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往的逻辑

国际关系理论集中关注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美国每年花掉占全球近一半的军费，维持全球霸权，推迟所谓“权力转移”；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和平发展”：这都体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关注。就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而言，教师们主要讲授下面四种产生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为国际关系学科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遵循弱肉强食法则。主权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状态塑造国际关系，左右对外政策。超级大国是全球国际关系的支配者；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通过结盟获取势力均衡。“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20世纪后期，由于各主权国家“相互依存”的新现实，国家实力主要体现在多边的国际组织中。强权主导“制度”，使国际关系受体制约束，获得某种类似国内政治的“秩序”。所谓“英国学派”围绕“深层次的体制”展开讨论，宣扬“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观念，也大体类似。因此，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大国间就“制度”规则和“体制”价值观念进行的斗争。“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则回归了19世纪后期流行的“理想主义”，但去掉了（和平主义的）“理想”，留下了唯心主义哲学信念，强调观念塑造国家利益，继而塑造国家的外交行为。塑造和传播观念的主体未必是主权国家，还可能是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因此，日常的国际关系属于观念的战场。上述三种理论在逻辑上有相关性，展示了时代变迁的痕迹。“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世界分成富国和穷国阵营，即核心区与半边缘区、边缘区。资本主义的逻辑支配这个“世界体系”，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因此，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南方与北方”关于财富分配的斗争。

在海外，不同的学术圈分别信奉上述四种关于战争原因与和平条件的认识，通过相关立场的博士论文进行再生产，使理论“派系”自我强化。而我国的国际关系学术圈经常是西方时髦什么就谈论什么，博士论文大多试图“综合”每样理论，实际却是两张皮，研究的内容并不与“理论”紧密相关，主要是就事论事。除了“皮”的叙述常令读者不舒服，“问题意识”还是在不断增强，值得称道。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新问题层出不穷，用上述四种理论定义和解释那些新问题经常遇到悖论。于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深化现存理论的兴趣逐渐降温，政策导向的研究升温。在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强调从细致的历史梳理出发，“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日渐成为共识，呈现出回归我国学界传统习惯的趋势。

历史梳理和历史分析不可或缺，但全球视野依然是必要的。理论定义现实，提供比较和解释，也提供行动指南。没有了理论，知识无法积累，“学科”也就不存在了。

因为语言的特征，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某种文明孤岛地位。但中国的发展极为迅猛，拥有特殊的视角。从疑问出发，我们或许有能力提出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