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驿传

所谓驿传,区分起来基本上乃由驿路与馆舍两个相连而相别的部分所组成。前者是以官道为主的交通“网线”,“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王维《陇西行》),便是其形象写照。馆舍是驿传系统的“网结”,作为驿路上的中继站供途中往来人员歇宿休憩。杜佑《通典》卷33乡官言“三十里置一驿。杜佑注: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是就馆驿的名称说的。而我们这里对馆驿的区分,则是着意于功能。《太平广记》收有这么一则文坛轶事:


刘禹锡赴姑苏,道过扬州。州师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女子)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司空)特令二乐妓侍寝。”《太平广记》卷273“刘禹锡”条。孟棨的《本事诗》对此记载稍有不同,事中司空为李绅。


这里说的“大醉而归驿”的驿,其实就是驿馆。至于刘禹锡醉中所赋的那首诗,便是司空见惯一典的出处:“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驿路与馆舍,仿佛一串不可分开的珍珠项链,一者是珠,一者是链,二者总是彼此相连,就像岑参《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一诗里所写道的:


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收。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


下面先谈驿路,再说馆舍。

说到唐代的驿传,让我们先来看两首隽永的小诗: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陆凯《赠范晔》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全唐诗》卷27杂曲歌辞。


这两首小诗一为南朝人所作,一为唐朝人所作。很显然,两首诗的意境一脉相通。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在诗的艺术,而在诗中历史画面的相似与相承。事实上,唐代的驿路交通正是从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如高适在《陈留郡上源新驿记》一文中对此所做的简要概括:


周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事,施于政者,盖有章焉。唐皇之兴,盛于古制,自京师四极,经启十道,道列于亭,亭实以驷,而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丰屋美食,供億是为,人迹所穷,帝命流洽,用之远者,莫若于斯矣。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3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细考起来,唐的驿政可上溯到西周时期的置邮传命制度。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记载,西周初年,姜太公在齐,欲对两位“贤士”行刑,周公听到消息后,立刻“乘传”前往齐国去劝阻。所谓“传”,即后世常说的“驿”。借用颜师古的解释:“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汉书·高帝纪下》颜师古注。周代担负传驿事务的,称行夫。他们在天子与诸侯之间,在各个邦国之间穿梭往返,传递各种官方信息,“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周礼·秋官·行夫》)。行夫传命分徒传与遽传,前者步行,后者乘车。《诗经·小雅·大东》篇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句,《孟子·公孙丑上》篇引孔子的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据此可知当时驿路之畅和遽传之迅。周人有“师行三十”的说法,意谓部队行军每天以三十里为程,故三十里又称一舍,舍有支帐露宿之意(“凡师,一宿为舍”《左传·庄公三年》。),退避三舍之说便由此而来。周人定制,后人因之。正因如此,历代多将两驿之间的距度定为三十里《管子·大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后汉书·舆服志》:“驿马三十里一置。”《旧唐书·职官志》:“凡三十里一驿。”,而传舍、客舍、馆舍等名称的由来也与此相关。

当然,对唐代驿制产生直接影响的还得首推魏晋南北朝驿制,二者的亲缘关系在前引两首小诗上得到传神的体现。南朝的驿传体制在秦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中较突出的一项就是南方兴起的水驿。水驿最早出现于孙吴时代,两晋以后日渐普及,日趋发达。当时江南地区的公文传递与官员赴任,大多经由水驿。另外,北方的驿路也四通八达,十分畅通。下面一则轶事,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驿传情形:


(陈)元达少有志操,(刘)渊尝招之,元达不答。及渊为汉王,或谓元达曰:“君其惧乎?”元达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过三、二日,驿书必至。”其暮,渊果征元达。《资治通鉴》卷85。


1972年,在嘉峪关的魏晋墓里,出土了一块画像砖。上面绘着一个驿使骑在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疾驰飞奔,生动地再现出当时的历史情景。东晋的蔡谟,在谈及后赵的驿传时说道:


