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C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管理

C理论也可以就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来加以发挥。从C理论来说，管理必然是、也必须是一套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来看，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走向C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谈管理问题，来谈C理论建立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意味着连续的进步、展开、扩大与品质提升。这个概念的适用原型是经济成长与能源开发。从宏观的角度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反映在工业产品增长，国民收入提高，购买力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一般竞争力也相对提高等方面。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如果太快，生产过剩，就会造成工厂怠工，失业率上升。相反，如果生产供应减退，一物难求，又会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两者都会造成民生不安，社会不稳。在经济开发与发展国家中，经济的成长往往就徘徊在成长过热与成长停滞的两个极端点上，由此所造成的社会损害是可以想见的。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就是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难以调控的现象。这样的说法有一个特点：它明显地标出政府调配功能的重要。这也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要点。但仔细分析，开放的市场带来竞争过热的问题不全是政府失控的政策问题，还牵涉法律的完善与司法的严格实行等问题。如用比喻，一个是道路的建设问题，一个是驾驶的技术问题。调控只是驾驶的技术问题，而法律建设与执行则是道路的建设问题。如何在乱与死之间安排与寻找一个可持续发展而又不乱不死的前进道路是需要一套智慧的，需要借助对其他发展事物的过程的理解，甚至需要一套以宇宙与生命为基础的哲学认识与理解的。因为除了物质面的、法律面的建设外，对有各种变化因素的理解与处理都是需要深刻的、整体的对宇宙与生命的规律性与变化性（规律的动态规律性以及更高层次的动态规律性）的认识与理解。（对于第一层次的规律性言，高一层次的规律性作用可能被看成低一层次规律的反常与偶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假设低一层次的事件有其高一层次的规律性，但偶然的发生则可说是由一个更高规律的影响所造成的。依此类推，最高层次的偶然就是作为变化之源的纯粹的创造性的创造作用。但纯粹创造性就其概念的界定来说是必然要创造的，故此偶然又是必然的偶然。）

能源开发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哪来即时的新的补充？如果完全停留在细水长流的立场上，则又如何开发工业，促进经济成长，达到现代化目标？为了一个可欲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面临开发新能源、创造再生能源等问题，使能源的供应能够周流不息，运转不断。这个能源开发的模式也就说明了“可持续发展”所包含的因子与所要掌握的问题。

在微观的公司企业经济学层面，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应该指的是一个公司在合理竞争条件下的长久性的成长或营利。这其中包含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与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品质等要求。但一个公司企业又如何能够持续地成长呢？显然，有如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公司管理人的决策与控制是维护公司顺利发展的一个最根本条件。但公司管理人的决策与控制必须来自于对经济大局与公司处境的充分理解，而这一理解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显然它脱离不了对宇宙与生命、历史与社会以及自我能力与目标的深入理解。与宏观经济不同的一点是，公司管理人的知识、决策与控制对公司的发展更为重要。

就以上宏观经济发展、能源开发与微观公司成长的例证来分析，“可持续发展”应该包含几个基本的要求：维持长久的发展规模，提供持续不断的动能，从理念与经验中掌握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律与变化基线，调整不平衡相反的发展状态为平衡的相成的发展状态，确认和坚持一个原则性的价值目标以为行为的基准，重视整体的关系与内在于整体的因果影响力量，发挥整体的认识创造符合基准、符合理想的成果和条件。这样的理解更可从我们对宇宙的创生与进化以及人类文明创化与发展的历史的双重观察中得到印证与说明。我们事实上可以把这一印证与说明看做一种对宇宙本体真实的理解，可说为宇宙生化过程或宇宙创化之道的理解。这样也就显明了经济发展之道与企业发展之道不但是同构的，而且都可以宇宙生化哲学及人的智能与性能的成长哲学为基础。《周易》作为一套基本宇宙本体论的重要性也就在此，因为《周易》正是基于长期对宇宙万物的广博观察而提供了这样一套宇宙本体论。言易之始！

