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复朱一新（1890年）

再拜言，鼎甫足下。曩者辱赐书，骊骊数千言，博实敷畅，意气恳恳款款，若深虑持论有好高之患，而又不以为不可与言者，殷勤而诱进之，此诚大君子与人为善之怀，未易逢于并世者也。虽然，仆亦岂敢苟为好高哉？持论所以异于宋儒者，窃不自量，以为读书穷理，稍有一日之长，且大道终有昭然共见之日，故不敢苟为哗世以取宠。今请舍仆与足下之成见，而以孔子之道还之孔子，可乎？

昔春秋以前，治成于君，政教之迹，实茫昧无可考，此夏、殷所以无征也。尼山崛起，教术肇兴，参天地以赞化，托先王以明权。故三纲五伦，井田学校，孔子所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孔子所定。道之原起也如此。别有论著，不能具录。然孔子之道至大，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此七十子后学所由各有记也。

今欲知孔子之言性，请先征孔子之经。祖伊曰：“不虞天性。”据《史记·殷本纪》所引，则伏生所传之本，必作“不虞知天性”。玩郑所注之本，已无“知”字，则“知”字必刘歆作伪所改去者。郑传刘歆之学，所注为刘歆之刘本，则其说不待辨。伪《孔传》能引《史记》以解之，则其说转有可取。虞之训度。《说文》云：“虞，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也，食自死之肉。从虍吴声。《诗》曰‘吁嗟乎驺虞’。”此许慎采《诗》以为《说文》也。《文选》三张衡《东京赋》注：刘芳《诗义疏》曰：“驺虞，或作驺吾。”则可知古人但重口授，不重文字，而许慎之泥滞，其伪具见。惟是古人文字仅三千，馀则必须假借以足其用，《说文》论驺虞之虞，是否□□□□字，然借以为虞度之虞。虞也，虞乐也。皆有可□□□，不能具录。又□□必以《尔雅》有“茹虞度也”之文，遂谓训“度”为伪。盖刘歆伪《尔雅》，亦必有所采，方能赝造一书也。今经文“虞”字下有“知”字，则训以“安乐”，二者不顺，自宜训以度为顺。（他时有考定训诂之书，今不具论。）使性而既善，人尚何必度知天性之所在哉？《召诰》曰：“节性惟日其迈。”“节”字之义，训为节制之节。节者天之制也，见《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礼节之节，节者礼也。见《礼记·丧服四制》。皆不能以顺而致解之，即训以“节视”也。见《毛诗·节南山序》，《释文》引《韩诗》。然既名曰视，即有人为之功，亦非顺而致也。《诗·卷阿》曰：“俾尔弥尔性。”《说文》:“弥，长久也。从长尔声。”观此则知训弥为大，见《易·系辞上传》“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虞注。训弥为广，见《文选·游天台山赋》注引刘《周易义》。训“弥”为“终”，见《毛诗》本传。训“弥”为“满”，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弥山跨谷”《正义》。《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掩平弥泽”注。皆古学家从《说文》展转而出。此外尚多，不能具录。《小尔雅》训“弥”为“益”，亦不足据。惟训“弥”为“缝”，最有可取，见《方言》十三，《广雅·释诂》二。盖既与《说文》、《小尔雅》异者，必得诸今文者矣。虽诸经复有假“弥”字为他义者，然除去出自《说文》、《小尔雅》之伪诂，此外今文之训诂，其可见者尚多。是他经之“弥”字，或有不可以弥缝解之，兼传可采之说，以会经意焉可矣，则试问弥缝之云者，人功乎？天功乎？顺致乎？逆致乎？能说向性善去否乎？持此三说，孔子之论性，铁案如山矣。

足下谓气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故性当节，是矣。又谓虞性、弥性云者，合乎当然之则，以充乎本然之量，即穷理尽性至命之谓，则未知其何所本也。谓“性何以节，恃有礼而已”是也。谓“所以范其血气心知，以渐复乎天命之本然，而初非有所矫揉造作，理以为质，礼以文之”则非也。盖礼者，孔子所立者也。如备六礼以娶妇，当礼矣，善矣；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非礼矣，不善矣。若以为一者出自性，一者不出自性，为问伏羲以俪皮制嫁娶之前，人尽无性欤？谓范其血气心知，以至于当然则可，谓渐复乎天命之本然，殆不可通也。圣经如此，请更征七十子所记之传。《系辞》一书，多称“子曰”，则是出于门人所记，非孔子手定之本，以之解《易》，则与以《公》、《穀》解《春秋》同，要未可跻之为经也。其言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指在天之道言；“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言善也则是圣人所继之者，性也则是人人当成之者。盖古书多倒句例，有顺解之而其义不见，倒解之而其义乃显者。详贵师所著《古书疑义举例》。且既曰成之，则人为在焉，非谓性即善也。足下论阴阳理气，而徒泥宋儒之说，愈辨而障愈深也。

