稳扎,成功晋升为榜单新贵。落榜的城市中,湖北武汉、江苏镇江、辽宁营口名次小幅退后,而前两年单凭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指标排名第一的优势挤入发展30强的广西北海因该指标排名下滑,发展竞争力排名由上年的第18位降至第61位;贵州六盘水和甘肃嘉峪关亦因当地龙头企业落榜全国外贸500强而迅速坠入发展竞争力的谷底。而仍在榜单的24座城市中,虽然地区格局稳定但内部城市座次暗起云涌,江苏苏州、广东深圳和上海所构建的发展“金三角”,长期统治冠亚季军宝座的局面终被打破,而上年榜单新秀河南郑州以破竹之势直接撼动上海的季军位置,上海被迫退居第5位;重庆亦在2012年榜单上站稳脚跟,由上年的第28位快速爬升至第16位。大浪淘沙金不换,饱览这几年发展竞争力榜单浮沉录,不难发现靠某项指标单打独斗终究只能如流星闪现,综合实力的均衡发展方能彰显城市的发展后劲。
表10 2012年我国城市外贸发展竞争力30强排名
表11 2012年与2011年各地区发展竞争力单项指标进入前30名的城市分布表 单位:座
(二)外商投资环境与吸引力分析
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与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两项指标用来衡量各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及其对吸引外商投资转移的能力,折射当地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2012年,“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两项指标30强榜单相对稳定,但在产业梯度转移方针指导下,外资分布略有变动,榜单更新率分别为16.7%和10%。从地区分布看,东南沿海地区依然是外商投资的主战场,把持了双双入围两项指标的20座城市中七成的席位,特别是江苏苏州、广东东莞、广东深圳、上海、福建厦门和江苏常州6市稳居两项指标前10位,但在“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30强的榜单上,东南沿海地区继上年减少2个席位后再折损3个席位,分别被环渤海、东北和中部地区收入囊中;环渤海地区在两项指标30强榜单上均增加1席,除北京、天津持续入围两项指标榜单外,山东青岛在“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排名提升使其事隔两年后重新跨入双科生的行列,山东日照则重新挤入“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前30位。西部城市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表现依然低于预期:广西钦州仍是西部地区入围“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榜单的独苗,其他落榜城市中表现最好的内蒙古呼和浩特指标排名落在50位之外,西南经济金融中心成都排名继续退后47位,仅排在第91位;随着海南海口退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榜单,西部地区仅余内蒙古鄂尔多斯、内蒙古包头、四川成都3座城市,如何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催生经济内生性的增长动力仍是西部地区亟待破解的难题。
在“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指标上,湖北武汉和山西晋城抱憾退出,而河南济源和山西太原凭借富士康项目助推挺进榜单,排名由2011年的第99位、第60位提升至第2位、第29位;湖北鄂州则乘着葛店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东风,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扶持区内企业做大做强,争取美国《财富》500强波尔公司湖北项目追加投资并引进生产设备,力促鄂州的该指标排名实现提升位次过百的突飞猛进。在“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榜单上,中部城市纠结在门槛附近,江西新余持续入围外,安徽铜陵和马鞍山退出门槛之外,湖北武汉前进2位挺进30强。力较之下,东北老工业基地相对沉稳,在原有城市持续入围的基础上,辽宁沈阳、营口分别成为“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30强榜单的新秀,辽宁沈阳因此与大连一起,成为两项指标的优质双科生。
(三)外贸500强企业进出口比重分析
企业是城市外贸发展的主体,提升城市外贸发展竞争力的根本是提升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贸500强企业进出口比重指标反映龙头企业对当地外贸发展的集聚及带动能力。
2012年我国外贸500强企业(以下简称“大企业”)的进出口门槛持续提升,由2011年的8.2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9.1亿美元,在上年提高29.9%的基础上继续提高10.9%。因深圳拥有大企业数由2011年的61家激增至96家,导致2012年大企业在我国版图的分布范围缩小,驻点在76座城市,城市数目比2011年减少8座,其中中部地区损兵折将最为严重,5座城市所辖龙头企业退出500强;分布范围的收窄继而引发该指标榜单分布格局的变动,贵州六盘水、甘肃嘉峪关、湖南娄底、河南安阳、山东莱芜以及河南新乡无一例外皆因当地龙头企业退出外贸500强导致排名一泻千里,榜单更新率达20%。个别中西部城市的落榜为原本徘徊在外围的城市提供了上升空间,其中东部沿海以及东北地区分别增加3个和1个席位,成为榜单上的新面孔。
