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复康有为（1891年7月28日后）

曩贡一笺，谬自托于他山攻错之义，规讽深切，既发而辄悔。乃复书冲挹，不以为凿枘而奖借之，且惭且感。虽然，足下好善之忱则笃矣，而其所建以为名者，仆虽固陋，诚期期知其不可。来书谓仆不察足下之意，疑类于乾嘉学者之所为，仆乌敢以是轻量足下哉？使足下仅猎琐文单义，日事 闻，则仆当宛舌固声之不遑，岂敢复以逆耳之言进。其谬托于他山攻错之义者，正以足下自处甚高，凡所论撰皆为一世人心风俗计，仆故不敢不罄其愚，冀足下铲去高论，置之康庄大道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凿空武断，使古人衔冤地下，而吾仍不得六经之用也。

道也者，如饮衢尊然，无智愚贤不肖，人人各如其量，挹之而不穷。世之人以其平澹无奇也，往往喜为新论，以求驾乎其上，遂为贤智之过而不之悟。足下自视，其愚乎？其智乎？毋亦有当损过以就中者乎？《周官》、《左传》言不中理者，昔人未尝不疑之而辨之。辨之可也，因是而遂遍及六经，于其理之灼然不疑者，亦以为刘歆所赝造。歆何人斯，顾能为此？足下徒以一疑似之《周官》，而殃及无辜之群籍，是何异武帝之沈命法、文皇之瓜蔓抄也！谓非贤智之过乎？汉时续《史记》者甚多，后人不察，往往混为史迁之作，竹汀、瓯北诸家皆辨之。辨之是也，因是而遂割裂其全书，强坐刘歆以窜乱之罪。歆如窜乱，自当弥缝完好，求免后人之攻，何以彼此纷歧，前后牴牾，罅漏百出，奚取于斯？足下为此无征不信之言，傅合文致，以成其罪。歆不足惜，如六经何？是奚翅宋人之三字狱、周室之罗织经也，谓非贤知之过乎？

从古无不敝之法，有王者作，小敝则小修之，大敝则大改之，法可改而立法之意不可改。故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政之敝坏，乃行法者之失，非立法者之失也。今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无论改制出于纬书，未可尽信，即圣人果有是言，亦欲质文递嬗，复三代圣王之旧制耳，而岂用夷变夏之谓哉？当今之时，岂犹患新法之不尽行，而重烦吾辈喋喋为之先导？足下其无意于斯道也，诚有意于斯道，则凡圣经贤传之幸而仅存者，一字一言当护持珍惜之不暇，而反教猱升木，入室操戈，窃恐大集流传，适为毁弃六经张本耳。足下兀兀穷年，何屑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始则因噎废食，终且舐糠及米，其殆未之思乎？原足下之所以为此者，无他焉，盖闻见杂博为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诸庄，其兼爱无等也取诸墨，其权实互用也取诸释，而又炫于外夷一日之富强，谓有合吾中国管、商之术，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于圣人之言，灿著六经者，悉见为平澹无奇，而必扬之使高，凿之使深。恶近儒之言训诂破碎害道也，则荡涤而扫除之，以训诂之学归之刘歆，使人无以自坚其说，而凡古书之与吾说相戾者，一皆诋为伪造，夫然后可以为吾欲为，虽圣人不得不俛首而听吾驱策。足下之用意则勤矣，然其所以为说者亦已甚矣。

古人著一书，必有一书之精神面目。治经者，当以经治经，不当以己之意见治经。六经各有指归，无端比而同之，是削趾以适屦，屦未必合而趾已受伤。刘申受、宋于庭之徒援《公羊》以释四子书，恣其胸臆，穿凿无理。仆尝谓近儒若西河、东原，记丑而博，言伪而辨；申受、于庭，析言破律，乱名改作。圣人复起，恐皆不免于两观之诛。乃以足下之精识，而亦为所惑溺，岂不异哉！圣门教人，《诗》、《书》执礼，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易》、《春秋》皆言性道之书，游、夏且不能赞一辞，而欲以公羊家之偏论，变易《诗》、《书》礼乐，将使后人何所取信？学者何所持循？如足下言，《尚书》当读者仅有二十八篇，馀自《周易》、《仪礼》、《公》、《穀》、《论》、《孟》而外，皆当废弃。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势不得不问途于百家诸子。百家诸子之言，其果优于古文哉？

来书言时各有宜，学各有主，而必以求仁为归。大哉言乎！微足下，仆不闻此言也。然求仁之说，将主孔、孟而以立达为仁乎，抑主墨氏而以兼爱为仁乎？且今之时何时乎？疾之可以猛攻者，必其少年坚实，偶感疵疠者也。若羸疾而攻以猛剂，不自速其毙者几希！乌喙、钩吻，非常用之物，以之攻毒，毒尽而身亦随之，况欲以之养生乎？足下以历代秕政归狱古文，其言尤近于诬。当西汉时，古文未兴，何以有孝武之穷兵、元成之失道？此非事实，仆以为不足辨也。五经四子之书，日用所共由，如水火菽粟之不可阙。无论今文、古文，皆以大中至正为归，古今只此义理，何所庸其新奇。闻日新其德矣，未闻日新其义理也。乾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侈言义理之变。彼戎翟者，无君臣，无父子，无兄弟，无夫妇，是乃义理之变也。将以吾圣经贤传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变者为新奇乎？有义理而后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翟之义理所由寓也。义理殊斯风俗殊，风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则改矣，将毋义理亦与之俱改乎？

百工制器之事，艺也非理也。人心日伪，机巧日出，风气既开，有莫之为而为者，夫何忧其艺之不精？今以艺之未极其精，而欲变吾制度以徇之，且变吾义理以徇之，何异救经而牵其足，拯溺而入于渊，是亦不可以已乎。法之敝也，非立法之失，而行法者之失也。人心陷溺于功利，则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易一法适增一弊。故治国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法制之明备抑其次也。况法制本自明备，初无俟借资于异俗，讵可以末流之失归咎其初祖，而遂以功利之说导之哉？世之揣影听声，愚而可悯者，既不足以语此。一二才智之士，矫枉过正，又以为圣圣相传之诗书礼乐果不足以应变也，而姑从事于其新奇可喜者，以为富强之道在是。彼族之所以富强，其在是乎？其不在是乎？抑亦有其本原之道在乎？抑彼之所谓本原者，道其所道，而非吾中土所能行，且为天下后世所断断不可行者乎？以足下之精识而亦惑溺于是，则斯道其奚望也。

足下服膺孟、荀，荀子之言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惟其当之为贵。”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历观往古治乱之原，未有不由乎此者也。足下不语经而语权，不贵当理而贵苟察，是则近世为公羊家言者误之也。仆不肖，屡辱知己之言，其敢默而息哉？贵门人日记十二册，穷日之力读之，高明沉潜，各极其胜。足下因材善诱，所标举者尤多恉微之言，而惜乎其以伪经改制之说羼之也。怀不能已，再布区区，惟足下裁择焉。

（录自《佩弦斋文存》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