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复康有为（1891年7月28日前）

贵门人复洪给事书一通，读讫，敬缴。秦政焚书，千载唾骂，贤师弟独力为昭雪，何幸得此知己耶！虽然，足下不鄙仆之庸愚，虚怀下逮，仆敢不以正对？

自顷道术衰息，邪说朋兴，圣学既微，异教遂乘间而入，气机之感召固有由来。忧世者亟当明理义以正人心，岂可倡为奇衺，启后生以毁经之渐？《乐经》先亡，已无如何，幸而存者，仅有此数。自伪古文之说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经不可尽信之意，好奇而寡识者，遂欲黜孔学而专立今文。夫人心何厌之有？六经更二千年，忽以古文为不足信，更历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秦政即未焚书，能焚书者岂独秦政？此势所必至之事，他日自有仇视圣教者为之。吾辈读圣贤书，何忍甘为戎首？东坡谓：“其父杀人，其子行劫。”不可不加之意也。近世言《尚书》者，坐梅赜以伪造古文之罪；既知其不足以与此，乃进而坐诸皇甫谧；既又知其不足以与此，乃进而坐诸王肃。肃遂足以与此哉？治经所以明理，“莫须有”三字，固不足以定爰书。即使爰书确凿，亦不过争今古文之真伪已耳，曾何益于义理？近儒谓古文虽伪，而作伪者皆有来历，其书仍不可废。然则枉费笔墨何为乎？此事本两言可决，而诸老先生哓哓不已，仆方怪许子之不惮烦，乃足下知伪《尚书》之说数见不鲜，无以鼓动一世，遂推而遍及于六经。嘻！其甚已。

足下谓今文之与今文、古文之与古文皆同条共贯，因疑古文为刘歆所伪造。夫古文东汉始行，本皆孔氏一家之说，岂有不同条共贯之理？若今文固不尽同，西汉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说之有歧互也。立《鲁诗》，复立《齐》、《韩》；立欧阳《尚书》，复立大小夏侯。一师之所传且如此，况今古文之学岂能尽同？今文家言传者无多，自东汉时师法已乱，其仅存者乃始觉其同条共贯耳，岂西汉诸儒之说果如斯而已乎？如《鲁诗》说《关雎》与《齐》、《韩》异，此类今犹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条共贯也。乃执所见以概所不见，未免轻于立说矣。西汉之有家法，以经始萌芽，师读各异。至东汉而集长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势盖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经，但当问义理之孰优，何暇问今古文之殊别？近儒别今古文，特欲明汉人专家之学，非以古文为不可从，必澌灭之而后快也。古文果不可从，马、郑曷为从之？马、郑而愚者则可，苟非甚愚，岂其一无所知，甘受人愚而不悟？刘歆之才识视马融等耳，足下何视歆过重，至使与尼山争席，视马、郑过轻，乃村夫子之不若乎？且足下不用《史记》则已，用《史记》而忽引之为证，忽斥之为伪，意为进退，初无确据，是则足下之《史记》，非古来相传之《史记》矣。凡古今学术偏驳者，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然，聪明之士安肯湛溺乎其中？愈聪明则愈湛溺，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故君子慎微。

夫学术在平澹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澹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厌平澹，导之者复不以平澹而以新奇。学术一差，杀人如草，古来治日少而乱日多，率由于此。世亟需才，才者有几？幸而得之，乃不范诸准绳规矩之中，以储斯世之用，而徒导以浮夸。窃恐诋讦古人之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之不已，进而疑圣。至于疑圣，则其效可睹矣。势有相因，事有必至，明隆、万间之已事，可为寒心。夫今之学者，义利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时务之不知。聪颖者以放言高论为事，谓宋、明无读书之人；卑陋者以趋时速化为工，谓富强有立致之术。人心日伪，士习日嚣，是则可忧耳。不此之忧，而忧古今文之不辨，吾未闻东汉兴古文以来，世遂有乱而无治也。

夫学以匡时为急，士以立志为先。四郊多垒，而不思卧薪尝胆以雪国耻者，卿大夫之辱也；邪说诬民，而不思正谊明道以挽颓流者，士君子之辱也。古之儒者，非有意于著书，其或著书，则凡有关乎学术之邪正，人心之厚薄，世运之盛衰，乃不得不辨别之，以端后生之趋向。若二千余载群焉相安之事忽欲纷更，明学术而学术转歧，正人心而人心转惑，无事自扰，诚何乐而取于斯？充足下之意，欲废《毛诗》，然《毛诗》废矣，《鲁》、《韩》之简篇残佚，可使学者诵习乎？欲废《左传》，然《左传》废矣，《公》、《穀》之事实不详，可使学者悬揣乎？足下之说果行，其利亦不过如斯。若不可行，又何为俛焉？日有孳孳费精神于无用之地也。伊古以来，未有不范诸准绳规矩之中，而能陶冶人才、转移风气。足下之高明，其遂无意于斯乎？极知言之僭越，然过承知爱，不敢不贡其愚。若其言之有关考订者，前书已略陈之，无烦赘及。信而好古，多闻阙疑，仆虽不敏，亦尝受孔子戒矣。敬以持赠何如？

（录自《佩弦斋文存》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