深圳、北京、上海和苏州四大外贸城市坐拥全国超过一半的大企业数量。由于改革起步早、开放程度深,尽管大企业数量均不及当地有外贸进出口实绩的企业总数的0.5%,但其涉及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进出口比重仍高达50%,73.3%,38.8%和43.8%。其中,深圳继续晋级,跻身指标前20名的行列;同时,由于短期因素造成部分中小城市出局,其他3市拥有大企业数量虽呈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在该指标排名却分别前进2,5和6位,分居第8,28和27位,其中,上海继2011年落榜后再次挤入该指标前30位。内陆中小城市依然是该指标30强榜单的主要成员:甘肃金昌继续稳居榜首,随着上年排在第2和第5位的贵州六盘水和甘肃嘉峪关的退出,黑龙江大庆、辽宁本溪、江西鹰潭依序而上、紧随其后;安徽铜陵大力培育铜基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除近年一直活跃的金隆铜业有限公司外,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跻身全国外贸500强,带动铜陵在本指标的排名由上年的第14位提升至第5位;富士康郑州项目于2010年投产后,巨无霸的威力迅速爆发,尽管与2011年相比,其旗下的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未能入围500强,但仅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一家便占据全市进出口的78.8%,大企业所占比重比上年提升24.6个百分点,带动郑州在本指标的排名由上年的第19位提升至第6位。此外,作为继广东深圳、东莞的加工制造基地后起之秀,惠州在接连建成液晶电视和手机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引入台湾鸿海投资新设计算机组装厂,光电、物联网终端及应用等产业也加快发展,成为国家云计算应用创新基地;成渝经济区核心——重庆也着力构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并强化产业配套、物流配送等服务,同时长安福特项目亦扩大投产;2012年,上述两市拥有大企业数量分别为8家和7家,均比2011年增加了3家,指标排名分别由上年的第43和58位提至第17和30位。
(四)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分析
海关特殊监管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作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设立的第四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先导区和试验台,在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要考察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
近年来,配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海关对特殊监管区域功能拓展和整合优化步伐加快,在沿海及内陆地区遍地开花,为内陆城市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升级提供了便捷优惠的通关环境和后续发展的空间。2012年,“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指标30强榜单分布均匀、表现稳定,东南沿海及环渤海地区共占16个席位,东北及中西部地区共占14个席位,更新率仅为10%,上年排名榜单末端的江苏淮安、山东济南、广西防城港被广东湛江、江苏常州、江苏南京取代。其中霞山水产品批发市场和南方国际水产交易中心保税仓库的建成给广东湛江海洋经济再添一把火,加上中石化国际事业华南总部的落户,湛江继2009年一度上榜后再次入围,该指标排名由上年的第38位提升至第24位。自2009年9月东北地区第一家保税物流中心——营口港保税物流中心正式封关运行以来,货运量连年稳居全国保税物流中心首位,成为我国原油、煤、化肥、钢材、铝材等大宗货物的集散地,辽宁营口也因此连续两年上榜,2012年排至第16位,目前其扩容立项也成功获批,对进一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富士康等外向型企业的迁移,中西部地区以此为基础争相设立综合保税区,因功能齐全、政策优惠,力促当地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基地,河南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四川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和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的封关运作,让郑州、成都和重庆获得更为强劲的推力,荣登该指标的冠军、亚军和殿军宝座,郑州和重庆排名比2011年提升了25位和7位;而向来在该指标表现较好的广西钦州2011年掉至前10位之外,随着2012年位于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的中石油国际储备库投产运营,钦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方式进出口持续激增,该指标排名由2011年的第13位提升至第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