大军未至,声息久闻。而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晋书》,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7册,2038页。


前秦苻坚建都长安后,在王猛的辅佐下,建立起一套更加严密规整的驿传体系:


自长安至于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9册,2895页。


当他听说西域有一位名叫鸠摩罗什的高僧时,下令大将吕光:“若获罗什,即驰驿送归。”所谓驰驿,是与乘驿相对而言的。如果把乘驿比作普快,那么驰驿就是特快;一者在普通情况下使用,一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北齐时规定,陆驿日行二百里。有一次,北周宣帝从长安到洛阳,“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册,2159页。另见《资治通鉴》卷113。

魏晋时代的这套完备发达的驿制,为隋朝所直接继承,而且继承得顺畅自然,天衣无缝。这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因为隋之取代北周本来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于是,公元580年当杨坚派心腹韦孝宽,前去接替北周元老重臣、时任相州总管尉迟迥的职务时,韦孝宽便很自然地利用北周的驿传系统,导演了一出小小的喜剧。当时,尉迟迥已知杨坚“将不利于(北周)帝室”,准备“举兵讨之”《资治通鉴》卷174。。韦孝宽行至中途,察觉形势不妙,赶忙打道回府。为防追兵,韦孝宽想出这么一条妙计:


每至亭驿,尽驱其传马而去,谓驿司曰:“蜀公(尉迟迥)将至,宜速具酒食。”(尉迟)迥寻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追者至驿,辄逢盛馔,又无马,遂迟留不进。孝宽与艺由是得免。同上。


隋唐之际,戎马倥偬。从杨坚称帝到杨广被弑,三十多年间兵革不息,烽火相连,内外战事此起彼伏。结果,驿传系统总是加班加点忙得不亦乐乎。翻开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乘驿驰传之类的字眼触目皆是:


(公元584年)吐谷浑复寇边,西方多被其害,命(贺娄)子幹讨之。驰驿至河西,发五州兵,入掠其国,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隋书》卷53。

(公元590年)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王韵)仍为长史。岁余,(王韵)驰驿入京,劳敝而卒,时年六十八。高祖甚伤惜之,谓秦王使者曰:“语尔王,我前令子相(王韵字子相)缓来,如何乃遣驰驿?杀我子相,岂不由汝也?”言甚凄怆。《隋书》卷62。

(公元590年)上(文帝)以(杨)素久劳于外,令驰传入朝。(杨)素以余贼未殄,恐为后患,复请行,遂乘传至会稽。《资治通鉴》卷177。

(公元602年)朝廷恐(蜀王杨)重生变,戊子,以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驰传代之。《资治通鉴》卷179。

…………


车辚辚,马啸啸,驿道上滚滚的烟尘惊扰得行人惶惶不安,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潮水般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地响过,为隋唐之际的大动荡平添许多喧嚷惶乱的声息。以至于天台宗创建人智,都不得不向曾驻江都的东南总管杨广上诉,“请求地方上两座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嘈杂的驿站交通的打扰”参见 [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116页。。智不知道这种打扰已经接近尾声了。隋朝的覆亡始于杨玄感的叛乱。在镇压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时,驿传作为朝廷的神经传导系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此后这一系统便随王朝的分崩离析而改换门庭。大业九年(613),当隋炀帝在高丽前线苦战之际,后方督运粮草的杨玄感举兵反隋,一时应者云集,天下竦动。炀帝慌忙派遣身边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武卫将军屈突通等驰传发兵,以讨玄感”《隋书》卷4。另《隋书》卷61《宇文述传》载:“会杨玄感作乱,帝召述班师,令驰驿赴河阳,发诸郡兵以讨玄感。”。当时率领水军正准备由东莱直趋平壤夹攻高丽的大将来护儿“闻玄感围东都,召诸将议旋军救之。……即日回军,令子(来)弘、(来)整驰驿奏闻”《资治通鉴》卷182。。正是在这一派兵慌马乱乘驿驰传声中,李唐王朝的身影开始从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