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批判

1.2.1 新古典经济学界定

新古典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其理论雏形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中(Eatwell，1987)；此后，马歇尔(1890)在英国学派杰文斯(1866)、奥地利学派门格尔(1871)和洛桑学派瓦尔拉斯(1874)等人的理论基础上，综合了当时的边际理论, 以及供求论、节欲论、生产消费论等其他经济学理论，构建出了一个为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期经济发展现实进行解释和辩护的折中式理论体系。

萨缪尔森(1939)与新古典综合派学者利用乘数和加速数理论等拓展了宏观经济动态发展周期，为后来索洛(1956)、罗默(1986)等人将经济长期增长理论动态化发展的模型分析发挥了先驱性铺垫作用。至此，新古典经济学在新古典综合派发展推动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球范围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派。

新古典经济学有三个核心假设(Musgrave，1981)：(1) 理性人假设，即每个经济主体总是倾向于使其私利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实现最大化；(2) “看不见的手”假设，即经济自由是一国民富国强的根本保证；(3) 资源稀缺性假设，即经济资源相对于人类需求总是稀缺的。

具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早期主要流行于英国，它既承袭了英国经济学的传统，又受边际效用学派和数理经济学的影响，并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企图重建政治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经济学采取折中的方式，建立均衡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而供给取决于生产费用，需求取决于边际效用；以此为中心提出一整套生产、交换和分配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适当地配置生产资源和合理地分配国民收入，就能达到最大的社会经济福利。

工业革命后期的经济危机等重大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必然导致经济学理论的斗争和演变。社会主义思潮、德国历史学派反对古典经济学观点，并尝试建立自己的经济学系统性理论，从而在19世纪60—70年代出现了“经济学理论危机”。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源头是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其标志性事件是1871年门格尔发表了《纯粹经济学要义》。他们这一代人各自独立地发展了边际效用原理，并领导了新古典主义的边际革命。在一代人时间里，边际革命横扫了整个经济学界。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马歇尔综合而来的，他的这一工作被视为经济学说史上第二次综合。马歇尔对经济理论的新的综合主要表现在，以劳动价值论为主体的价值理论改变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引进了边际分析方法，由强调供给和生产转变为强调需求和消费，提出了“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边际革命的研究成果，所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思想集中反映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这部著作被看做是与《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齐名的巨著，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发展。由于马歇尔及其学生庇古、凯恩斯等人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剑桥学派”。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在英国、美国等国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这些国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经济问题对马歇尔的经济理论提出了疑问。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大规模生产改变了市场结构，这些经济社会背景的变化严重挑战了马歇尔的经济理论。马歇尔的学生和其他后来者，诸如庇古、罗宾逊、张伯伦以及希克斯等人在批判和继承马歇尔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修正了马歇尔经济理论的一些观点，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学。

1.2.2 基本理论与假设

1.边际学派

戈森定律：戈森理论的出发点是最大幸福原则。戈森提出“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这后来被归纳为戈森第一定律，实际上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戈森第二定律则是指在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达到最大限度享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理性消费者应该将他或她的货币收入理性地进行分配，使得花费在每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钱产生相同的边际效用。戈森的这些理论，总的来说，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由如何创造更多的资源变为如何将既定资源加以最佳配置以获取最大效用总量。

杜普伊特的消费者剩余理论:在分析边际效用与需求时，杜普伊特指出，同一种产品对不同的人来说价值是不同的。而且，一个人对某一特定单位的物品所得到的满意程度取决于这一特定单位的物品是如何被使用的。他将边际效用递减与个人及市场“消费曲线”直接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杜普伊特确立了需求曲线的概念，并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理论。

杜能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源自约翰·杜能出版的最主要的著作《孤立国》。现代经济理论中许多重要的、独到的概念，例如经济租金、收益递减、机会成本以及关于工资的边际生产力理论，都来源于杜能的研究。杜能在对各种类型农业位置的研究之后，提出了资源使用的边际生产理论。他指出，农场主一定会注意使他雇用的劳动力不能超过一定数量，这个数量使增加的最后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与增加的农业产出的价值相等。即雇主应该增加劳动数量，直到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雇佣工人的工资支出。

2.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影响最大的边际学派分支之一。代表人物除了创始人和奠基人卡尔·门格尔之外，还有门格尔的学生弗里德里·希维塞尔以及欧根·庞巴维克。门格尔奠定了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论的理论基础，庞巴维克则将门格尔的思想系统化，形成了一整套理论。

门格尔认为，理论的任务是提供超出直接经验以上的认识，建立永久的、一般的、普遍的原理。因此经济学不能用经验的方法，而只能用“严密的方法”，即抽象演绎法。奥地利学派挑起了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即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旧历史学派与古典学派论争的延续。

