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秋辉致康有为（1923年7月10日前）

《尚书》之有伪古文，自阎、梅、二崔以来指摘攻击，其作伪之迹已完全暴露，无复辩论之价值。然今文之有伪作，则知者尚少。华曾以其文字、事实种种不合之故，著论断定《甘誓》、《洪范》、《金縢》三篇，为战国间阴阳五行家之所伪作搀入，以为其立说之根据者。盖阴阳五行本为子游、子夏等一般节文度数之儒之一种流弊。（尝谓战国以后之儒，不惟不足以代表孔子，且直与孔子相反。）其与古，原毫无根据，不过就古之六府而删去其一耳。然以说之出自儒家也，故不若他家自造伪书，别立门户，如法家之伪托管、晏，杨氏之伪托黄老，兵家之伪托太公，农家之伪托神农。然仅即世所传信之经书撰为伪篇，以夹杂搀入。

今可为指出者，《易经·说卦》中“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节。（《易》之全体绝无有以五行为言者，惟此节以八卦配合五行，任意安排，异常荒谬，与上下文亦绝不通宽。宋儒不知其谬，乃因其叙次之与经不合也，乃别创为“先天后天”之说，以委曲将就之，亦可怜矣。）《仪礼·觐礼》中“诸侯觐于天子”至“祭川沈，祭地瘗”一节。《戴记》之作本非一手，亦不一时，故搀入尤多。其最著者则《明堂位》、《月令》直全以之立言。（二篇苟在实际上一思之，则不惟儿戏，直皆笑谈。《戴记》之最谬者，当以此二篇及《祭法》、《深衣》为冠。然其余实多古书，为考古所决不可少者，不得一笔抹倒也。）其余之零星搀入者，亦复不乏。《周礼》、《大戴》乃纯粹伪书，故其搀否可无论。其幸免者惟一《诗经》。其所以轻轻放过者，因《诗》之体制至此时已无人能解，虽欲赝作而无从也。

至《尚书》，则上举三篇是也。

《甘誓》之作，乃全为埋伏“五行”二字，特五行何物，而可以威侮之耶？且考其全篇，除特请一“三正”作陪外，（世岂有一国而兼行三正者。况六卿乃周制，六卿之转变，夏启之时，又乌容有之耶？）绝无一言及于事实理论，其命意所在尤属显见。然此犹其计划之初步，其必托之于启者，因若辈固以五行之说，偶自神禹，故不容不先于其时，借以点醒其题目也。至《洪范》则转入正面文字，而大放厥词矣。“土爰稼穑”一语，实为其妄改唐虞六府为五行之亲供。盖其意固自以为稼穑即穀，合并于土，以防人之议其后也。然穀可合并于土，金木水火又何以不可合并于土者！又上文“润下”、“炎上”等皆用“曰”字，且各就水火等之本体言之，而惟此乃改用“爰”字，且所言者又为所生之物。而下文“稼穑作甘”一语，则直以稼穑之味即土之味，于他四者亦不类，即此亦可想见其手忙脚乱、捉襟见肘之情形矣。至后文“五事”、“五纪”、“庶征”等，意皆隐隐然与五行相为呼应。而“八政”、“三德”、“五福”、“六极”、“卜五”、“占二”等数目字，意亦略同。后来汉儒之为《五行传》，直统而一之，可谓深合于作者之意矣。无如此公之文笔太劣，其稚谬处不惟周初不容有之，即在战国间亦属下下。核其品格，正与《明堂位》、《祭法》等相伯仲。盖此等荒谬无识之妄人，初不容其能有好文字也。今但即其首节言之。“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洪水岂堙而始有者，而谓汨陈之罪乃在鲧耶，“帝乃震怒！”此种无理之神话，即春秋间人亦不肯出口也。“帝乃震怒，不卑洪范九畴，彝伦攸。”“攸”即后来“所”字，“”谓打击也，此“攸”字当作何解？且若如所说，则唐虞前皆彝伦攸 时代矣。“鲧则殛死”，此“则”字何等奇妙！“禹乃嗣兴”，此“乃”字又何等稚嫩！“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全无理由。但因其为禹则锡之，天帝似不至如此愦愦然！但云天锡，初不言其若何锡法，致未将龙马负图，朱文绿字等妙文叙入，似此公尚有一隙之明。看他又用一个“乃”字，“彝伦攸叙”。必须再增此句，与上文始板板相对。似此等无理由、无事实、又冗溺、又空滑之荒诞离奇文字，二千年来竟无人能辨。世人竞言人类之智识为进化，窃不敢谓然也，实则近来惟人类之兽性智识为进化耳。

若《金縢》则纯为篇末“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一节而作，盖所以为《洪范》征应之实例，所谓“恒风若”、“恒寒若”、“恒雨若”及其反之者也。祷天求代其荒诞离奇，亦略与《洪范》相似。其文笔则尤酷近，其即出于一人之手无疑。如其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前既以多艺自雄，《论语》“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实其所本，然初不料其竟如此运用也。后对其先祖竟相为尔汝，且直以璧珪相要挟。村俚至此，宁不令人肠断！至其行文，惟知用平笔取一句反心对数两遍，尤其与《洪范》之“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卑洪范九畴，彝论攸。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论攸叙”无异。末段之“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及至出郊前记周公居东，并未言其归，王何以即出郭迎之？岂周公已私回至郭，王不许其入城，抑直迎至东都耶？然下又云二公命邦人筑禾，若周公自东回而后命之，则禾死久矣，宁非怪事！“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及《洪范》中之“稽疑”、“庶征”等，大抵皆同此一副笔墨。再细察之，即《甘誓》之“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又何尝不如是。故华特断定三篇乃一人所作，且皆为五行说伪造根据，不知先生之见以为何如也？

