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发展报告（2013）
- 袁卫 彭非
- 5283字
- 2020-08-30 03:22:28
六、潜力篇
（一）潜力竞争力评价分析
构建潜力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意义在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物流规模和产业集群等是经贸专线拥有持续输送能力的基础。这对厘清未来对外贸易进程中的优劣势变化，确定城市外贸发展的后期轨迹，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2012年潜力竞争力30强榜单（见表12和表13）基本保持了2011年的格局，排名变化3位以内的城市多达22座，新上榜城市仅5座，更新率仅16.7%。尖端阵容尽显强者恒强的王者本色，除苏州和珠海名次互换外，前14位分布与2011年完全吻合，10强榜单更是连续多年被深圳、上海、厦门、苏州、珠海、广州、东莞、宁波、大连等东部沿海城市把持，其中，深圳和上海以无可比拟的潜力优势继续稳坐冠亚军宝座；苏州得益于“内资企业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指标的大幅提升，取代珠海成为第4位；而2011年新锐浙江舟山，其“蓝海经济”试验田的海洋资源和经济腹地优势持续释放，继续稳居第8位。
表12 2012年我国城市外贸潜力竞争力30强排名
表13 2012年与2011年各地区潜力竞争力单项指标进入前30名的城市分布表 单位：座
由于身处青黄不接的瓶颈期，长三角地区入围城市曾由2010年的10座缩减至2011年的4座，但作为我国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黄金地带之一，长三角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捷、劳动力素质较高等“软硬兼备”的优势依然突出，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明显萎缩的同时，内生经济勇挑重担，上海、苏州、常州、扬州、嘉兴、无锡在“内资企业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指标上均有优秀表现，内生力量补位促使入围2012年潜力榜单城市数量增至8座，占有率达26.7%，居各地区之首。与长三角的成功反转不同，珠三角、环渤海和海西地区显得异常淡定，进入潜力30强榜单的城市数量及排名次序均没有太大变化。受益于基础建设的长足发展，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外贸潜力明显增强，内蒙古金三角鄂尔多斯、乌海和包头都榜上有名，分列第14，15和22位，甘肃嘉峪关在当地大企业的支撑下位列第17位；西南地区的重庆着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并卓有成效，在2011年上升了21个位次的基础上继续提升6个位次至第19位；广西防城港凭借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缘优势及政策支持，由正式全面启动年2010年的第15位提升至第12位。西部城市在潜力榜单版图上开始扩张的同时，中部地区迅速缩小，由2011年的5座城市减至1座，马鞍山和芜湖因撤并巢湖后人口基数大幅增加影响了“人均货运量”指标而无缘30强，长三角内生经济的强势崛起将原本排名靠后的安徽马鞍山、芜湖、淮北和江西新余挤出30强，只有安徽铜陵硕果仅存。
（二）区位优势统计分析
区位优势指数以城市拥有的国家一类开放口岸数量作为考量对象，衡量外贸地理位置的优劣和口岸功能的完善程度。
2012年，东部地区凭借港口便利的地理优势继续高奏凯歌，榜单覆盖率达81.6%，以黑龙江的黑河、佳木斯为起点，途经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天津、青岛，划过长三角和海峡西岸，直至南端珠江流域，东部江河入海口带动沿途31座外贸城市，勾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由于与俄罗斯、朝鲜、蒙古、韩国、日本等国毗邻或接壤，东北地区外贸通路相对发达，占据5个席位；环渤海地区上榜城市皆为具有通畅海运渠道的天津，山东烟台、威海、日照和青岛；长三角地区以10个席位的成绩独占鳌头，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两翼的长三角港口群迎来大型航运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时期，2012年完成货物吞吐量32亿吨，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同期全国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总量的32.8%，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6581万TEU（集装箱国际计量单位），占同期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总量的37.2%，其中，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蝉联世界第一，宁波—舟山港的货物吞吐量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六；珠三角地区以占全国28.7%海（河）运口岸的优势稳占制高点，榜单上深圳、珠海、广州、江门4座城市均名列前茅，其中，2012年深圳海港以2294万TEU的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4位、全国第2位，全年经深圳口岸出入境车辆次数占据全国七成左右比重，日均4.3万辆次，16个海运、公路口岸齐头并进，使深圳以绝对优势一直稳居冠军宝座。