在用《周易》哲学说明经济管理之道的宇宙论基础之前，我们先简单列出七方面相应的原理与典范如下：

以下我们将就这七点所含的原始哲学含义加以疏解，并就其对主体之要求与实际的可用的管理之道加以发挥。

第一，《易传·系辞下》第一章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之德为创生万物，是为乾元；地之德为滋生万物，是为坤元。创生是从无生有，而滋生是从有到成。天地是一整体，可称为太极。太极之动，静而动，动而静，形成了一阴一阳之道，然后具化（气化）为天地分化而合一的宇宙。所谓宇宙动态的表现为变化之道也就是一阴一阳之道或简称易道。易道是生生不已的，其创造力量是源源不绝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内含着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一翕一辟的功能，此一功能就是易道的本性，是变化之道的常数，所谓动静有长，阴阳生物，翕辟成变。《系辞上》第六章有言：“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但易道之所以长久持续是因为易道具有涵蕴万物、亲和万物、实现万物的能力，而不会因为创造了万物就疏离了万物。所以《系辞上》第一章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可大正是乾坤创滋的德，而其关键则在于创滋而有亲、有功。作为人，我们应体知天地乾坤之德，实现这一有亲、有功的易简之道，也就是能够促进万物的生成发育、发展充实。这就要善通万物之情，深知万物之变。此即名之为通或通变。知此之为通而实践之，也就能久了。故《系辞下》第二章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所谓变是指能够主动地采取求通，又打开心胸看实践变化的态度与作为。

第二，人是宇宙创造力的载体。宇宙创造力遍及宇宙万物，但此一宇宙创造力实现或表现的是个人的知觉力、思想力、感受力、意志力、实践力。如就群体言，则表现为计划决策力、组织领导力、适应变革力、集体创新力、共识推动力等。人类璀璨的文明就是靠这些能力创造发展出来的。更就人的自我反思而言，人的本性就是这些能力集合的总体潜存状态，可谓是宇宙创造力的精华所在。也如《系辞上》第一章所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人的存在之理就是无理的成位于人的形体。故人能明易知道，并能和天地之德成为实现人的潜力的大人与圣人（见《乾·文言传》），也如《中庸》所说的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这也可以说人之性是天所命，所谓“天命之谓性”。但人又如何掌握其天命之性以发挥其潜存的创造力呢？《中庸》的回答是：至诚而思，至诚而行。所谓至诚是指尽其在我的合乎人（一己）的本性，也就是力求生命之真实所在，以发挥其内涵的创造力，并以实现其最高、最大的性能与性德，此一最高最大的性能与性德可名之为至善。对此至善的理会就是明。《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是率性之事，明是修道之事。两者不可分而相连贯成为人从至诚之性到至善之道的一个整体的创造活动。这就是人之为人的创造动力的源头。

第三，人在自省中掌握了创造力，还得进一步认识宇宙整体的关系结构，以适当地应用一己的创造力。宇宙的关系结构是在阴阳、动静、刚柔的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发展层次，聚合成为结构层次。犹如人之生必有最原始的基因与染色体的分别，然后由其组合形成新的较高层次的个体。然而每一个体必须与其他个体相应存在，或相连，或不相连，或就气言，或就理言。但都是发生在一个整体的存在空间内，而标示为不同程度的依存关系或并行呼应关系，因此有所谓“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彖传》）。所谓六位可看成是一物一事一行的内在结构，其为六也是由发展的观点决定的。而所谓八卦与六十四卦则可看成是物与事的外在结构关系网络。事物的关系十分复杂，当然不能定于某一数目上来作定论，而是要用整体性的关系透视来整合或辅助分析性的理解。所以一个圣人要“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第一章）。有关事物的关系结构我们不能忽视“伏羲八卦”所显示的多面平衡结构与“文王八卦”所启示的五行生克结构，用以作为主动调整自我行为以及适应客观的情况。这种认识与调整能力就是主体的重要修持，亦即从诚到明的修持。

第四，如果我们掌握事物的原始创造力是阴阳未分的太极，太极生阴生阳，是为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则此创生过程中，已包含了相反相成的原理。但所谓相反相成可以就结构言，也可以就发展言，两者同等重要。就结构言，一个事物中就已经包含了相反的两面，由此相反的两面合成了整体的功能，故缺一不可。相反两面的关系是兼平衡、制衡、配合、调节而有之。但就发展看，事物是从一个面发展到另一个相反的面。如果不能发挥平衡与制衡的作用就会产生相反的破坏的结果或效果。如何从一个整体的立场调和此一发展就需要明智。如何明察事物变化之机，以及变化的原始起点与其方生之时的因子，更是一个需要自我修持、自我调整的智慧眼光。事物是不能不变的，所谓“生生不已”是也。但“君子尚消息盈虚”，察微见几，就能掌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并能作出相应价值目标的调整。所谓“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系辞下》第五章），且要知进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丧，方能作出唯变所适的决定。“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乾·文言传》）易道之变，从其创造力来说是具有多元性的。所以可说是：“变动不居，周游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第八章）但只有智者才可以发现和共定此一所适，把自己的创造力参与到客观事物之中，达成主客双赢的成果。