《系辞》又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既当穷理，乃能尽性，以至于命，则孩提之性不能遂谓其善明矣。《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率”之训“循”，出诸《尔雅》。古文家取以遍注诸经，宜足下谓为经典达诂也。王充《论衡》，杂家之书也，然正惟其杂，则今学之说，赖以传什于千百焉。《易·系辞下传》“初率其辞”，侯东注训“率”为“修”，见李鼎祚《周易集》所引。侯东非习伪古文费氏《易》者，其训诂必得诸今文，最足信据矣。正与王充训“率”为“勉”同。今足下谓王充“教告率勉，使之为善”二语，是则修道谓教之事，仆今训“率”为“修”，足下能谓仆为诂“修道谓教”语，而非诂“率性谓道”语乎？则《尔雅》之伪诂宜辟也。然古人率、帅间有通用，诸经中如“率西水浒”等，则不能以勉、修二者诂之，当以“帅”字之诂诂之，要非所论“率性之谓道”一语也。仲尼“知天命”，文王“纯亦不已”，此就既至圣人之境言之。不然，则孩提时岂遂能“知天命”，能“纯亦不已”乎？天固无专生恶物之天，天亦不能生一人，使其全无所学，遂能止于至善也。《论语》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正惟性者生之质，人皆具一气质，故相近。圣人从其气质中别之曰，若者为义理，若者非义理，于是习圣人之道者，则日近于圣人，不习圣人之道者，则日远而入于恶人。告子曰“生之谓性”，即“性者生之质”之谓。“食色性也”，即圣人从其食色中指出善恶之谓。故仆有取焉。荀子之与孟子辨者，其言曰：“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是荀子之与孟子辨者，盖深恐人之任性而废学，而所谓性恶者，以质朴之粗恶言之，非善恶之恶也。是荀子之言，未见有悖于圣言者也。昔宋人不达伪字之诂，遂群起而攻荀子。足下何又不达于性恶之旨哉？孟子之言性善，以人之性善于禽兽者为善，而不知人之异于禽兽者，知觉也，非善也。孟子又以孩提之良知良能为证，而不知此亦知觉也，与善恶无与也。足下谓“未闻枭獍在前，犬羊在后，而儒生可持一卷之书以格之，圣王可恃五礼之制以化之”，至此可释然矣。仆尝慨孟子于智之一字，未能辨晰，遂至于告子争仁内义外之说。仆今于“长者几乎，长之者义乎”二语试为之辨曰：“长者义，长之者智。”未悉孟子复何以圆其说也。于公都子“行吾敬，故谓之内”二语，又试为之辨曰：“所以行吾敬者智，智在内而义在外。”未悉孟子何以使公都子圆其说也。“冬饮汤而夏饮水”，此智为之，岂义为之乎？足下能下一语以解之乎？

足下谓自告子、荀子之论出，乃始与老庄、释氏相混。大著虽未获拜读，然谓“圣王制礼，但为苦人之具，非顺乎性之自然，无惑乎老庄、释氏之徒皆欲逃出乎礼法之外”，不知圣人制礼合乎道之当然，因乎时之必然，其开义又极广，使圣道大明，虽百释氏、老庄，无有能决其范围而入者。特患人不尊圣学，不能化性起伪，圣道日就湮没，则老庄、释氏乃能乘弊而入耳。未审足下何以自圆其说也？今幸生逢盛世，群书毕备，刘歆之伪明，孔子之真显，而孟、荀之优绌亦俱见。董子为嫡传孔门之学，其论性之精，得自孔子，足下可披其书而自见之，亦不待仆为之辨。盖足下岂徇己说以求胜之人哉？且如用孟子之说，世有所裨，张荀子之言，人受其害，则道以救民为归，荀子之研理虽精，仆或不惜曲说以就孟子。然正惟从孟子之说，恐人皆任性；从荀子之说，则人皆向学，故仆愈不敢于儒先有所偏袒矣。

夫理愈穷而愈出，道日辟而日新，积人积智，而后苟有能补先圣之万一者，虽与先圣稍有异同，而起圣人于九原，犹将谅之。圣人固大公无我，未尝有自私自利之怀也。不能以异端一语，概乎没之也。盖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百年后必有论定者。况乎欲考孔子，则当以孔子之道还之孔子，尚不在异同之数哉！宋儒之功，自不可没，当风波颓靡，毅然束之，至今赖焉。然当日经学破碎已极，礼乐不能复兴，则不得不求之于内，而语录之学出，势也。因是求孔子修己以敬之学，得《曲礼》、《玉藻》、《少仪》之意焉，实其美也。谓其言性得孔子之真，非也。然欲举其陈迹，以治今日中西大通之局，能乎否乎？使今日人皆独善其身而止，不复知有生民之疾苦，教术之衰败，利乎害乎？足下当自辨之。

西汉而下，每一大儒，其说既立之后，则下焉者咸附之。其意以为幸附骥尾，名亦足以不朽，而坐对友朋，人必以正学之名属我，其庶几免少年之谤，又赖以文疏考古、惮精思之陋，计良得也。足下岂有是耶？不知中国二千余年，圣经瞀乱，大道沉霾，儒风不振，民困莫苏者，皆此辈为之也。六经虽乱于歆，然苟二千年儒者不如是，百歆无能为也。世变日新，愿足下毋自待菲薄，而思所以特立于万世者。足下居高明之地，则行道济时，转移尤易为力，岂仆所能望哉？幸深知其意，不惮往复以明斯道也。敬候兴居，为道自爱。书不尽言。

（录自《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