在2012年区位优势指标排名前38位城市中，中西部城市仅占7席，其中5席让西南地区凭借沿海或者沿边优势占据，是内陆地区的领军人物。广西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沿海、沿江、沿边省区，北部湾经济区的核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截至2012年全省已拥有18个对外开放口岸，其中11个海（河）运和航空口岸，防城港和北海分别位列第11位和第16位，钦州、柳州、梧州和贵港4座也并列第44位；海南是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海岛，7个海运开放口岸的先天优势依然绽放着“海上明珠”的光芒，海口、三亚分别位列第16和29位。而我国中部和西北地区，一个缺少海运渠道，一个深处内陆腹地，区位优势指标分别只有湖北武汉、内蒙古呼伦贝尔榜上有名。
（三）特殊经济区发展分析
特殊经济区是继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设立的第3类先导区，其建设发展对吸引外资、加快贸易、带动区域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构建了特殊经济区个数比重这一指标。
中部成为上榜数量唯一与沿海经济区齐平的内陆地区。作为我国外向型特征最显著的地区，东南沿海、环渤海地区无疑是最适合特殊经济区成长壮大的摇篮，“窗口”、“示范”、“先导”效应充分发挥。2012年，在参与外贸竞争力评价的城市中共设有特殊经济区219个，其中，东南沿海地区83个，环渤海33个，两者合计达全国半数以上。从区域分布看，东部沿海地区是前排阵营，不仅规模制胜，占据51.2%的席位，而且排名靠前，包揽前12名中的10个席位，其中，上海以16个特殊经济区的绝对优势继续稳坐首席；苏州紧随其后，以10个特殊经济区的数量位居次席；北京、天津和宁波凭借7个特殊经济区规模并列第4位。与此同时，产业转移政策乘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春风不断深入，中部地区特殊经济区的升级和设立明显提速，在郑州、武汉、合肥和南昌等省会城市的引领下，特殊经济区数量在2011年增加了18个的基础上再次增加4个至42个，在榜单中的席位也相应增加3座达9座，成长为唯一可与长三角地区比肩的内陆地区。西南地区也表现不俗，保持5席的地位，特殊经济区合计数量增至31个，其中，重庆以其独特的内地政策高地的优势排名连年提升，2012年其特殊经济区已达10个，与苏州并列第二。
（四）外贸企业发展状况分析
构建万人外贸企业数量指标的意义在于：外贸企业是一个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载体。企业数量越多，该城市参与生产及对外贸易行为越有活力。
入围该指标前30位的城市格局与2011年如出一辙，名次发生松动的城市仅10座，且幅度均在2席以内，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政策配套和成长环境对外资吸引力仍然有限，尽管区域代表性大城市初具雏形，外贸企业数量明显增加，但由于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市场容量有限，难以比肩东部沿海极具辐射力的金融和商贸中心，2012年中西部地区外贸企业数量增加8.4%，占全国外贸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0.9%，万人外贸企业数量指标的表现依旧黯然，前30名中颗粒无收，其中，中部地区排名居首的安徽合肥也落于50名开外，为第55位；西北地区排名居首的新疆乌鲁木齐排名未变，为第32位；西南地区广西防城港居首，下降4位至第52位。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厚重的工业基础和资本人才积累，长三角地区一直为我国倾力打造的“经济高地”，随着201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有序实施，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两翼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持续加速，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实现稳步拓展，2012年该地区外贸企业数量增加6.7%达13.1万家，占全国逾四成的比重，继续以15席占据榜单的半壁江山。尽管临近港澳的地缘优势、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都在逐步消失，2012年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数量仍增加3.6%，坐拥榜单7席，其中，深圳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正在形成新的集聚效应与跨国公司投资的蜂拥效应，2012年外贸企业数量超过2.6万家；东莞是制造业实力雄厚、产业体系齐全的全球最大加工制造业基地之一，2012年外贸企业数量增幅不俗，达7.7%，以上两市垄断该指标榜单的状元和榜眼之位。
（五）外贸货运量统计分析
构建人均货运量指标的意义在于：城间交通网络建设完善与否、运输通畅与否，是衡量城市工业化水平和贸易输送潜能的重要标志。