至《尧典》（《舜典》之二十八字，乃姚方兴伪撰，故仍认为与前一篇不另数）、《皋陶谟》（《益稷》亦不另数）、《禹贡》、《汤誓》四篇，以后此之《盘庚》，上虞罗氏以龟文校之，疑为《殷庚》，甚是。愚别有《商代迁都考》，兹不赘。《肜日》、《戡黎》、《微子》及周初诸作校之，其气味似反不及后来者之浑穆淳古。衡以事物进化之通例，诚有未合，故向亦疑其非真。然前三篇原本夏书，文字之能施诸记载，实自夏始。故后世所云黄炎等书皆呓语也（说详拙著《文字正变源流考》）。《汤誓》虽属诸商代，特其时仍与夏为近，其文字亦当不相远，此犹《盘庚》诸篇之与《大诰》、《康诰》，虽异代而文偏相似也。

近以中州出土之商代贞卜文字衡之，始恍然于由夏而至于商之中叶以前，其文字苟非代有移译，即在春秋时，当亦无人能识。东周人因不识禹鼎所造之铭词，而以为所象者乃神奸，即其证词也。愚别有《九鼎说》，以为九鼎今尚有一二流在民间，兹不赘。贞卜文字虽尚无特详之记载，然近人以周室钟鼎文字求之，乃截然不通。然则今人乃欲直接诵读夏商之间之文字，则其展卷之所得，惟有如王孙满之目皆神奸而已，此固情事所当然也。

最古之《尚书》，其传授皆出于后人之移译，则其文词之不类，初不足以为全体推翻之根据，有可断言。然其中尤必有不可缺之条件，彼伪作者固不容以藉口也。《尧典》、《皋陶谟》、《汤誓》气体虽稍薄，但其中实多含古义，如所用之语助词及形容词等，皆与后不同。又所习用之动词及名词，除今尚研究未得者外，凡所考得者，无一不深合古谊。此不谓梅赜之伪古文不足语，即彼五行家之伪今文，亦何从得梦想其一字。华之所以取消前说而不敢以菲薄视之者，概由此也。简单言之，如《汤誓》之“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华以古文读之，乃“舍我穑事，而征丐夏”即其一。盖汤之征夏适当农忙之际也。

然四篇之中，《禹贡》自当别论，以《禹贡》之文格尤大于古也。就中如璆铁、银镂、瑶琨筿荡、球琳琅、铅松怪石、砺砥、砮磬等，一切琐碎之词，即在春秋时亦多未有，更何有乎唐虞之际？故《禹贡》一篇较之余三篇尤为浅近。古书之伪，实当以此为首屈一指。特其间亦实有其不可磨灭者在，而不得与前云一切伪作同年而语者。盖天下无论何事，初不容以简单的推理遽行断定者也。《禹贡》之词旨虽浅近，然其所胪列之九州疆域及贡道，与夫写水导山之简晰正确，此种地理学上之明了观察，微特春秋以后人所不能了解，即在东迁左近，恐亦无人能了解及此。此固可以于后来各书之言地理者参考，对镜而纹知也。盖中国自战国以还，人类之智识，其堕落殆与禽兽相差无几。彼于家庭跬步之间，尚以为无益于人生之富贵利达而弃而不顾，更何有于天下九州之大耶？近今学者反群推战国为中国文化极盛时代，窃所不解。岂见仁见智，固当如是耶？故直谓《禹贡》为真夏书，固有所不可，而直谓《禹贡》为后人之所伪托，亦有所不能。以愚臆推之，《禹贡》在当时原有其书，不过文字代变，故移译亦经多次。每一移译中，便不免有若干之差误及增损。其移译之数，所以较其他夏书尤为频数者，以上古学者率以此篇为地理教科定本，人于此篇特别注意故也。此意不知当否？尤赖先生代为纠正之。

至其余之商周各书，虽概属真本，然其中不无微瑕，而有待于后人之考订者。盖尚在春秋前，原系古文，及战国间隶书盛行（隶书之兴在大篆后小篆前，故今书反较小篆于古为近），古文之学渐微，儒者遂逐渐以意译成今文。惟译者之程度太劣，故各篇中讹谬错乱之文字相望于册。韩昌黎尝苦其诘屈聱牙，弊半由此，正不独书之本质上有然也。今但即其最显著者言之，如“文王”、“文武”、“文考”、“文人”之多误为“宁王”、“宁武”、“宁考”、“宁人”；“遹省”之误为“逆相”；“契子”之误为“刻子”；《君奭》“害由观文王之德”之误为“割申劝宁王之德”；《顾命》之“执斧”误为“执钺”；而“执钺”又误为“执锐”；“俾爰齐侯吕攸”之误为“俾爰盘庚”；“弗由灵”之误为“弔由灵”；“诞告用壇”之误为“用亶”。（壇，古文本只作亶。但既已译今文矣，不得不援转注例，加之以“土”。）其如此类者，殆难更仆数。华随时研究，所得虽薄有记录，然心终认为，今日出世之古文尚不足以供校正此书之用。又华近数年来，意所专注者惟在三百篇，雅不欲分其功力于此，故至今尚未暇为有系统之整理。

要之，古经除三百篇外，厥惟此十数篇残阙不完之蠹简，为我中国四千年来之文化之所托命。一息尚存，誓当有以毕之。彼舍此而东涂西抹，以个人之主观强指为中国文化者，华之私心，窃不敢苟焉赞同也。

（录自吴秋辉《经说》附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