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古典经济学及其批判

1.1.1 古典经济学界定

“古典经济学”，就其主体来说，应是指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期间的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从19世纪初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其黄金时代。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公认的奠基人，马克思(1847)首次使用“古典派”一词，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次确定古典派的上下限。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则是继亚当·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的最伟大代表。古典经济学试图以生产三要素论、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Jean Baptiste Say，1803)、资本节欲论(William Nassau Senior，1836)等证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关系的平等与合理性。穆勒(1806—1873年)从混合主义出发，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分隔开来，提出了自然生产论和分配历史论，认为生产规律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财富的分配是人类制度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学派的界定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种，将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看作是古典经济学派的开始，认为穆勒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标志着古典经济学派的完成。

第二种，古典经济学派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所代表的边际学派的出现结束。

第三种，古典经济学派从李嘉图的理论前辈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初结束。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在17世纪中期，正是重商主义出现衰退的时期，同时也是古典经济学派产生的时期。古典经济学派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而且古典经济学派的产生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劳动及产业资本是创造财富的基本观点，从而否定了对外贸易是创造财富的重商主义观点。在此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180年间，尽管重农学派在法国流行过一段时间，德国的社会学派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影响过西方国家的施政政策，但从这一时期整个西方国家实施的政策来看，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始终是左右西方国家施政的主要依据。

任何一个经济学派的兴起，一般较以往学派在理论基础、方法论或理论范式上都有着显著的变化。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长时期。从那时起，重商主义走向了瓦解，在英国，威廉·配第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他同时代及以后的一批学者均围绕劳动价值论展开经济理论研究；在法国则形成了以农业创造财富和“自然秩序”为基本理念的有组织、有领导的重农学派。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以“劳动价值论”和“经济自由”为特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后来，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将这一理论体系最终完成。我们将这一经济学派称为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并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其重要贡献在于，把理论考察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入了生产领域；初步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据以说明剩余价值的一些具体形式(地租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有三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并论证了它们之间的矛盾。

在英法两国经济学家开展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古典经济学的演进呈现出了与劳动价值论渐行渐远的趋势，古典经济学开始分化。而其中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以及穆勒等人的经济理论最具代表性，他们的理论强化了有效供给和需求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强调了财富增长与人类福利之间关系的分析，这些理论也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1.2 基本理论与假设

1.劳动价值论

配第针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价值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并将其作为自己经济理论的基础。他得出结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此外，配第认为商品生产中所费劳动时间的多少成为决定商品之间交换比例的基础，并且分工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这一思想之后被亚当·斯密发扬光大。配第将按照实际劳动耗费所计算的价值称为“政治价格”，它以货币衡量，是商品交换的市场价格。“自然价格”是“政治价格”变动的基础。此后，詹姆斯·斯图亚特提出了“实际价值”、“内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等概念，将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向前推动了一步。

亚当·斯密对交换与分工以及货币职能的认识引出了对商品交换价值原则的探索。他在劳动价值论中确定了劳动是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相比重商主义的金银财富论和重农学派的农业创造财富论，斯密将人们对财富的源泉、价值的本质的认识纳入了科学的轨道。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对于占有它的人以及想用它去交换某些新的产品的人来说，完全等于它能使人们进行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在资本积累的私有制社会里，劳动的全部产物不再属于劳动者，工人在原材料上所增加的价值被分解为三个部分即工资、利润与地租，从而商品的价格最终由这三部分构成。由于转向价格的要素收入或生产费用论，斯密进一步提出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两个范畴。

大卫·李嘉图批判性地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坚持商品价值只由生产该商品时所费劳动量决定这一观点，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决定商品价值的必要劳动的概念。必要劳动决定的价值是商品的“绝对价值”。

2.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宣扬“自然秩序”，这个观点主要来自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秩序”的哲学思想。该理论体系化的形成归功于魁奈，他以“纯产品”为理论基石，以三个阶级为经济主体，以“经济表”为架构对社会再生产和流通过程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研究。魁奈认为，只有农业部门才能够生产“纯产品”，它形成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杜尔阁在此基础上则进一步强调，“纯产品”是土地对农民劳动的赠予，是自然力的作用使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纯产品”是超过农业劳动者的剩余产品，所以，土地所有者所占有的“纯产品”是无偿占有农业劳动者的剩余产品。“纯产品”的提出标志着重农学派理论基础与重商主义形成了根本的对立。将“纯产品”视为扣除耗费后的一种剩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价值来源和分配的研究，这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及其分配理论的建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此外，魁奈对社会总产品和总收入以及工农业两大部门之间的交换关系进行了宏观静态分析，开创了“经济表”。这在当时是极具创造性的，也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为是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魁奈在“纯产品”与“预付”的分析基础上，做出六点假定，在这些假定的前提下，以三大阶级为骨架，以货币、预付和商品在三大阶级之间的运动为主线构架了“经济表”，形象地描述了社会再生产与流通的过程。

3.分工与交换理论

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形成理论体系，一般认为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开始的 。斯密为经济学构建了一个明晰的、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系统。在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其他经济学家只是对这个理论系统进行了部分的修订和完善。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将经济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创立了经济学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他奠定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至今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哲学思想。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来源于三个方面，牛顿的自然哲学、利益和谐的思想以及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斯密将这三者融合，以“私利”为核心完成了他对经济和谐与自由秩序的整合，构建了经济自由主义。