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由门格尔奠定的，门格尔认为，价值的衡量完全是主观的，对一个人来说具有极大价值的一件商品，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具有极小的价值，而对第三个人来说可能完全没有价值，这取决于每个人的偏好的差异和可得收入的数量。因此，不仅价值的本质是主观的，而且价值的度量也是主观的。而庞巴维克认为，一件物品的边际效用量是由需求及供应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一方面，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且越强烈，另一方面，能满足该需要的物品量越少，则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就越重要。反之，需要越少且越不迫切，而能用来满足它们的物品越多，则更下层级的需要也可得到满足，因而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低。

奥地利学派的时差利息论主要是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中的研究成果。他把心理因素同时间因素结合起来说明利息，把利息说成是人在不同时间内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差异的结果。庞巴维克为了说明利息的本质，将物品分为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现在物品是现在就可以直接用来满足消费欲望的物品，包括现有的生活资料和货币；未来物品则是指不能直接满足现在的消费欲望，只能满足将来的消费欲望的物品，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庞巴维克认为人们对现在物品的主观评价总是高于对同种等量未来物品的主观评价，因而现在物品比同种等量的未来物品具有更大的价值，也具有更大的交换价值和价格。这样，现在物品超过未来物品价值的差额就是利息。人们之所以评价现在物品高于未来物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需要与满足需要之间的差别；二是人们普遍有低估未来的心理；三是现有物品技术上的优越性。庞巴维克根据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相交换的形式不同，将利息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借贷利息，这是债务人到期归还借款时所应支付的时间贴水，即利息，这是最简单的形态。二是企业利润，这是利息的基本形态。企业家经营生产，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是以少量价值较高的现在物品购买数量较多价值较低的未来物品。三是耐久物品的利息——地租。耐久物品包括土地、工具、机器和房屋等，它们的价值不是本期服务价值乘以服务期数，而是一系列递减着的价值总和。

3.英国边际学派

威廉·杰文斯是英国边际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也是数理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之一。杰文斯是当时最重视统计和经济学关系的经济学家，他对经济理论的主要发展是建立了效用分析，他从主观心理的快乐与痛苦分析出发，建立了效用价值论，并利用他的效用最大化原理阐述了交换理论。

杰文斯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批评，并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他认为快乐和痛苦的量受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以及远近等多种因素影响，其变化呈现了一定的规律性：一是随着享乐持续时间的延长，享乐量就会递减；二是预料的感情是未来的实际的感情及间隔时间的某种函数，它随着实现时刻的临近而增加；三是未来事物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对任何未来事物所带来的感情量应打折扣。杰文斯从人的欲望及其满足出发来论述其主观效用观点。他用个人欲望满足的心理感受来解释商品、效用、价值等范畴。认为商品是能够提供快乐或避免痛苦的物品、资产、价值等范畴，杰文斯认为效用是快乐的产物，不是物品内在的性质，而仅表示物品与个人福利之间的关系。杰文斯还区分了物品的总效用和最后效用程度。他认为总效用是物品各单位的实际效用的结合；效用程度则是在商品供给的某点上，商品增量同它所提供的效用量的比例，表示在这一点上人对该商品增量所表现的需求强度。而最后效用程度则是商品最后增量所提供的效用程度，即最后的商品增量同它所提供的效用量之间的比例。所以效用程度并不是效用量，而是新增加的商品效用量同该商品增量的比例。最后，杰文斯利用他的效用最大化原理来解释得自交换的利益，即交换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两个商品的交换率是交换后各个商品数量的最后效用程度的比例的倒数。他把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归结为买卖行为，他认为资本主义下的交换最终总是趋于平衡，在均衡点上，买卖双方都能得到最大效用。产生这些结果的交换必定有利于交换双方，从而支持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理论。

4.洛桑学派

瓦尔拉斯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他认为，市场上的所有商品和劳务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之间互相影响和制约，一种市场上的价格和数量的变化会影响其他市场的供求关系。如果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恰好使得它们的需求量和供给量相等，这时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这时的市场均衡达到了一般均衡状态。因此，任何一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不仅是这种商品价格本身的函数，而且也是所有其他商品价格的函数。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实际上是研究一个以利己心为经济动力的虚构的社会。其中，消费者追求最大的效用，企业家追求最大的利润，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追求最大的报酬。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瓦尔拉斯企图证明，该社会存在着稳定的均衡状态，即存在着安定和有秩序的状况。总的来说，一般均衡论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社会。

5.美国边际学派

与西欧的英、法等国家的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到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在发展水平上逐渐赶上并超过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出现了自己的经济学流派，例如制度学派等，但是这些理论面对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美国经济社会形势的需要。这样，以约翰·克拉克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应运而生。美国的边际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克拉克提出的新的经济学分类方法和边际生产力理论。

克拉克认为，相对于传统的萨伊“三分法”，应该用一种新的经济学分类方法取代传统经济学的“三分法”或“四分法”。传统经济学的分类方法，把生产和交换、分配和消费分隔开来了。克拉克认为，其实整个经济活动只有生产和消费两部分，分配属于生产范围，所以研究分配规律，实际上也就是研究生产规律。他提出政治经济学分为研究不同规律的三个部分，它们分别是研究经济普遍规律的第一部分——一般经济规律；研究静态经济规律的第二部分——静态经济学；研究动态经济规律的第三部分——动态经济学。