第五，相反相成的最终局面是整体依存的平衡和谐状态。整体依存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体中有部分，部分中有整体。但每一个体仍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仍有参与影响全体的力量，同样全体也有改变影响部分的作用。相互依存是不要独占不要独霸，处处却以全体为重。因而能超脱出私心、私利之外，法乎天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系辞上》第十一章）。还有一个根本的道理：相互依存是以阴阳互补、刚柔相济为基本模式的，也就是以乾坤并建为基础的。乾坤就是互补的阴阳，相济的刚柔，是易道之所在。有生生不息的易就有和衷共济的乾坤，相反，有和衷共济的乾坤就有生生不息的易。乾坤毁，则易之生生亦毁。故万物或事物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旦销毁，则生生不已的宇宙创造力也就停止了。如何维护相互依存的关系网并因势利导是今日新生工业的重要工作。落实在实际上，就是要建立重视自然大环境、人文小环境的生态伦理，使生命创造之源能够畅通无阻，生机也就无穷了。

第六，我们要指出“和能生物”。和是结合众多资源创造出新的品质、新的事物，可以说合是生的格式与基础。所以张载说：“一故神，二则化。”化则是在多的基础上化生万物。《系辞下》第五章说：“天地GFDA1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因和而能和，因合而能化。这就是和谐的创造。和谐的重要性也于此可见。和之根源来自于太极的一体多元的精神，此即太和。而物之能和就在太和的引力，故和是与一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却又是与分以求变联系在一起的。个人或企业的终极目标是要增加事物的和而又要在和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事物、新的品质。

第七，为了使一“和能生物”的过程能够持续发展，以至无穷，在此引进“太和”的概念，以保证终极的创造的和谐力量永续不息。

以上所述的七点构成一套宇宙的创造力理论，足以说明宇宙之所以生生不息。这个宇宙论的模型完全可以用来说明个人主体的生生不息之道，也可以说明群体性的组织与管理的根本原则，故可看成是一套基本的管理哲学。这套有起点、有目标、重过程、重自省、讲回馈、知深思、识大体、察几微的管理哲学的精神是：生生不息，创造不已，在创造中力求和谐平衡，在和谐平衡中力求创造跃进，周游巡回，持续不断，绵延不绝。这也就是一套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哲学与管理哲学。任何可持续发展之道都不外于此。

以上所述，是纯就《周易》哲学“唯变所适”的易道来发挥可持续发展之道。为了进行多重的理解，我们可以提问是否道家哲学也能帮助说明此一可持续发展之道。回答是肯定的。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道家从道易（道之易，非易之道或易道）的角度理解，是以回归道的本源为终极目标的。回归道的本源的方法是自然、无为、无欲、无争，甚至淡漠自化、逍遥独行。如作为完全的经营管理之道，则是完全与经营管理的目标相违的。它必须在一个整体的实现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一个调整与精华的角色。这也是我在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中所提出的静止化、清净化、超脱化的管理作用C7。值得一提的是，道之易与易之道在本体宇宙论的理论层次上是可以沟通的，甚至可以合而为一体的。在致和的思想上更有若干相合之处。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思想是和《周易》乾坤交泰、阴阳和谐的思想一致的。但道家在个人与群体行为上面却不能不说是与《周易》处于相反以相成的地位，而非主导与主动的地位。如果视为主导与主动则将陷于阴谋算计的指责，当然这也不妨害其为一种策略的运用手段。我们若配合以上易道七个层次看，相应于易道、至诚、通变、变通、中和、生生、太和，就可以提出道易的道易、静笃、自然、反复、无极、自化、自由七个层次。基于这七个层次，我们可以从道家的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之道”为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这个过程之能永续创造，乃在于道之动能反（“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四十章），更由于道能“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十章），而所生的天地能够“天长地久”，乃是由于“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第七章）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