斯密从分工入手研究国民财富增长和经济学问题，在那个年代，科学技术发展相对缓慢，对劳动生产率和财富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因而劳动分工成为劳动生产力提高和财富增长的重要途径，并且，分工还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节省劳动者在工种之间转换的时间、改进生产工具和发明新机器。用现代经济学术语表述，分工能带来“干中学”的技术进步。

分工的根源在于交换，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共有的倾向。这种倾向要求以物易物，相互交易，经过缓慢和渐进的过程导致了分工。广阔的市场有助于分工的细化，从而更有利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拓宽市场范围的必要条件。在斯密所处的时代及其以前，人类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是水运。斯密用了大量的史实材料和经验观察论证了水运交通发达的国家内部交换能力强，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内水运不发达的国家，如果与毗邻的国家之间水运发达，也能通过对外贸易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分工，进而提高国家的富裕程度。

4.货币数量论

配第、斯图亚特在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的阶段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属性，明确了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的基本职能，以及贵金属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在此基础上，货币流通数量成为了这一时期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具有严整的体系并得到了广泛传播。他论证了货币流通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则把休谟的流通理论归为三条原理：一国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国内存在的货币量；一国流通中的货币量代表国内现有的全部商品量；商品增加时，商品价格就降低，货币的价值就会提高。而配第也认为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存在着一个限度或比例，由商品价格综合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后者起决定性作用。

李嘉图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文章就是《黄金的价格》，他的货币理论既继承了斯密的货币价值论，又受到休谟的货币数量论的影响。李嘉图认同斯密的观点，将货币视为商品，其内在价值也是由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当论及货币流通时，李嘉图走向了货币数量论，用货币流通数量的变化说明货币价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当货币流通数量与商品交换所需要的数量一致时，货币价值才是由生产货币的劳动所决定的。如果货币流通数量大于所需的数量时，货币价值就低于原来的金属价值，商品价格上升；反之，货币价值高于原来的价值，商品价格下降。

5.其他基本理论

(1)消费需求导向理论。

西斯蒙第批评英国古典经济学将财富增长作为研究对象是把财富与人的关系本末倒置，他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界定在研究消费、生产、收入、人口之间的平衡上，建立起了消费需求导向的经济理论体系。基于财富是为了满足人们需要和愿望的理念，西斯蒙第确定消费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决定作用，生产应服从消费。劳动创造财富，但财富增长应满足于人们享受的提高，财富的增长必须和人口增长保持一定的比例。

(2)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增长比率不同，所以它们之间的平衡就无法维持。按照人类生存必须有食物的自然法则，它们之间又必须保持平衡。由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受到土地有限性的限制，所以要保持平衡，就必须抑制人口的增长。而对于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马尔萨斯提出可以通过贫困、疾病、战争、瘟疫等手段进行积极的抑制，同时还可以通过道德抑制的手段进行预防的抑制。马尔萨斯宣扬私有制是保持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增加之间平衡的最有效的制度，是发展人类能力和智慧、培养和提高人类德行的最良好的制度。

(3)萨伊经济理论。

萨伊以斯密学说解释人的面目出现，创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庸俗理论体系。1803年萨伊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分别论述了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他提出的理论也为后来庸俗经济学的各个流派所继承和发扬。在方法论上，萨伊首先把科学分为叙述科学和实验科学两大类。同时他还把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加以区分，由此进一步看到了政治经济学具有的演绎与归纳的性质。萨伊认为任何社会的生产都离不开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在生产三要素的基础上，萨伊建立了他的价值理论，其基本观点为：效用决定价值、供求决定价值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萨伊认为效用是价值的基础，价值取决于效用。

(4)西尼尔节欲理论。

西尼尔给经济学下了一个定义：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的一门科学。他主张建立所谓的“纯粹经济学”，要超脱一切价值判断，建立实证经济学的思想。西尼尔认为，财富就是价值，并且是可以交换的价值。西尼尔主要以节欲论著称，节欲论是关于利润来源的分配理论。他吸收了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和由三要素决定的分配理论，把利润说成是节欲的报酬。他认为，节欲不是创造财富，但却有助于财富的积累。西尼尔把劳动和资本的使用都看做是一种牺牲。对工人的这种牺牲而付给的报酬就是工资，对资本家的节欲和付出的艰苦努力所付给的报酬就是利润。

(5)穆勒经济理论。

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四分法，即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组成部分。在穆勒之前，已经有法国的萨伊提出了三分法，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生产、分配和消费，萨伊认为交换是从属于分配的。穆勒把交换独立出来，强调了交换作为商品生产社会中经济现象的重要性和独立意义。穆勒第一个采用了四分法，并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种次序分别研究了四个方面，从而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此后的经济学研究都接受了穆勒的“四分法”。

1.1.3 古典经济学批判

自亚当·斯密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把资本主义看做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永恒的制度。而马克思作为工人阶级的理论家，对社会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切入点是“商品”，科学地发展了古典的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与服务的绝对价值，但是李嘉图则认为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与各自包含的劳动时间成正比；马克思提出了剥削理论，他论述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揭露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马克思指出了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率下降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从而发生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认为萨伊定律最多适用于简单商品的生产；资本累计的运动过程和经济危机不断重复出现，使得资本所有权越来越集中，最终导致财富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也反对古典经济学，他们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潮批评了古典主义经济学利益和谐的观念，把社会分成由若干个不同阶级组成，并且认为这些阶级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学者几乎全都反对自由放任，反对萨伊定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或全面经济崩溃。为了改善社会大众的生活条件，每种社会思潮都提倡集体行动和企业的公共所有权，而这一权利则应该是由政府或合作企业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