克拉克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分，即一般经济规律应当介绍财富的普遍规律，应当讨论和比较一般的生产规律和所有的消费规律。这部分内容包括财富的一般现象，凡有关取得和使用财富的过程，不管在什么社会条件下发生，都属于这个部分的研究范围。因此，一般经济规律适用于一切社会，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经济规律，说明了财富的一般现象。

此外，静态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第二部分主要研究静态经济规律。所谓静态经济规律是指已有交换和其他经济组织，但社会组织和活动方式不变，如人口不变、资本数量不变、技术水平不变、生产组织不变、消费倾向不变等情况下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克拉克假定，只有在这些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才能发现自然的、正常的规律。

动态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第三部分主要研究动态经济规律。所谓动态经济规律是指存在一切变动因素的社会经济规律。它说明由于社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的不断变化，如新的机器、新的技术等新的生产方法被不断采用，新的能源动力和新的原材料被不断运用到生产中，人口不断增加和人口的迁移，在经济运行中，竞争导致企业兼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等。

6.剑桥学派

马歇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类的研究，它研究的是与获得并使用物质必需品联系最密切的那部分私人与社会的行为。”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要收集、整理和分析事实，并找出其中的差别。他们要寻找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经济学不是一种具体的事实，而是一种发现具体事实的工具。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综合了边际革命中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发展和创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欲望和效用的边际递减规律；二是需求表、需求曲线和需求弹性；三是供给表、供给曲线和供给弹性；四是均衡价格的决定。马歇尔的分配理论是均衡价格论的延续。他认为，国民收入是由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组织四个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因此国民收入应当在这四个因素之间进行分配，分别以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表现为具体分配形式，各个要素所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大小，则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均衡价格。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学说的基础上，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庇古福利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国经济福利可以用国民收入的多少来表示；二是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条件，庇古认为要增加国民收入量，就要使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之间达到最优配置；三是国家应适度干预经济。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市场是生活中的特例，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般现象是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批判、继承和发展了马歇尔的市场结构理论，从完全竞争理论过渡到了不完全竞争理论。

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罗宾逊早年深受马歇尔经济学理论的熏陶，作为庇古的同事也深受其影响。她吸收了斯拉法的研究成果，认为传统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是不现实的，现实处在垄断和竞争之间，是一种不完全竞争。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存在着价格歧视。对于不完全竞争这一概念，罗宾逊从买方垄断视角进行了论证。

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与罗宾逊不同的是，张伯伦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垄断竞争的市场。他分析垄断竞争理论的切入点是纯粹竞争分析，并将产品差别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此外，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张伯伦摒弃了马歇尔的以行业为对象的均衡分析，转而进行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状况分析。

希克斯对均衡理论的发展：约翰·希克斯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所建立的主观价值理论，把马歇尔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作为出发点，对剑桥学派的传统学说做了重大修正。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他的主观价值论更为合理，是当今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希克斯不仅完善了无差异曲线，还在分析无差异曲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预算线、效用最大化概念。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价格变化产生消费量的变化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结论。

1.2.3 新古典经济学批判

批判当代经济学基础理论，不能撇开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初创于戈森、古诺等人之手，奠基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经过马歇尔的综合，埃奇沃斯、希克斯的改进，萨缪尔森的数理化，再到德布鲁用公理化形式加以证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已发展成为逻辑严密、形式完善、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却仍然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经济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治上新闻媒体、政府等都处于保守思潮的笼罩之下。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种种矛盾，他们并不赞成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前提、分析方法和基本结论，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将自由放任主义奉为信条的做法，因为它与市场经济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客观公正地肯定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并不否认其致命的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价值理论不是建立在社会关系而是单个个人的基础之上；只有经济交易的结果，没有展示经济运行的过程；生产和消费是分离的，没有把生产和消费看成相互联系的环节；经济人全知全觉，没有展示生产、交易过程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把人等同于物，忽略了生产、交换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把经济生活中的人类社会归结为一个个单一的个人，犯了个体之和等于总体的错误；经济过程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所认为的一个个过程的中断等等。

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其意义就在于：第一，有利于从全局和整体的高度看待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我们既要反对把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庸俗化”的观点，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是为资产阶级辩护的，也要反对把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神化”的观点。它是人类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第二，有利于从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认识其本质，理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的发展脉络；把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放在同时代大的知识背景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就是牛顿自然哲学观在经济学领域的理性建构；站在当代科学高度，可以重构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第三，有利于充实中国经济学者对当代经济学的认识。对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多次形成理论热点，但我们并没有提出多少有重大创新的新见解；而对如此丰富的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我们是不应该忽视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可以缩小与西方经济学家之间的差距，并为我们自己的理论经济学创新，做出前期的学术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