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李斯特经济学研究历史的回顾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研究状况

李斯特是作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流行学派的理论批判者的身份出现于经济学界的，这一身份决定了他的学说在其在世时缺乏信奉者。事实上，李斯特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得到外界的认可，尤其是德国国内的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认可。代表其最高理论成就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1841年出版，但这部传世之作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直至李斯特去世两年之后的1848年，在德国革命爆发的前夕，这一态势才有所改变。在德国国内，支持李斯特的人逐渐增多，德国的统一进程也按照李斯特的设想在逐步向前推进。在国外，约翰·穆勒在其经典著作，即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观点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正式把李斯特经济学引入流行学派之中，英语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于1856年在美国出版，法语版也早在1851年就已出版。李斯特去世后的十年算是李斯特经济学逐步为人们，尤其是为流行学派经济学家所了解的十年。

真正革命性的转变则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时期。在完成国家统一之后，俾斯麦真正开始践行李斯特的经济理论：一方面加强国内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则一改以往的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增加关税大力扶持年轻的德国工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随着保护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对李斯特经济学的关注也达到一个顶峰，这从《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在各国的不断出版就可探知一二。1877年和1883年在德国两次再版，到1878年，《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已经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一本书”（赫德森，1983），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Sergei J.Witte）在1889年写道：“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且此书还是俾斯麦的案头书。”新的英文版也于1885年在英国面世，瑞典在1888年、日本在1889年、俄罗斯在1891年都翻译出版了这一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成为除马克思的著作外，被各国翻译出版次数最多的一部德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随着俾斯麦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在1879年开始推行，德国工业在19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德国也从一个欠发达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经济状况的变化使得李斯特的保护主义思想不再完全适用于德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自19世纪末期开始，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化之后，践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大本营已从德国转移到了相对较为落后的俄国，从俾斯麦转移到了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当时的俄国与德国的关系，犹如李斯特时代的德国和英国的关系，谢尔盖·维特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于一些流行学派的经济学家把关注点集中在贸易保护方面，谢尔盖·维特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认识要更为深刻，他认为李斯特经济学的核心在于生产力理论，而非简单的贸易保护。因此，谢尔盖·维特的政策除了关税保护之外，还包括加强铁路和运河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办技术学校、对新办企业进行补贴等，总之一切都是围绕着俄国生产力的发展而展开的。

到了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在全世界的兴起，广大的落后国家都有着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奴役、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强烈愿望，而李斯特的民族主义经济学恰好为这些落后的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方。各国经济学家对李斯特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例如中国经济学家刘秉麟在1925年就首先在国内介绍了李斯特的经济思想，王开化在1927年正式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译为中文出版。在德国，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虽然践行李斯特思想的大本营转移到了俄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得德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这也再次激发了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掀起了其对李斯特经济学的新的研究热潮，十卷本的《李斯特选集》（Werke）也在20世纪20年代陆续出版。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又有人呼吁重新评价李斯特，出版他的全集，德国又进行了一场李斯特复兴运动。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研究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于那些仍然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来说，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努力完成工业化就成为各民族国家的首要发展目标，而李斯特经济学仍然是它们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指导理论。但是李斯特对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的建议，除了关税保护之外，还包括其他很多方面，比如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的法律制度、自由的政治制度、完善的基础设施等，而许多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往往并不具备这些条件，这正是许多这种国家的经济发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说明了人们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认识和研究存在严重的不足，事实上，这种不足在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之后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在研究李斯特经济学的学者当中，许多人关注的焦点仍然在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上，而这与穆勒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是对幼稚工业保护论，有些人也存在很多误解。例如利特尔（Little）等人把贸易保护仅仅视为使一般工业或特殊工业赚取更多利润的方法之一，而且保护政策不但没有鼓励出口，实际上反而阻碍了出口；科登（Corden）虽然认识到在李斯特的理论中，制造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体系具有正的外部效应，但他据此认为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是对整个制造业部门提供保护；巴拉沙（Balassa）则将幼稚工业保护论等同于进口替代战略，把后者的失败归结于前者在理论上的失败；克罗宁（Cronin）认为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不适用于小国家；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学者能够超越幼稚工业保护论，以生产力发展为切入点来更加全面地理解李斯特经济学，例如，哈达德（Haddad）认为李斯特经济学是一个动态的理论框架，技术进步被置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戈麦斯（Gomes）认为李斯特的观点的核心并非贸易保护，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保护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只不过是成功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小小代价；多西（Dosi）等认为李斯特经济学所涉及的东西要比单纯的幼稚工业保护论丰富得多，李斯特经济学的要义在于，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由它的资本积累程度、全球性的技术和学习能力、一系列的制度因素等综合决定；迪特·森哈斯也批评当今的许多学者对李斯特的理论知之甚少，最多只记得他的幼稚工业保护论，而他自己则将李斯特视为发展理论家、发展政策制定者和发展规划师的鼻祖；施密特（Schmidt）则把李斯特对现代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的主要贡献概括为国家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尽管上述学者对李斯特经济学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但我们仍然有必要针对经济学界，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对李斯特的误解进行一些澄清，以让人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李斯特经济学，同时也对李斯特经济学进行进一步的精炼与发展，以丰富人们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认识。