在“西部大开发”、“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国家战略资源调度下，西部地区交通基础建设大幅提升，2011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4%，投资额首次超过东部地区；交通运输业配套设施的快速发展使商贸、物流、服务业等相关企业也趋之若鹜，货运水平随之飞跃式提升，继2010年增长19.7%之后，2011年又以14.8%的货运量增速位列各大区域货运量增速之首；与其他指标东部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不同，西北地区在该指标30强榜单的版图最大，上榜城市达到8座，内蒙古鄂尔多斯、乌海及包头形成“金三角”位居前列，加上甘肃嘉峪关，西北地区囊括了前5名中的4名。同时，中部地区的货运量颇具规模，12.2%的增速也无可挑剔，但由于部分城市人口基数较大，在该指标表现上稍显逊色，2011年由于撤并巢湖扩增了芜湖、马鞍山的人口基数，导致芜湖遗憾落榜，马鞍山排名降至第22位，池州以排名上升13位的突出表现迅速补位；而有“煤铁之乡”美誉的山西阳泉因煤价走低，市场需求大幅缩水，导致货运量增速急剧降至2.5%，指标排名直落7位出榜，以致整个中部减少1席占据6个席位。
早在2003年国家制定战略开辟老工业基地振兴之路起，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及其物流潜力便开始被逐步挖掘，2011年以14%仅次于西部地区的货运量增速，成为该指标榜单表现较为进取的地区，入围4座，其中，辽宁盘锦以26.5%的货运量增幅跃升12名居第17位，超过营口拔得东北地区头筹；而受益于鞍钢的物流和配套需求，新晋辽宁鞍山和辽阳分别以18%和26.1%的货运量增速提升8位和13位，居第29位和第30位。而起步早的东部沿海地区经贸发展开始走入瓶颈，货运量比上年增长9.1%，增速回落3.7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货运总量的38.4%，比上年回落1个百分点；加之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扩充，发展潜力因其日益增加的基数使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令东部沿海地区在排名中难有突出表现，但作为我国两个以群岛设立的地级市之一、拥有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舟山的表现亮眼，2012年宁波—舟山港以7.44亿吨的货物吞吐量成功夺冠成为世界第一，而舟山也以24.8%的货运量增幅以及较小的人口基数夺得榜单头筹。
（六）内资企业对外贸增长贡献分析
内资企业指国内资本投资创办的企业。本土企业在外贸领域的稳健成长，是我国对外贸易增加内生动力、降低市场风险的关键。
“内资企业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是2012年潜力竞争力单项指标中变化最为剧烈的一个。2011年30强榜单中仅有4座城市进入2012年的30强，榜单更新率高达86.7%。尽管东南沿海的内资企业也在其地理、资金、政策、人才等优势中如沐春风，但其风头始终被先行发展、如日中天的外资企业掩盖。近年来，在沿海人力、土地成本上涨的被动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主动驱动下，外资企业进出口出现明显萎缩，内资企业抓住契机迅速补位，纷纷崭露头角，2012年，在长三角地区外贸进出口仅增0.8%的背景下，内资企业保持了9%的平稳增速，其进出口所占比重由38.9%上升至41.1%；珠三角和海西内资企业增速也分别高出总体增速5.8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所占比重分别由39.8%和52.2%上升至42%和52.6%。东南沿海地区内资企业具备中西部地区难以匹敌的雄厚实力，2012年其进出口规模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3.9倍，在角逐中轻松获胜，成为榜单主力，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有7座和6座城市进入“内资企业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指标30强，长三角的扬州、常州、嘉兴、苏州、台州，珠三角的清远、汕头、潮州，均强势进入前15名。
随着富士康、仁宝、和硕等外资纷纷在郑州、重庆、成都等中西部地区投资建厂，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进程加速，中部和西南地区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原来内资一枝独秀的格局逐渐被打破。2012年，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内资比重分别减少了5.3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是全国各区域中内资企业占比出现下降的两个地区。该指标前30名榜单上，中部和西南入围城市也相应分别减少1座和3座，江西新余、河南济源、广西百色、广西贺州均因外资企业增加较快、内资贡献明显下降而落榜；河南漯河和贵州安顺也分别下降13位和9位至第25位和第28位；而湖北咸宁、江西鹰潭、河南驻马店和江西上饶内资企业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分别高达433.1%，265.8%，240.7%和213.5%，成为中部地区新晋城市。
注释
[1]课题组其他人员如下：张靖、林舜水、苏炜、黄欣、吉小峰、彭莉、单景。本文特别感谢何平、洪天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